如佳繼續談玄學的話題︰「剛才說的，士族的私利性，使得他們需要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這是從宏觀上看，必將產生一種自由、放達的思想學說。但玄學的產生和發展還是要在微觀中探尋答案。」
「先看宏觀，找到事物發展產生的必然性和發展的方向；再看微觀，找尋其特點、特質。」王戎從心中贊道︰「你這套研究方法很妙啊！」
如佳沒有回應王戎的話，只是接著自己的話說下去。
如佳認為︰首先任何的思想都不是憑空而來的，都是對原有的思想的一種改進和發展。
西漢儒學的根基「天人合一」，不批自倒，由于儒學的無神論，使其沒有天賜之權，說服力不大。所以董仲舒為了更多的「說服」眾生，使儒學快速發展起來，在儒學中引入了兩個神學的概念。二十一世紀的人也很迷信，何況兩千年前的人，董仲舒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董仲舒引進兩個神學概念做儒學的根，就是「天人合一」和讖緯之學。讖緯之學就是假托神仙預言凶吉，這兩個學問早在戰國百家爭鳴的時候就出現了。
而漢儒的天人合一和我們今天說的天人合一，還是不同的。漢儒的天人合一很「神學」，他認為人的一言一行上天是知道的，行善有好報，行惡有厄運。
漢儒用這個說法來嚇唬皇帝和貴族們，多做好事，少做壞事。
「天人合一」成為漢儒學的根，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多做好事吧，以此衍生出孝、仁愛、正義等等。其實讖緯之學也是「天人合一」的衍生品，讖緯之學就是人們「偷窺」老天在想什麼，做什麼。
可是經過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常年的戰亂，皇帝（漢獻帝）沒做什麼壞事，卻成了屈辱的傀儡和亡國之君；大臣沒做什麼壞事，也橫遭殺掠；學習信奉儒學的人沒做什麼壞事，也慘遭天災*。「天人合一」之說已經是不批自倒，儒學沒落了，徹底衰落了。
當然長期的戰爭自身就打擊文化道德，你搶了弱者手中的饅頭，最少可以多活一天，你不去搶或許當天就要死。
而當曹魏建立之後，人們基本月兌離了戰爭的苦難，政治局勢趨于平靜，則思想控制應運而生。
鑒于天人合一的根本不批自倒，很多人就不認為「天」是神。王肅（司馬昭的老丈人）等將老莊之學中的「道」引入儒學。道，即自然萬物的自然規律，認為世間萬物萬事，包括人都有其自然發展的規律。天道無常，人只有努力適應，掌握生存技能方法。這還是一種「有為」的儒家思想。
王肅在《孔子家語》中編入自己的話，在回答「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人事可為」的問題時，就明確的指出「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並以歷史上的紂王為例，說明「無才無德」，迷信天命，終將毀滅。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天下不再有天命的天子，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皇帝是最適應天道而又最有德者居之。人也是靠適應這個世界，而又道德高尚才能高官顯貴。說的通俗一點，就是最有才有德的人做皇帝，再次的人做高官。這為士族統治奠定了理論依據，客觀上也確立了曹魏篡漢的合理性。曹魏合理了，司馬氏也就合理了。
王肅篡改孔子的話，在《孔子家語》中說︰「崇道貴德，聖人自來」，曹魏皇帝听了很受用。可是他卻沒想到，這也正是司馬氏篡魏的思想武器。其實，「崇道貴德，聖人自來」的原文是「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
可見人類的道德並非天生就有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理論。道德是用來規範人類心理和行為的思想工具。使人在思想和行為上更能推動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以及人類的繁榮。而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繁榮又反使絕大多數人受益。
道德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要適應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繁榮。道德理論因此要發展，必要時甚至要有所拋棄，像「夫為婦綱」的理論就要直接扔掉。
道德是人類文明的基礎。不要認為西方文明只是科技的文明，西方人可是要在每次晚餐前感恩上帝的賜與。
當然我認為宗教的道德理論過時了，用拿破侖最推崇的啟蒙者托馬斯•潘恩的說法︰「現在再說，人是上帝創造的，是對人智慧和常識的一個侮辱」。
今天我們的社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道理問題，並非人心不古，而是人們擺月兌了戰亂、饑餓。社會繁榮之後，道德問題突出出來，新的社會要有更先進的道德理論。
我們應該樂觀，任何一次道德理論的大發展，都是建立在盛世。
