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玉封平剛夫人，範增這邊被燕王任為亞卿，太子門下都是喜氣洋洋，連續歡飲數日。
範增既為亞卿，自然不能再待在太子門下，故而燕王賜了範增一所大宅，就在宮外不遠，和太傅鞠武府邸相比鄰。
範增的家眷，早就來到了燕國，姬丹怕範增無人可用，遂自太子門下撥了五十僮僕和二十個女侍，送給範增使用。
範增新官上任，跟著鞠武熟悉政務，倒是忙碌的很，姬丹這里，匯合門下眾人，集眾人所長，參各國之用，詳細商議逐項變法之道，以便繕寫成文交給範增以備使用。
這爭論最大的，就是重農耕還是農耕和工商並重的問題。
重農耕有重農耕的道理，所謂民以食為天，吃飽飯，是每個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國家要富強，基礎就是必須能拿的出足夠的食物來供給百姓和軍隊。沒有那一個諸侯，在百姓和軍隊都餓著肚子的時候，還能稱雄于天下的。
國家的糧食，不會從天而降，只能是靠庶民經過艱苦的勞作，一粒一粒的從地里收上來。庶民的耕作，就是為國家效力的過程，因此國家為了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鼓勵農耕，多一人耕作，國家就多一份產出，少一人耕作，國家不但是少了一份糧食產出，還多一個人吃飯對糧食的消耗，因此，大多數賓客建議，以農耕為本，以工商為末，重本抑末。以求發展。
這種政策的優越性，還有一個最好的例證，那就是秦國，自從商君在秦變法以來，雖然後來商君慘死，但秦國歷代君主，均奉耕戰為國策，百余年來，已經雄強于諸侯。可見重農耕，絕對是強國之本。
但也有人反對，道是農耕雖為國家根基，但工商也不可偏廢，無農不穩，無商則不富，農家耕作紡織，也需互通有無，比如食鹽，家家非用不可，如果沒有商販，長途販運，則百姓如何得以食用？況農戶耕作，鐮、鋤、穭之類，非工無以制造，非商無處可買，可見工商之徒，也是國家必須，決不可強行抑制。
況且當初商君變法之時，秦人所居，不過是關中一隅，一心農耕，足以快速積累國力，但如今秦人縱跨十余郡，川中巴蜀，上地太原，出產各有不同，工商之類雖然為人所輕，國家亦常以罪人視之，但畢竟也是蓬勃而起，可見強行抑制並無大效，我大燕，南自趙齊，東至遼東，或有游牧之畜，或有魚鹽之利，或有耕種之豐，正可擅用商賈，以通有無，何必效秦之故智。
提倡重視農耕之人，也承認商賈交流有無，實屬必要，但對于工商與農耕並重，仍是不同意，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國中庶民百姓，唯農耕最苦，一丁日夜耕作，不過數十畝，養數口之家，風調雨順之時，不過溫飽，一旦有災，全家衣食無著。好不容易農閑，又需參加勞役。而商賈之人，往來販賣，低進高出，轉瞬就是一倍乃至數倍之利，所或之豐遠在農人之上。重農抑末，尚且人人思棄農而為商賈，何況二者並重？
二者並重，即是輕農，國家之基，必然不穩。
賓客之中，爭執很激烈，做主的姬丹很頭痛。
關于中國重農之策的利弊，歷代多有論述，都認為民以食為天，農耕乃是國家的根基，故而自秦以下兩千多年，各朝各代，都是以農立國，每當一個王朝穩定下來，最先執行的就是重農之策，也往往通過農業的恢復，快速到達王朝的繁榮和穩定。
重農之策，並非只是一句話而已，而是伴隨著土地分配的調整和開墾的進行，以秦國為例，重農，首先是授田制的實行，通過授田，使得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成為社會的主體經濟力量，而這一主體力量的強弱，又成為社會穩定與否的決定力量。
作為小農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的家庭，不但是一個生產單位，更成為社會的組成單位，賦稅的征集，兵役的征集，都是依附在重農之後所配屬的戶籍制度上。
在經歷一個動亂的年代之後，往往由于人口的減少，大地主等上層階級的衰敗，為新的帝國和王朝進行土地的再次分配創造了條件。在這個分配中，土地的富裕和相對的平均，進而創造了更多的小農經濟的產生，進而快速的達到產出的相對富足和整個社會供應的增加。而讓整個帝國進入一個繁榮期。
比如漢帝國建立之後，在高祖劉邦削平異姓諸侯之後，文帝、景帝行黃老之道，減少兵役勞役的征集，使得農業快速恢復，糧食生產達到了極大的豐富，根據測算，在漢代初期，人均糧食的供應水平遠超過現代一倍以上，文景之治的最大的標志，就是倉儲豐滿，竟然導致了由于儲存的時間太久，糧食腐爛在倉，穿錢的繩子爛掉，錢拎不起來的現象。
