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監獄里關押的犯人都是五花八門，絕大多數都是很聰明的人，很有才華的人，犯人幾乎是人人都有一份技術或手藝。像監獄的木工，手很巧，做出的木工活十分細膩、精致，干部的辦公用具都是他們做出來的，桌椅、櫃子板凳做的有模有樣。那個年代買不上娛樂工具，這些犯人就用木料的邊角料制作了撲克、麻將、軍棋、象棋供干部閑暇時娛樂。有的犯人犯罪前就是食品廠的面點師傅，他們做出來的點心、餅干之類的面食，比街上賣的還要好吃。有的犯人還是外語翻譯出身，能講一口流利的外國話。犯人醫生大部分是舊醫學院的高材生，他們看病的技術很高。有一個姓龔的眼科醫生，是國民黨的少將軍醫、醫學院高材生，看眼疾很有名，很多人經批準後都來找他看眼病，他給很多人醫治好了眼疾。犯人里還有水利專家、測量專家、建築專家等人才，凡是搞農田基本建設或是修渠蓄水，他們都會去搞設計。連那監獄、干部的住房都是犯人里的建築師給設計的，房屋蓋的很漂亮。犯人當中還有幾個「八級鉗工」、「七級鉗工」……他們只要看中誰口袋里的東西，不出幾分鐘那東西就會到了他們的手里。其中有一個犯人，由于掏包技術非常高超，犯人們授予了他「八級鉗工」的稱號。進了監獄，他的毛病也改不了，不偷點啥東西手就發癢，但偷了後他還會把東西還給別人。有個干部不信他的盜竊技術，讓他試一下。結果，沒出五分鐘，那個干部的香煙、錢包連同手表都到了他的手里。這些「鉗工」們，都是因盜竊罪被送進監獄的。犯人的能人里面，還有各種大師，就像八仙過海，能熟練的各顯其能。有一個開鎖大師，他手里只拿兩根小鐵條，就可輕易地打開任何鎖，開保險櫃就跟鬧著玩一樣。中隊干部、家屬的鑰匙丟了，打不開鎖，都會讓他去幫忙，沒有一把鎖能難住他。還有一些犯人屬于武林高手，什麼醉拳、長拳、猴拳、少林拳、八卦掌……打得非常好，刀槍劍戟沒有不會的。有一個姓羅的犯人，自稱是《說唐演義》中第七條好漢羅成的後人，精通槍法，打得一手好拳，熟悉硬氣功，功夫很好。他刑滿後，我曾跟著他學了一段時間的拳術，從此只要伸出拳頭，也能嚇唬住幾個人。
我還認識了一個姓宋的犯人，他的毛筆字寫得非常漂亮，凡是中隊需要寫東西時，干部就會把他帶到隊部來，我就認識了他。此人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中校軍餃，在解放戰爭時期潛伏在中?共解放區多年，1949年才被識破，被解放區解放軍判刑，解放後在監獄繼續服刑改造。他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台灣（據他說他最早在台灣軍統工作，在台灣找了個日本籍媳婦，後派他到解放區潛伏才回來，已經多年沒和家人通過信、見過面，在後面我還會寫到他），這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人很有禮貌，文化很高，他已失去自由多年，連人民幣都不認識，後來若干年後被特赦。
關在監獄里的這些犯人，在那個年代，基本生活還是不錯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飽喝足，就是沒了人身自由。他們最盼望的就是能夠收到親人的來信、收到一份包裹。有文化的犯人最渴望能多看些書籍、報刊，可那個年代除了有限的幾本政治書籍和一兩份報紙外，其他的根本看不到。
這些人好不容易盼到服滿刑期出了監獄了，但他們不能走，還得留下來。
那時候，犯了罪的人刑滿後是不準回原籍的，要繼續留下來勞動改造，叫做刑滿留場就業。這些人雖然刑期滿了，可是人身還是沒有多少自由。他們要集體編隊、編組生活在一起，住在由監獄改造成的大院里，由勞改干部統一管理，出入必須由干部批準。勞作之後，大院和19中隊的範圍內，是他們唯一的活動場所。作息時間非常嚴格，每天屬于他們自己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多小時，晚上七點至九點半的集體學習是他們的必修課，除了牆上沒有部隊看押和他們有了一份微薄的工資外，其它的待遇和犯人沒有什麼不同，這就是他們和犯人的區別。
這些刑滿釋放的，每年都有春訓、冬訓兩次專門教育訓練活動陪伴著他們。這些活動主要是組織他們學習、檢討和檢舉揭發各種違規語言、違規活動，要人人過關，搞得他們人人自危。對「問題」嚴重者，會采取開批斗會、禁閉（那時不叫禁閉，就是直接關起來）、干重體力活等嚴厲手段加以制裁。這些人最不願意被批斗，因為批斗時除了自己交代問題、別人發言檢舉揭發、批評幫助外，還會有一些改造積極的會對他們進行直接的肢體攻擊，讓這些人苦不堪言。活動開始後，這些人就會不寒而栗，意識只能隨著活動走。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就業職工」。
這些「就業職工」享有「探親假」，但享受假期必須要有「表現好、靠攏政府」和請假必歸的前提。如果請假不歸，干部就會換上警服、拿著手銬去把他抓回來。到那時，請假不歸者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輕則再也不能請假、挨批斗，重則會被戴上「壞分子」或其他帽子，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般表現好，請假能按時回來的就業職工，再請假就容易一些。相比之下，上海籍的就業職工要比其他省籍的就業職工請假更容易一些。這些上海籍就業職工的腦子很靈，他們每次去上海探親回來，都提著大包小包，里面裝滿了香煙、糖果等東西。
