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章一些變化（2)
西北確實表現了誠意，在綏遠不再咄咄逼人，明顯減輕了對奉軍的壓力，而且對奉軍進駐河南一事，也表現出理解，並沒有將亂成一團的河南視作禁臠。不過，這誠意也是相對的，西北有自己的意圖，也有自己的底線，這一點直到後來，張作霖才有所體會。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五萬奉軍入豫，進駐彰德，隨後便由京漢、隴海兩路向鄭州進發，其聲稱入豫非為奪豫，而是要南下與**軍交戰。奉軍將領一致主張不理吳佩孚態度，其前鋒于二月中旬在鄭州黃河南岸實行渡河。
雖然吳安平並未發難，但吳佩孚南北兩面受敵，只能坐困鄭州。他的部屬也不和他同心同德，豫中方面，郭振才通電歡迎奉軍，宋振檀已受奉軍委命，寇英杰早與張宗昌勾搭，只有豫南田維勤和魏益三還在他。所以，奉軍入豫其實只要全力對付豫南即可。
靳雲鶚是反奉的，因此才被吳佩孚免職，現在奉軍正式對河南下手，因利害相關，他就由雞公山跑到鄭州去見吳佩孚，請求組織保豫軍以打退奉軍。吳佩孚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雲之輩，正因此才深恨馮玉祥，他與張作霖雖是利害結合，可已經拜了把兄弟，因此抱著「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的態度，認為張作霖不夠朋友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夠朋友。
吳佩孚隨便靳雲鶚自己去打，但強調不能拿他的招牌扯旗。靳雲鶚回到郾城組織了保豫軍，自任總司令，隨後魏益三通電響應。奉軍既然撕破臉皮要進兵河南，自然不會留情。這樣一來，河南倒先爆發了北洋的內戰。
奉軍三路出動，因渡河不易，遂先以主力由東路繞道進攻中平。三月上旬，因見解放軍無意插手為難，張作霖一面令張學良、韓麟春在河南指揮急進，一面將先前由吉林、黑龍江調來防備解放軍的奉軍調動，以擔任後防。三路奉軍同時進發，十五號就包圍了鄭州。
這中間有些趣事。
奉軍先前用兵一向不注意民間疾苦，因此被各地民眾視為虎狼。北方人對奉軍的印象是兩句話︰「媽拉巴子是免票，後腦勺子是護照。」，形容奉軍坐車看戲不買票還要罵媽拉巴子，而據說東北人後腦勺與一般人不同，所以可當護照，來去通行無阻。但此次奉軍入豫大改前態，雇用民船人夫給錢痛快，沿途又嚴禁兵士需索及佔住民房。
這樣一來，河南百姓觀感一新，也樂意為其服務。這主要出自張學良的提議，由于**軍北伐一路秋毫無犯，而解放軍又大力推動為人民服務，奉軍既然想與**軍一較短長，想與解放軍爭雄北方，就不得不順從民意。不能不說，這是吳安平絕對沒想到的一個變化。
鄭州被圍，吳佩孚進退維谷。閻錫山正拼命想增加實力，以與解放軍抗衡，便在這時給吳佩孚發電報，歡迎其入晉。但吳佩孚卻不肯接受，他便揮淚離開鄭州退往豫西，並在臨行前下令，為奉軍讓出了京漢路。而此時，保豫軍和奉軍已打過一場惡戰，靳雲鶚手下第一勇將高汝桐乘坐鐵甲車去搶奉軍的鐵甲車，結果兩車相撞，高汝桐的身體變成了一堆肉醬。
吳佩孚從鄭州移駐豫西鞏縣，以為跳出戰爭漩渦，不料張作霖對吳安平依舊不放心，要朝豫西發展以作防備，于是又向吳佩孚提出讓防要求。張學良請吳佩孚移居鄭州，願以老伯之禮相持，吳佩孚自然不肯去自投羅網，但經不住奉軍奪防，本想退往南陽，這時「恰好」收到蔣百里的電報，略作考慮轉而向西，經洛陽一路退到了新安。
奉軍繼續向西，沿途將吳佩孚的軍隊紛紛繳械，攻佔洛陽後，又陳兵新安，向將戰線一直向西推進到陝豫邊界。但這時，解放軍的戰機編隊突然出現，在奉軍頭頂不住盤旋威懾。奉軍也有飛機、坦克、重炮，張學良雖不願與解放軍發生沖突，但到底年輕氣盛，既沒有與解放軍交過手，便想做下嘗試，于是調來十余家飛機，試圖驅趕解放軍的戰機編隊。
吳安平派戰機編隊進入河南，本來就不是打著息事寧人的主意，解放軍飛行員早得到叮囑，這時見奉軍飛機「主動挑釁」，遂將前鋒戰機的性能完全展開，對其「被動還擊」。結果自不用說，奉軍的飛機雖都是買自歐洲各國，性能較蘇式R-1偵察轟炸機要好，但飛行員卻缺乏經驗，十分鐘不到，就有五架奉軍飛機冒著濃煙栽入黃河，另有兩架墜毀在灘地。
由于奉軍架起機槍對空掃射，解放軍飛行員雖不敢再低空盤旋，卻輪番對奉軍陣地進行了轟炸。奉軍由于以前的經驗，料不到前鋒戰機的轟炸，與民國其他軍閥部隊飛機的轟炸大有不同，猝不及防，傷亡慘重。雖然吳安平事先交代不要轟炸奉軍的指揮所，但因張學良靠近觀戰，也被弄了個灰頭土臉，差點小命難保。