再如著名的貞觀之治，也是在大唐帝國實行均田制、府兵制之後，短短十幾年間，農業極大規模的恢復，物產豐盈，竟然到了每斗米不過三四錢的地步。全國數千萬人口，一年的死刑犯人不過才二十九人。
但是，重農政策的另一面，則是在中國的百姓當中，隨著重農觀念傳導，土地被當做了最根本的資產，追求土地的增加，成為社會各階層都孜孜不舍的目標，每次帝國的繁榮，經濟的發展，都是不斷促進著土地兼並的進行。而隨著土地兼並的不斷發展，土地資源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原本構成社會經濟主題的小農經濟也不斷遭到破壞，導致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得社會政治、力量的結構的破壞。進而讓帝國開始進入惡性循環，走向衰敗。
比如大唐朝，正是隨著經濟的極大繁榮，人口的不斷增加，均田制和府兵制漸漸敗壞，導致了募兵制的盛行，而募兵制士兵的長期服役和私兵化，才使得安祿山之亂有了條件。進而瓦解了唐帝國興盛的根基。
可以說，在中國的歷代帝國中，重農思想下形成的小農經濟，一直是帝國存在和興盛的基礎。恰如現今的西方社會當中，佔據社會構成的主題中產階級才是社會穩定的根本力量。沒有一個龐大富裕的中產階級，單是位居社會兩頭的無產和資產階級，社會一定是一個不斷動蕩，無法穩定的社會。
正是不斷重建的小農經濟的存在，使得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不斷摧毀和重建的動態穩定當中，在後世，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這持續兩千年不變的重農思想的不斷鞏固和執行，才使得中國的經濟，始終是在一個基本的水平面上不斷的重復。而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快速進入商品和資本社會。
而這一點，恰恰在封建社會的中期，產生了一個例外，那就是富裕的宋朝。宋帝國的誕生，是建立在篡權和征伐的基礎上的。故而在歷朝歷代，這是唯一一個沒有建立田法的朝代，也就是沒有主動進行土地調整的時代，正是在宋代，產生了最強大的內外貿易，使得商品經濟得到了一個巨大的發展。
而正是在這個時代，中原帝國處于了相對最虛弱的地位，先是不斷受到遼、夏兩國的敲打，然後又先滅于金，後滅于蒙元。
門下賓客的爭論，各有各的道理，而後世的記憶的例證和各種觀點，更是讓姬丹拿不定主意。
這不僅僅是一個農業政策的選擇問題，這是一個如何選擇帝國根基和社會根基的問題。
門下賓客看到的是現在，但姬丹自己，則是希望能為一個千年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帝國打下一個良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基礎。作為一個來自于後世，站在兩千年哲人、先賢肩膀上的後來者，自己要做的，不僅是能與古人比肩，而是要更強才對，否則也就枉費了老天給了自己這樣一個穿越的機會。
但是長遠也是建立在現在的基礎上的，沒有現在，再美好的未來都是空中樓閣，自己必須在現在和未來之間，找到那一個最佳的點以兼顧現在和將來。
那這個點在哪里呢？
以農為本？重本抑末？
農不可不重，不重農則國無根基。可是為什麼要抑末呢？不抑末不行麼？
自己在諸侯爭雄的道路上，不也是想先外後內麼？不也是想在大勢面前，另闢蹊徑麼？
在歷史上，好像真正的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執行的就是一個重農不輕商政策。而正是有了唐太宗的奠基引領之下，大唐才能國富兵強，民豐物阜，向外連續百余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疆土極度擴張，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使大漢民族成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中央帝國也成為了整個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典範。
或許以農立國，以商富國，農商兼容並舉才是一個更好更完美的道路！
本章是不是有些枯燥呀？呵呵呵，沒辦法，不枯燥沒法說明問題，收藏吧，以後就不枯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