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張雷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干活為女兒們積攢錢。國家教育政策己經起了變化，他也沒在意。
當听說政策有變化時他才嚇了一跳，1985年，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他想︰中國是九億農民的大國，年收入才千把元左右人民幣，收費這項不會攤到農民頭上。但從此後，他一方面跟蹤黨在教育上的政策變化，另一方面信心十足地準備女兒們上大學。
1994年，國家進行大學收費試點。
1995年，大學收費與不收費雙軌並行外，教育制度仍沒什麼大的變化。
這時的張雷仍對大學向農民收費認識和思想準備不足，但是，由于大學收費之風傳染給中學甚至小學，整個教育戰線亂收費此起彼伏，他盤點了這些年的積蓄，他有些緊張了，教育亂收費，將他多年積累起來的幾萬元資金已經吞噬得所剩無幾了。
三個女兒的學習成績讓他吃驚，也讓他擔心、緊張、惶恐起來。萬一大學也向農民收學費，他的女兒們還能上大學嗎？他那種曾經大學免收學費的樂觀精神已經開始消失。
1996年大學試行收費與不收費並軌試行收費。
1997年大學實行全面收費制度。
1997年大學全面收費制度後，僅光收學費就2000多元，不含生活費。
正在這時，也是他三個女兒面臨高考的時候，他想讓國家免費幫他培養大學生的夢想破滅。他種地年收入才兩千多元，還不夠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還不包括生活費等開支。他還有五口人吃飯怎麼辦？。
看三個女兒，其有一兩個女兒考上大學，甚至是都考上大學，他用什麼錢來付這高額學費？他感到女兒們生不逢時，趕上了中國教育制度改革，學校，尤其是大學要由免收學費，改為收學費、而且是收高額學費的制度。
從此，他的心情開始沉重起來。他認為大學收費，而且是高收費，等于大學校的校門，又將農民子弟關在門外了。
快臨近高考時，徐婧問張雷還有多少積蓄？張雷很愧疚地說︰「高中三年，錢花的太猛了，比前9年總和還多幾倍，這都是教育亂收費造成的。哪里還有什麼錢喲！」
妻子看丈夫語言沉重、悲觀，她說︰「是呀，以前這些錢不花也不行，再說三個女兒不會都考上，錢不夠，我們還可以繼續掙，不要有壓力好嗎？張雷。」
她頓了一下︰「錢的問題，不要讓女兒們知道了，給孩子增加考試壓力。」
徐婧是這樣安慰張雷，但她自已比誰都緊張，因為她預計三個女兒很有可能都考上大學。她教育了他們18年，她的心中有數。
1997年高考進入倒計時了，高考時間快到了，徐婧千方百計營造寬松、平靜的氣氛，為女兒解壓。
臨考那一天，女兒們是摩拳擦掌，精神抖擻地走進了考場，徐婧與張雷和別的家長一樣，在考場外等候女兒們考試出來，問考試後的自我感覺。
一個多小時後，考試的學生陸續走出考場，第6名後，三個女兒幾乎是同時笑容滿面走出考場，撲向她們的父母。
「你們仨考的怎麼樣？」父親微笑地問。
「自我感覺良好。」三個女兒幾乎是異口同聲。
三天高考時間過去了，孩子們都是自我感覺良好。但是，做父母的估計︰至少有一個能考上，預測可能是老三。一家五口，除張雷思想沉重些外，都呈現興高采烈狀態。
張雷為什麼心情沉重？不要說他曾與徐婧打過賭，就憑他做父親的責任角度，他對孩子們上學的費用要承擔責任。因此，他心情沉重很自然。
徐婧看出張雷的壓力，晚上睡覺時，她依偎在丈夫懷里︰「你有壓力？」
「有點。」
「充其量，能考上一個，如果考上一個，我們倆是可以供她上大學的，不要有什麼壓力，好嗎？」
張雷撫模著妻子的臉頰︰「我知道。」
兩個人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