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老師出身于一個讀書人家，她的名字燮柔還是她當過秀才的爺爺給起的，取自《書-洪範》中「燮友柔克」一詞，意思是希望她一生和順，以柔順見勝。但這孫女兒卻時乖命蹇，還未出生，上面三個哥哥害瘟疫死了兩個，到三歲時她當教書匠的父親又中年早逝，從此這一家人就靠母親獨自支撐。祖上沒有留下土地，也沒有留下其它什麼大的家產，母親帶著她和長她十歲的大哥只能依靠做手工活和變賣家中一些小物件艱苦度日。抗日戰爭暴發那年，在外求學的大哥突然和家里失去聯系，過好幾年才知道他去了延安，去投奔一個堂叔。這個堂叔在大革命時期就參加革命了，是**的一個重要人物。這樣家里就剩下她和母親，兩人相依為命，艱苦度日。母親雖然是舊式婦女，沒念過書，但卻是個明白事理的女人，盡管當時生活極其艱難，但仍然讓女兒讀完了中學。為了能照顧體弱多病的母親，張老師中學畢業後留在了故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一直到解放初期母親病故她才重拾學業。五零年她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大學畢業後她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那里她認識了她的丈夫，他大她九歲，是個治學嚴謹的人，在中國歷史和古印度歷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雖然四十不到，卻已是當時中國歷史研究領域權威性的人物。他們在一起作為同事相處了好幾年，他很喜歡她，但靦腆的性格使他不能對她有所表示。雖然她也同樣的喜歡他，但作為一個姑娘，她能怎麼辦呢？終于有一天有個同事看不下去，替他們捅破了窗戶紙。婚後他們生活的非常幸福，盡管有時候他們會為學術問題爭的臉紅脖子粗，但這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感情。
老吳（大家都這麼叫他，雖然他年齡並不是很大）是個非常執著的人，在許多歷史問題上他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由于中國特殊的政治狀況，他的很多看法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在報紙刊物上根本沒有發表的希望。但1957年春天**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示，忽然間許多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中國知識界感到了一股清涼的自由之風。此時老吳將他以前沒有可能發表的一個觀點在一份學術刊物上登了出來。在這篇文章里他認為階級斗爭並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唯一動力，巨大的人口壓力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重要力量。古代人口由于沒有節制的增長所產生的壓力迫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變革以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當這種變革沒有出現突破性進展之前，往往通過戰爭等手段來減少人口壓力，這時候人類歷史就處在一種停滯和往復循環狀態。他以中國歷史為例，指出人口變化的曲線和改朝換代之間的關系，他在文章里寫到︰中國歷史上朝代的變換幾乎都發生在人口數目的高峰期，這不是偶然的。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導致了糧食和生產糧食土地的短缺，從而更加激化了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的時候，戰爭便暴發了。殘酷的戰爭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損失，使人口數量降到低點，大量的耕地成了無主之地，這樣由于耕地不足而激化的階級矛盾也得到暫時的緩解，于是和平來臨，新的國家誕生了。在新的和平環境下人類又開始生息發展，但由于生產力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過了一段時間，有限的糧食生產能力和大量增加的人口之間的矛盾又變的突出。如此反復，造成了中國歷史的不斷重復和循環。他特別強調，由于中華民族的非擴張性，人口過剩往往只能通過內部解決，這更使得中國歷史的這種循環比其他民族更為典型。