轟炸過後，解放軍戰機編隊遂回返西安。張學良還未拿定主意，是否要再進攻新安，不料這時解放軍另一隊戰機又蒞臨新安上空，同樣在奉軍陣地上空盤旋不休。張學良既心疼剛損失的幾架飛機，又對解放軍的轟炸心有余悸，便命奉軍暫停攻擊，轉身回指揮所將這一情況通報了在北京的張作霖。
張作霖因在西峰派有聯絡人，便發電報向吳安平詢問此舉何意，吳安平這時卻沒在西峰，不過蔣百里看過電報，便將吳安平早擬好的回電，讓奉軍聯絡人發回了北京。張作霖接到電報，見內容大致的意思是「奉軍倍加小心，解放軍同樣不敢大意」，遂無奈向張學良下令，命其將豫西留作與解放軍的軍事緩沖區，而將奉軍攻勢轉向豫南。
新安城前的事吳佩孚都看在眼里，他確實有些感嘆。其實這時他已認敗，不然也不會一退再退，雖然這是因無法再聚攏實力使然，但無奈的妥協也是妥協，一連串的失敗已使這位曾意氣風發群雄俯首的玉帥，變得灰心喪氣起來。南陽還有忠于他的部隊，但他自知其無法對抗**軍和奉軍的夾擊，遂通電張作霖，要把南陽讓出，要求將于學忠的部隊拉到新安、澠池一帶，卻沒料于學忠這時已與張作霖有所聯絡，此事自然作罷。
就這樣，本無法再支撐的吳佩孚竟然在豫西安定下來，而透過奉軍攻豫，張作霖也明白了吳安平當前的底線在那里，遂全力調集奉軍全力南下，單單讓開了豫西。原來的歷史上，**軍本會與西北軍在河南會師，但西北軍現在已瓦解，只有湖南的**軍在豫南獨立支撐戰局，一時間壓力驟增，不得不轉攻為守，以應付接下來北洋的反攻。
這種變化許多人都看在眼里，關心北伐進展的人，自然明白知道接下來的戰斗將異常凶險，戰敗的可能性很大，而要改變這種危局，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拉吳安平北伐，所以原本許多不想與西北妥協或分享權力的人，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是否應該和西北展開談判。但國民政府這邊的爛事一籮筐，正處于混亂狀態，這件事就此拖延下來。
只有共產黨對此念念不忘，雖已處危機之中，仍一意要維持局面，將北伐進行到底。所以國民黨雖不願接受西北這樣更具威脅的勢力加入國民政府，但共產黨卻試圖說服吳安平放棄仇蘇，加入北伐，並聯手遏制越來越囂張的國民黨右派。國民黨內的**左派，對此也是樂觀其成，畢竟聯合政府、多黨協作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
北方局勢如此，對**軍有些不利，但在南方，**軍卻高歌猛進。雖在孫傳芳軍隊的交戰中互有勝敗，但只是稍有反復而已，孫傳芳這時差不多已是和吳佩孚當初一樣的悲慘。
**軍攻入浙江，先是在浙東贏得輝煌勝利，繼而在二月中旬，又陸續攻佔杭州、蕭山、臨安、余杭及杭州，兵鋒所向，孫傳芳的軍隊竟不能稍擋。同時，何應欽也率部由閩北出發，經延平、建甌、浦城越仙霞嶺入浙，與白崇禧在杭州順利會師。
此時，孫傳芳的局面已經惡劣到無以復加。
其駐滬李寶章部，已向**軍輸誠，同意將上海及滬、杭一線陣地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魯軍；而駐滬海軍也已改樹**軍旗幟，其陸戰隊已在上海登陸；這時的上海，在中共的領導下，工人正舉行大規模罷工；另外，皖南孫軍也已投誠**軍，安徽剩余孫軍風聲鶴唳，隨時都有可能倒戈。
但是，孫傳芳並未死心，仍欲保有江蘇，以圖反攻。**軍為及早消滅孫傳芳殘部，避免在張宗昌的陸軍到達後，兩面受敵，遂加快向蘇、滬進軍，陸續攻佔溧陽、松江、吳江、蘇州等地，將孫軍一路擊潰，迫近了上海外郊。列強曾試圖阻撓，但**軍以硬對硬，終于使其屈服。**軍隨進駐上海，並隨後在閘北圍殲了直魯聯軍第八軍。
平定淞滬之後，**軍即由浙西和長江兩岸向下游推進，除在當涂打了一仗外，一路勢如破竹，全無抗手。至三月中旬，已將孫軍殘余和直隸軍主力趕到江北，而江左**軍則向皖中挺進，壓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區，逐漸形成了會攻南京的態勢。雖然張宗昌、褚玉璞傾其全力，要助孫傳芳守住南京，但情形一點都不樂觀。
只要**軍攻佔南京，可以說整個江南便落入國民政府掌控，自然而然便會形成北洋軍和**軍的南北對峙。
張作霖的奉軍實力雖說很強，裝備精良，但**軍士氣如虹，一樣有著必勝的信心。但問題是，如果以南北論，吳安平的解放軍也是北方軍隊，而且從戰果看，實力不遜于奉軍，所以解放軍如果作壁上觀還好，一旦傾向哪一方，或干脆在雙方兩敗俱傷時趁火打劫，那無論對奉軍和**軍都有傾覆之虞。
