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事情一直拖延到十二月中旬，就連唐天喜、傅良佐等人都听聞了風聲，可是李純遲遲沒有任何動作，只是一味的猶豫不決，任誰的話都听不進去。
這幾日盧永祥、唐天喜和傅良佐匆匆忙忙的踫了幾次照面，商討到底該如何應對。
對于他們而言，與其說是商討對策，還不如說是滿月復牢騷。好歹這些年他們安安分分恪守規範，大事不敢做，小事不插手，偏偏仍然逃不掉成為元首的眼中釘，這簡直就是不給人活路。可是即便如此他們也無可奈何，如今該整頓的都整頓了，放眼全國下都是中央的勢力，還能如何謀求生路？
接連數日討論對話，可終于還是沒有結果，單憑手底下這點人要想鬧出什麼事來，簡直比登天還難。更何況就連他們自己心里都沒有底，國家正籠罩在一股狂熱的民族注意氣氛之中，人人都叫囂著向列強開戰，在這個時候手底下的士兵會跟著自己造反？
十二月二十二日，吳紹霆再次致電南昌，質問李純為何違令不從？他當然知道李純心中的顧忌，為此還特意跟馮國璋好好商談了一番，說服馮國璋站在自己這邊。
馮國璋對吳紹霆整頓全國的做法一開始是默許的，畢竟地方小軍閥勾結洋人里通外敵，遲早會惹出大禍來，早該把這些頑固之徒徹底根除才是。不過這小半個月過來，他發現吳紹霆對付的不止是那些勾結洋人的軍閥，更多的是在拿北洋公黨的舊派人物開刀。
再怎麼說這些地方大員都是北洋公黨的人，哪怕之前政治派系不同，但終歸都是北洋舊人。吳紹霆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打出手，究竟還有沒有把他放在眼里？又或者究竟是不是故意在打壓北洋公黨的勢力？
當吳紹霆找到馮國璋時，馮國璋開門見山的直接質問起來。
「震之，西北的那些人是有憑有據，該殺該剮那是罪有應得。倪丹忱、趙周人他們向來安安分分，要說中央開什麼會，他們必然到場，中央有什麼政令，他們也必然遵行不韙，如今為何無端端的把他們也抓起來？」
「甫公，我並沒有抓捕他們的意思，只不過是請他們到南京來共商國家大事，無非是手段有些特殊而已。」
「有什麼共商國家大事一定要弄得人心惶惶？震之，老夫雖然年邁，可並不是老眼昏瞎，你也用不著找這樣冠冕堂皇的借口敷衍老夫。」
「不管怎麼說，我這麼做是為了中央政府著想，就算甫公認為我以公謀私也好，認為我冤枉無辜也罷，但有些事你我心照不宣，該處理的總是要處理的。不過我可以向甫公保證，在處置這些人的安排面，我必然會拿捏分寸，如果查無實證，大不了就委以中央部員之職，參議院、眾議院也多得是席位。」
听到這里，馮國璋其實已經明白吳紹霆的意思，對方竟能把中央政府的職位、國會兩院席位當交易買賣似的任意支配，足以顯出其已經將元首的地位凌駕于國家之。在中華民國只有元首是真正的執權者，什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不過是擺設而已。
他原本以為自己早已看透這一點，可萬萬沒料到等深刻的事實擺在面前時，自己一時竟無法接受。他曾經設想過將南京中央政府打造成強有力的國家政府，哪怕讓一個年輕後生擔任國家領袖也無妨，只要能確保中央政府的統治力就好。
可是自從國民大會結束之後，他發現吳紹霆所設計的政治體系正在不斷弱化政府職權，相比之下那就是突出總統或者元首的權力。
對于已經選擇退讓的馮國璋來說，豈能讓中央政府變成一個傀儡？
可是話又說回來，即便如此，他現在又能如何？除了爭取北洋的延續和保住自己副總統的位置，再做任何的努力都是徒勞。當初既然選擇南北議和，就應該有今時今日的覺悟，北洋實在是已經沒有回天的能力了。
