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概括說起來，分稅制的改革就是三條的主要內容︰
重整稅收結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種（如產品稅），代之以較符合市場化改革的稅種，例如征收增值稅和規範消費稅；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享稅，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財源；為了保護個省市（特別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設計了一套稅收返還制度。
而分稅的大致作法也極是簡單，不過是幾種做法︰按稅種劃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財力實施宏觀調控；中央和地方分設稅務機構，分別征稅；有一套科學、完整的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支付制度。
當然，國稅地稅分家，一個稅務機關分成兩個，那些東西說起來極是簡單，做起來卻是極為的困難的，要不，前世的時候國稅和地稅也不會扯皮的不可開交。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國稅與地稅鬧的最凶的時候，國稅曾經請動公安機關直接抓捕了在地稅局門前要去交稅的地產商來威脅其他的地產商到國稅局納稅。
所以說，東陵市想要做好這個試點，也不容易，蘇慕儒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唐昱一邊吧以前自己整理的一些東西和注意事項拿給蘇慕儒和唐天鴻看，一邊拿著那份紅頭文件在紙張上邊寫寫畫畫，蘇慕儒看著唐昱之前整理的那些東西，暗暗點頭，知道唐昱在這上邊花了一番的功夫，奇怪的開口問道，「小昱，你什麼時候開始搞這些東西？你怎麼知道我們會用到？」
唐昱笑了笑，「之前可不知道你們會用到那份東西的，我是在上次幫干爸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查了些資料的，後來到香榭苑的時候和沈伯伯談起這件事兒，沈伯伯也很干興趣，我就托他幫我收集了一些資料，順便整理出了這些東西。」
唐天鴻和蘇慕儒這才明白，原來手中的這份東西是給沈睿鴻準備的。
湊頭過去，卻見唐昱在紙張上邊寫寫畫畫的，竟然是把那份文件之中關于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概括了四方面，蘇慕儒大致看了兩眼，只看那四個方面的標題就知道，出入不大，倒是越發的感慨這小子的政治敏感性。
說來，分稅制也就是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個是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的劃分，中央和地方之間財力分配，要以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為原則。
第二個是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劃分。根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按照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入。
第三個是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的確定。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數額以1993年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實際收入以及稅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劃分情況，核定1993年中央從地方淨上劃的收入數額，即消費稅＋75％的增值稅一中央下劃收入，並以此作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基數。從1994年開始，稅收返還數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每增長1％，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
第四個則是對原包干體制有關事項的處理。實行分稅制以後，原體制分配格局暫時不變，過渡一段時間後，再逐步規範化。
這些東西與前世的時候大體沒有出入，基本還是遵循前世的發展趨勢，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不過仔細的說來，唐昱對國內93年94年伊始的分稅制的改革，其實是沒有多高的評價的，他寫那篇文章，更多的是為了蘇慕儒和唐天鴻的前途而適當的適應一下形勢，並不是很贊同這個改革。當然，或許從他的角度看有些片面了，畢竟，那次改革是切切實實的幫助中央解決了財政問題，不過卻也由此衍生出另外的一系列的問題。
朱延山副總理曾經說過，「這是一個長治久安的基礎，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這句話的準確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稅制的作用。不過，同樣也不能掩飾分稅制的弊端。
在以「分類指導」方式逐步構建省以下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在唐昱看來，或者說在2000年之後的很大一部分經濟學家看來，只能說是國內經濟發展政治改革的某個特殊時期的一種必然選擇，或者說是一種過渡性的選擇，而不能說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為什麼市場經濟的財政體制必須要搞分稅制？對此社會上和經濟學界早已有許多的討論。
簡而言之，財政體制如要適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必須處理好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兩大基本經濟關系，除了分稅制之外，別無它途。
不過，唐昱也還記得，在2000後，過于分稅制爭論的言論也逐漸的出現在報紙和論壇上邊，大量的專業人士都發表過評論，
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收入偏低狀況得到明顯改善，但許多地方也出現了縣鄉財政困難的問題。唐昱記得，當年他在社科院充電的時候看到過的一份報表性質的東西顯示了一份觸目驚心的數據，數據顯示，2002年，全國鄉鎮財政淨債務1770億元，鄉鎮財政平均淨負債400萬元，村平均淨負債20萬元。全國65%的鄉村有負債，其中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負債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鄉鎮都有負債，湖南全省2000多個鄉鎮中的負債率達到88.2%，湖北鄉級負債面在95%以上，村級負債面也在90%以上，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
這顯然就是分稅制造成的弊端，而當時面對縣鄉財政困難也產生了兩種意見，其中的一種意見認為，分稅制只適于中央和省級之間，省以下不宜搞分稅制，主張區分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後者不搞分稅制。
事實上，唐昱對于分稅制真正詬病的不在此處，而是詬病由分稅制衍生出來的「跑步前進」「跑部錢進」這麼個詞兒。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有一份數據顯示，國內每年超過200億元的資金用來「跑步錢進」，這個問題，這個數字，免不了讓人觸目驚心，而那所謂的跑部錢進，就是分稅制之後才有的事情。
因為分稅制改革之後，大權和大錢都在北京，要錢要官都得去。正如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指出的︰「有的駐京辦目的就是跑‘部’‘錢’進。」「跑是一個足字旁，還有一個包，要帶包去跑。」這個「包」是個「通天袋」，里面內容豐富，應有盡有。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一本叫做《了望》的雜志就指出過，各地駐京辦每年用在疏通關系上的「灰色經費」在200億元以上。中央轉移支付的欠透明狀態，成了各地駐京辦「跑部錢進」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駐京機構的迅猛增長，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權的歷史演變。唐昱的腦子里邊有這樣一組數據，到1991年，北京還只有不到兩百個市級以上的駐京辦。此後，駐京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據粗略統計，現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級以上辦事處，還有超過五百家市級和超過五千家縣級辦事處。如果加上各種協會、企業和大學的聯絡處，各種駐京機構超過1萬家。
顯然，這些駐京辦都是為了所謂的跑部錢進才出現得。
唐昱倒是還記得前世有這麼一件滑稽的事兒，網上有一部當紅小說叫做《駐京辦主任》的書出了名，里邊描述了大量駐京辦的事情，最後大量的市縣兩級駐京辦在北京撤銷。
分稅制的第二個為唐昱所詬病的問題就是房地產上邊的問題。
1994年分稅制給地方政府留了一個借地生財的口子土地出讓金歸地方政府，因此給持續高熱的房地產市場和不受制約的征地和拆遷運動埋下了伏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土地出讓已佔地方財政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這種制度下，地方政府通過征地，以幾萬元每畝的低價，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拿走，轉手通過拍賣等方式出讓，地價上升幾十、幾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財力得以增強，官員的尋租也由此進入瘋狂狀態尋租成本佔房地產總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遷中，民眾的利益同樣得不到保障。在此過程中，民眾受到了補償費低、房價高和無住房社會保障的三重剝奪。
可以這麼說，唐昱前世的時候的房價只所以那麼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稅制改革引起的，這才是唐昱最為詬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