張老師對丈夫的觀點非常贊同，所以她也參與到了其的寫作過程中。這篇文章是以他們夫妻的名義發表的，剛一出來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文章中帶著馬爾薩斯氣味的觀點明顯的有和**「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唯一動力」唱反調的嫌疑存在，這引起了很多人的義憤——特別是在歷史研究之外的人群里。每天都有反對他們的文章發表，她的丈夫有時也寫些東西予以回應。開始張老師對這些並不太在意，以為這只不過是普通的學術爭論，並沒有牽涉到現今的政治。但到五七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周圍的一切都變的嚴峻起來。對他們那篇文章也開始上綱上線，原來自發零散的批評也改成了有組織的批判，調子也變的越來越激烈，說那篇文章是西方資產階級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中國版，是為反動文人馬寅初明目張膽翻案，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她的丈夫出身地主）炮制出的反馬列、反**思想的大毒草……學術爭論轉化成政治爭執。問題變的非常嚴重，組織上已多次找他們談話，要他們深刻的認識自己的錯誤，報紙和學術刊物上也不再刊登他們的回應文章。張老師意識到了形勢的危機，她對丈夫說︰她的成分比他好，由她一個人把事情頂下來，主動認個錯，處理可能會輕一點。丈夫搖搖頭，沒有同意，他說他不能讓她去背黑鍋，況且現在她還懷著他的孩子。一天他瞞著她，一個人去找領導，把責任全部承擔下來，他說這篇文章完全是由他一個寫下來的，他是在妻子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她的名字寫上去的，他這麼做是為了讓她在明年評副研究員時積累些資本。他的話說的合情合理，所以在妻子得知消息後找組織「更正」的時候，沒有人再相信她的說法。
在這以後，單位上組織了好幾場對吳企正的批判會，但他不但沒有服軟，反而針鋒相對進行反擊，說他的行為是符合憲法的，憲法保證公民有言論自由，所以人們有發表不同見解的權利，對不同見解只能開展爭鳴而不應用行政命令進行壓服。批判他的人說憲法保障的是革命言論的自由，並沒有保障反動言論的自由。他拿出憲法逐條逐字的念給那些人听，證明他們的說法是錯誤的——憲法保障的是所有言論的自由，而不是只保障革命言論的自由。那些人惱羞成怒了，警告他憲法保證的是公民的言論自由，而他很快就不是公民了。對他的批判越來越升級了，上面已經開始把他的事情定性為敵我矛盾，在對他的情況進行外調時又意外的發現在四五年的時候他曾經在「**」短暫的待過︰當了一個月上尉文官。于是他頭上的反革命帽子除了現行的以外又多了一頂歷史的了。已到了這個份上他仍然沒有低頭，作為領導總要有台階下，于是各級組織不斷找他談話，許諾只要認錯，最多給他個記大過處分。在妻子淚水漣漣的哀求之下，他違心的在批判他的群眾大會上「深刻反省」，把自己說的一錢不值。正當夫妻倆以為能得到「從輕發落」的時候，忽然一紙逮捕令放到了他面前，這個倔強的人壓抑在內心的怒火終于爆發了，他憤怒的對審判他的人說，對他以及其他「右派」的*是一場現代版的「焚書坑儒」，歷史將永遠記下這一筆。他已經無所畏懼，他要以死抗爭。但領導者虛懷若谷，並沒有和他一般見識，他們只判了他個「無期徒刑」。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完全出人意料，當時才三十歲的張老師完全被嚇懵了，在絕望中她去找在空軍政治部身居要職的哥哥，但哥哥明確表示他無能為力，她丈夫的事是被中央定了性的，他出面疏通不但于事無補，反而會將自己也套進去；現在妹妹應該做的是徹底的和丈夫劃清界線，因為那個人已經完了，不可能再活著出來。她被哥哥的「冷靜和理智」激怒了，沒有等話說完就離開了。從此她再沒有見過哥哥，也沒有再給他去或回過一封信。
不久之後，「死不改悔」的丈夫便被送到青海的冰天雪地勞動改造去了，在他臨走的時候，她見了他最後一面。在戒備森嚴的秦城監獄里，當戴著冰冷手銬腳鐐的丈夫隔著鐵柵欄看到挺著大肚子的妻子時，他的眼楮潮濕了，他說自己對不起她，讓她受了連累，懇求妻子和他離婚。但妻子堅決拒絕了，她說到死都不會做這件事。听到這話他失聲痛哭，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流淚。分手時候他含淚囑咐妻子要好好的活下去，將即將生產的孩子撫養長大，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當時她雖然已肝膽俱裂，但卻哭不出一滴眼淚，因為她的淚水已經哭干了。一個月以後，他們的孩子出世了，是一個男孩。可是她沒有實現他的期望，孩子在出生一個星期後便夭折了。這雙重打擊幾乎讓她精神崩潰，如果不是因為不想讓服無期徒刑的丈夫徹底失去希望，她一定會選擇自殺這條路的。半年後她打報告要求回故鄉，組織上立刻順水推舟予以批準，因為這樣的人實在不宜再留在「祖國的心髒」。她回家鄉後便去了從前教過書的烏石小學，成為那里唯一的一個拿國家工資的小學教師。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她曾經三次去青海看望自己的丈夫，但每次都沒有讓他們見面。一個被認為對無產階級專政構成重大危險的人是沒有被探視和通訊的權利的。不過出于「革命的人道主義」，每年青海勞改部門還是會給張老師去一個通知，讓她知道他還活著以及他大概活的狀況。但到了六六年，*開始，這種聯系中斷了，從此她再不知道他的死活。一直到七零年局勢平靜一點，她才又一次去青海查找丈夫。但在*的極度混亂時期，青海勞改局也遭到了沖擊，許多資料都已經丟失，她丈夫的檔案也早已不知去了什麼地方。他在哪里？是死是活？都無處知曉。不過，她相信他一定還活著，並且總有一天會被無罪釋放，回到她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