另外，奉軍在河南也正傾力南下，已對豫南及鄂北的**軍形成戰略優勢，如果**軍抵擋不住攻擊，兩湖丟失的風險也很大。唐生智已將自己當做「湖南王」，他雖大肆擴充自己的直屬第八軍，但自知不是奉軍的對手，拼命向蔣介石求援。蔣介石一心攻佔南京，卻根本抽不出多少增援部隊。
軍事方面的變化如此，政治方面，主要是國民政府一邊，更是變化紛雜，莫衷一是。
在國民政府內部，北伐之前其實就存在著三個陣營，以汪精衛、鄧演達、徐謙等人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以共產黨、蘇聯顧問為一方的第三方**左派；以蔣介石、戴季陶等人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由于蔣介石有戰敗商團、第一次東征、平定楊劉叛亂、第二次東征之功，又控制著國民**軍的軍權，所以在三方陣營的斗爭中，國民黨右派佔了優勢。
北伐剛開始，雖然國民政府內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還是在北伐的旗幟下維持了暫時的一致。但隨著北伐軍控制的區域越來越大，外部敵對壓力減輕，這些內部矛盾馬上就上升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還是武漢的問題上，三個陣營的矛盾比在廣州時有所升級，而且隨著各方武裝力量的變化，國民政府內部又產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國民黨左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的主義之爭，蔣介石和汪精衛的權力之爭外。蔣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張發奎、朱培德、程潛、李濟深等人的地盤和實力之爭，也越來越激烈。
北伐軍轉入對孫傳芳作戰後，留在湖北只剩第八軍，這就使湖南、湖北兩省處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這個時機不斷地擴充軍力，先是將第八軍擴編為四個軍，不久又擴編為七個軍。接著李濟深的第四軍也要求擴編，擴充到了三個軍。蔣介石不甘落後，也將第一軍擴編，大肆收編吳佩孚、孫傳芳的舊部，並將蘇援優先撥給這支嫡系軍隊。
各軍本來就有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圖擴大地盤和實力，而作為總司令的蔣介石刻意壯大自己，消滅或削弱別人的做法，使本來沒有異圖的人也對蔣介石產生了恐懼心理，照樣學樣也為自己打算起來。隨著寧漢之爭愈演愈烈，這些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起來。
北伐開始時有八個軍，分成兩個主要軍事集團︰武漢以第四、第八軍為主；南昌以第一、第七軍為主。武漢由于有宋慶齡、鄧演達、徐謙、汪精衛等人，在政治上佔據優勢；而南昌軍隊戰斗力較強，蔣介石又是總司令，後來又得到了江浙財團的支持，在軍事和財政上佔優勢。為在對抗中取得優勢，雙方紛紛清理內部的不可靠分子，爭取中立者。
在對待共產黨的問題上，兩方矛盾也很大。
鄧演達在國民黨中，可以說是左派中的左派，他堅決支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主張「耕者有其田」，所以很看不慣蔣介石打擊左派和中共的行為。攻克武漢後，鄧演達成為武漢政軍方面的頭號人物，他在武漢繼續擴大和加強國共合作，推動工農運動，打擊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使蔣介石對他更為不滿，雙方矛盾已不可調和。
共產黨是與武漢站在同一陣營的，但局勢發展對中共卻越來越不利。
先是國民政府空有軍隊卻在列強面前退縮，結果共產黨只依靠發動手無寸鐵的群眾，就迫使英國將漢口、九江的租界歸還了中國。舉國震動，民眾為之歡呼深受鼓舞，但這卻近乎在某些國民黨大員臉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隨後在上海，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第一次失敗，第二次時明明蔣介石的軍隊就在上海附近，卻仍坐視孫傳芳、褚玉璞和張宗昌鎮壓起義工人，致使起義又告失敗。而所謂的北伐軍收復上海，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仍是共產黨領導第三次武裝起義，經三十小時激戰，死傷慘重，擊敗北洋軍後，蔣介石的軍隊才進駐。