西漢確立儒學思想，晉朝的儒道相溶，使儒學成為無神論學說。隋唐儒學把研究方向從‘道’轉向‘德’；宋朝朱子理學；明朝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秦山學派；王夫之三人甚至發展出開放自由的思想。清朝進入儒學的鼎盛時代，但是清朝的閉關鎖國使其沒有沿著明朝開放的儒學發展，而是走了回頭路。清朝儒學在宋理學的基礎上畸形發展，將「存天理，去人欲」發展到劍走偏鋒，令人壓抑。
但是過分強調個人努力，一切都是個人努力得到的，就成了功利主義。其實王肅這個人就過分功利。
在司馬召殺掉曹魏皇帝曹髦後，王肅干脆把《孔子家語》中荀子的話「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直接改成「上失其道，其下殺之，理也。」
在他六十歲重病快死的時候，有人問他有什麼遺言，他竟說自己沒做到「三公」，怎麼能死，可是他還是死了。人本應該有「盡人事，听天命」的豁達思想。
王肅的理論在魏晉初期影響甚大，成為魏晉的官學，可是魏晉士族社會進入鼎盛時期，士人都‘學在家族’，沒幾個人去上官學。
「道」的思想引入儒學，並成為儒學的基礎，成為儒學的「根」，人們就自然的開始研究這「道」，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大自然的規律到底是什麼？
何晏說︰「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他認為「道」或「無」能夠創造一切，「無」是最根本的，「有」靠「無」才能存在，由此建立起「以無為本」，「貴無」而「賤有」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學說。何晏是曹操的義子，曹丕和後來的皇帝都很討厭他，曹丕對親兄弟還要下毒手，何況是義弟。何晏的玄學有自表心跡之嫌。
王弼以老子「有生于無」、「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為自己思辨的起點，極力發揮改造《老子》。他認為「無」就是老子所謂的「道」，說︰「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
王弼把宇宙的本根從老子的「道」，改造成了「無」。「無」處于王弼哲學的最高範疇，「道」、「玄」等則是對「無」從不同角度所取的稱謂。王弼的「無」，並不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空無」，相反是本質的「全有」。他對「無」所取的多種稱謂，反映了這個「混成無形」的「無」的豐富內涵。
在何晏、王弼的理論基礎上，奠定以研究「道」為核心的玄學理論基礎。王肅過分強調個人才德的、極端「有為」的儒學思想由此沒落。可是儒學自身並沒有沒落，魏晉南北朝大多數學者只是把玄學當成儒學思想的補充。
漢儒學理論基礎「天人合一」的不批自倒，使王肅引入「道」為根，意圖將儒學理論重建。到何晏、王弼等人對「道」的研究，產生了玄學。
如佳將這個意思說與王戎。王戎驚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前所未聞。當然了，二十一世紀也沒有人提出這個理論，人們不喜歡研究這一段令人傷懷的歷史。在小農思想意識下，重農仰商，也不可能理解這一時期的貴族的‘自由流’。
王戎沉思不語，劉琨也是玩味良久，如佳一看竟然冷了場，也就接著說玄學興起的第三個原因。
魏晉篡位立國，需要大臣們配合，最少要大臣們不干擾其所為。所以希望群臣膽小怕事，政治無為無欲，這奠定了魏晉思想意識形態中政治‘無為’的總基調。
這方面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曹操在處理許都失火事件的凶殘做法。建安二十三年元宵節，耿紀、韋晃等五位漢朝志士，對曹操自立魏王，驕奢yin逸、欺君罔上的暴行痛恨不已，決定利用元宵節發動政變、火燒許都，然天不滅曹，政變未果，被曹操殘酷鎮壓。當所有朝廷官員被押解到曹操面前時，曹操令在左右分設紅、白旗一面，聲稱政變當日許都大火之時，主動出門前去救火的人站到紅旗下，而閉門不出的官員站到白旗下；那些曾救火的人，還有雖然沒有前去救火，但自認為救火肯定是有功之臣的人都站到了紅旗下，結果有三分之二多的人都站到了紅旗下，結果如呢？
曹操一聲冷笑，命將站在紅旗下的三百多名官員全部綁縛到漳河邊砍頭，眾人一齊喊冤，曹操怒斥這些人︰「不是為了救火，而是為了助賊！」。而那些站在白旗下閉門不出、坐岸觀火的官員，反而幸免于難，並被重賞！
這就是無為被賞。這奠定了魏晉思想意識形態中政治‘無為’的總基調。
而士族的生活無憂，政治無為使得他們的人生理想轉變為追求長壽，道家的‘隱居避世，養性保壽’被士族崇尚。
王戎對如佳的這個說法深以為然，嘆道︰」竹林七子，個個才德出眾。他們荒誕不羈的行為後面，就是為了掩藏其內心的痛苦，他們在表達對司馬家的不滿。雖然我也被世人稱為竹林七賢之一，但當時我年少無知，銳意進取，並不能體會他們的心情。當年出游，嵇康見到我，竟說我的出現敗了他們的興致，多年之後，我才知其中含義。」
王戎看著如佳道︰「今天听你的高論，真是三生有幸，你的思想我听懂了︰從宏觀上講，士族壯大後，需要一個講究‘個人’的思想意識，在思想上為士族服務；微觀的看，道被引入儒學，取代天人感應。然後‘道’成為最尖端的研究對象。成為玄學的開端；另外，曹氏和司馬氏的皇權爭奪的現實奠定了士族政治無為的總基調，你說的真是大實話。」l3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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