60年代，各種物資緊俏，什麼都是憑票供應。勞改農場地處偏僻、遙遠之處，可能是人們把這里遺忘了，像那些城市里供應的東西這里根本就沒有。農場產什麼就供應什麼，不會生產的就沒有供應的。這些就業職工回到上海後，就找親戚朋友們搜羅各種票證，購買一些香煙、糖果、布料和指甲刀、小剪刀、打火機及女人們戴的頭巾、圍巾、女孩子頭上扎的綢子、頭繩、發卡之類的小商品帶回來，然後加價賣給干部。那時上海造的東西質量均屬上乘級別，大家都很喜歡。這些就業職工給帶回來的東西加了價，來回的路費就掙回來了。我記得他們帶回來的煙有「海鷗」、「牡丹」、「中華」、「光榮」、「大前門」、「紅雙喜」、「群英」、「上海」、「鳳凰」、「飛馬」幾種牌子的，干部里的「煙鬼」見了這些牌子的煙都很興奮。他們給干部賣煙時，還會賣給干部一個「五星」牌打火機（從香港走私到內地的）。那是一款名牌打火機，防風，燃燒好，工藝很漂亮。最受小孩歡迎的是他們帶回來的大白兔女乃糖、什錦糖、酒心巧克力。那種巧克力里都裝有一點點酒，上面寫著「茅台」、「西鳳」……等名酒名字，很好吃，多吃幾塊也不會醉。女人和女孩們最喜歡那些布料、頭巾、圍巾和那些小商品。他們把東西帶回來了，一般大家都會去購買。
這些「就業職工」沒有政治權利，但他們的生活水平是當地牧民、農民不可比擬的。他們有工資，吃食堂，每月花十幾元生活費足夠了，還給他們配備了專門醫生（也是刑滿釋放的），看病不用花錢，基本上是生活無憂。但他們處的環境很危險，在語言、行動上稍有不慎，就有重新回到監獄的危險。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里，這些就業職工雖然出了監獄，但他們和監獄里的犯人一樣，還是專政對象，屬于「階級異己」的範疇。干部和他們的關系，是專政與被專政的關系，他們這些人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干部批評教育他們的時候，就像是長輩在教訓晚輩，他們要做出誠惶誠恐、非常安分、馴服老實的樣子去接受，就是挨罵也絕對不敢還口，沒了做人的尊嚴。這些就業職工見了干部，和干部說話，都是有一定規矩和要求的。我覺得他們見了干部，就像是電影上的奴隸見了奴隸主，就差跪下了。就是干部的孩子訓斥他們、讓他們去做什麼，他們也會洗耳恭听、規規矩矩地去做。在勞改農場，就業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們、孩子們是一群最無助的群體，處在社會最底層，沒有一點社會地位。就連孩子之間，干部的孩子是不會和就業職工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就像電影上描寫的，地主的孩子不和窮人的孩子一起玩耍一樣，屬于那種狀況。那時，上小學的孩子需要馬車接送，車上的座位都是干部子弟的，就業職工子弟大部分都是站著乘馬車，相當不公平。我很看不慣這種現象，覺得這不是文明社會，但又弄不清楚這是為什麼。
「就業職工」留場就業後，勞動強度絲毫沒有減弱。雖然他們從勞改到刑滿，已經完成了從其他行業轉變成為農業勞動者「莊稼漢」的歷程，但誰也不想再干重活、累活。聰明的就業職工就會通過進一步的認真改造、優秀的表現來引起干部的注意，最後達到調換工種的目的。
在就業職工的工種里，到食堂做飯，尤其是在干部灶做飯，看麥場、在馬號（馬廄）喂馬、打掃衛生、種菜看菜、木工、裁縫、理發、看門、養豬、趕馬車、當醫生護士是最好的工種，每個就業職工都想去做。但醫生護士、廚師、木工、裁縫、理發是技術活，必須找有技術的人去做，剩下的那些工種就成了就業職工們的競爭目標。在這些可以競爭「上崗」的工種里，最吸引人的就是趕馬車。那時候，19中隊沒有任何「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出門全靠馬和馬車。而中隊長和指導員才有專用馬匹，給他們配的馬匹就像現在給領導干部配的臥車一樣，級別不到是不給配的。馬車就相當于現在給大家配備的公交車，沒有它你就出不了門。如果就業職工能趕上馬車，那就交好運了。那時，19中隊沒有學校，隊上給上小學的學生專門制作了一輛箱式馬車。那車就跟現在的公交車一個樣，用木料做的車篷，車篷兩面裝著玻璃窗，里面安裝了幾排小座椅，中間生了個小火爐。一匹大轅馬、兩匹梢馬拉著，一天兩趟，專門到大隊部小學去送接學生。
大隊部比19中隊規模大一些，它是這個荒原上最繁華的地方。19中隊需要的很多物資都要從那里購買，那里商店的東西也比19中隊的多。19中隊離大隊八公里，想去那兒買東西的就業職工去時就想搭車。為了坐車，就免不了給趕車的敬敬煙、說幾句好話。他不同意，那些就業職工就只能走著去。
19中隊還有幾輛更大一些的馬車，每輛車都是一匹轅馬、三匹梢馬拉著，跑起來飛快，那是專門跑長途、去農場場部的馬車。
場部對整個農場來說，是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大隊、中隊都需要從那里拉回更多的物資，還要去那里接送出差的干部，接送上初中的學生，這樣就離不開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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