前幾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聯手，挫敗了蔣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圖，並通過了旨在限制蔣介石**的一系列決議。全會選舉了遠在國外的蔣介石的政敵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主要領導職務，只是讓蔣介石繼續擔任國民**軍總司令。
但隨後，蔣介石便以總司令的名義將嫡系部隊調集到了滬寧一帶，並與虞洽卿等大買辦頻繁接觸，接受反對工農運動的江浙財閥的大筆金援，暗地又與黃金榮、杜月笙等上海灘幫會首腦攪在一起。種種跡象表明，蔣介石已有背離大**的企圖，而共產黨在上海的活動，卻越來越受限制，動輒得咎，不能不讓人擔心。
而就在這期間，共產黨內部偏偏也不平靜。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實質將**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言論，矛頭直指陳獨秀，認為應該武裝工農並取得**軍隊的領導權。而毛擇東在湖南考察完農民運動完畢，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外懷疑和指責農民運動的論調，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這恰恰對瞿秋白是個呼應。
另一方面，甘陝中共支部的問題，也被人提上了台面。主要是劉伯堅和宣俠父受到了嚴重批評，雖然其並沒有在現場，一直在西峰埋頭研究新理論，但會議還是對其發出了嚴厲指責。批評的焦點不是工農運動推廣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對吳安平這一大資本家和大軍閥的妥協上，這是原則和立場問題。由此，整個北方區委都受到牽連，李大釗也壓力倍增。
但只憑指責解決不了存在的西北與中央方針不一致的問題，而劉伯堅、宣俠父也一再聲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無法開展工作，幾乎沒有工人和農民擁護，甚至西北的工人和農民，有許多已經不能稱之為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幾乎比富農階層還要富裕。
這些人需不需要聯合？如果聯合，又該怎樣聯合？如果不與之聯合，又該怎樣應對這種在西北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問題很多，新情況不斷涌現，如果找不到新理論和新方法，那麼共產黨在西北的發展，還真不是很樂觀。至于吳安平，雖確實屬于大資本家，同時又是割據一方的大軍閥，但其開明，能容忍各種異見，並且施政極受擁護，如果冒然與之決裂，反而會引發群眾的不滿。這時候，又該如何協調立場？
劉伯堅、宣俠父雖然受到批評和指責，但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卻極受重視。從共產國際的角度來說，要拔除吳安平這根眼中釘、肉中刺，就必須先對其有所了解，而對于李大釗、瞿秋白、毛擇東乃至陳獨秀來說，也對原本能力超強的劉伯堅、宣俠父居然在西北面臨無法解決的困境，感到疑惑和好奇。
李大釗到西峰來，雖然主要是出自個人意願，但很大程度也是覺察到，西北可能對中國政局構成重大影響，而從劉伯堅、宣俠父的表現看，似乎西北對共產黨也有著一些特別意義。
無論大**情勢如何發展，變好或變壞，細想一下，似乎獨有西北安居在這變化之外，也就是說，西北問題肯定會長期存在。現在的局勢看不清模不透，還不如到西北來，看這里到底在發生著什麼，有沒有什麼意外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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