這時，吳紹霆換了一種語氣，勸慰似的說道︰「世叔，你我是一家人，用不著說兩家話。咱們中華民國眼看是要跟洋人們干起來了，豈能容得下半點差池？世叔，您老仔細想想，咱們打拼到今天容易嗎？咱們好不容易能跟小鬼子拼一把，能跟德意志帝國稱兄道弟，能跟英吉利、法蘭西為敵，這可不是一朝一夕積累起來的事。」
馮國璋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些，老夫自然是知道的。」
吳紹霆繼續說道︰「世叔若是能寬心，權且當我是請這些人到南京來共同為迎戰大舉出謀劃策，若是不寬心，那索性當我是放不下疑心，姑且做一套預防準備罷了。等戰爭結束之後，只要您一句話，這些人官復原職也可，繼續留任中央也可，哪怕解甲歸田也單憑世叔的意思。今日我把話說到這個份了，無論如何都請世叔體諒。」
馮國璋心里總算有幾絲安慰，好在對方還知道把他當自家人。雖然他了年紀，有諸多頑固的性子，可仔細想想如今也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暫時听從吳紹霆的意思，至于日後如何安排也只能順其自然。
在說服馮國璋之後，吳紹霆請馮國璋出面給李純指示，同樣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這天發到南昌。他在電報里特意向李純點名了利害關系，李純若是違令不辦，那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會讓中央更加猜忌，若是遵令行事自然比什麼都不做要強。
無奈之下，李純決定先拿下盧永祥、唐天喜、傅良佐等人，然後再考慮如何自保。
對于盧永祥等人而言，這些時日他們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與其做無畏的反抗，還不如直接束手就擒博得一個寬宏諒解，說不定還能在南京擔任一個虛職混混日子。只是李純的大軍還沒有到來，反而迎來了一名日本商人，試圖說服盧永祥等人化裝潛逃，並說日本官方能夠提供經費和擔保，保證眾人安全抵達台灣。
這番話引起了盧永祥等人的注意，潛逃出國未嘗不是一個辦法，但考慮是日本人來聯絡，日後勢必會成為日本人利用的傀儡。遙想目前中日戰爭節節勝利，在這個時候流亡日本肯定會背賣國賊的罵名，生生世世不得洗月兌。
比起流亡日本，留在中國反而要好得多，不管怎麼說南京方面不可能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要了他們的小命。元首無非是希望擴大中央集權的程度，消除所有隱患勢力，只要他們服從中央的安排，最多不過是換一種生活方式罷了。
最終，盧永祥等人拒絕了日本商人的提議，而這顯然是一次明智的選擇。
因為這名日本商人乘坐的轎車在開動之後不久，突然被從不同方向出現的另外三輛轎車圍堵起來，十幾名身穿黑色風衣攜帶手槍的武裝人員一擁而，直接把日本商人連同司機一起揪出了轎車帶走，從此以後消失無蹤。
在十二月份剩下的十多天時間里，新聞部一直小心翼翼的經營著社會輿論，在之前煽動民族主義熱潮的鋪墊之下，全國整頓行動很快獲得前所未有的聲援。人們都憎恨洋人欺凌中國已久，而在此時傳出的勾結洋人陰謀造反的消息，無疑是火澆油。
漢奸走狗賣國賊永遠都比正面的敵人更可恨，老百姓們紛紛聲討那些勾結洋人的地方軍閥，無論這些軍閥是否確有此事，但凡在報紙或者市井流言中獲得的消息，在這一刻就仿佛是板釘釘的事實。
狂熱的民族主義氛圍已經讓許多人迷失了理智，只要被扣與中央政府為敵的帽子，那就是全國公敵。
這股浪潮不僅僅存在于民間，同樣在軍隊、政府單位里失控似的傳染開來。這正是為什麼在特別行動隊展開收網時，並沒有遇到太強烈的抵抗原因，就連地方軍閥手里掌握的軍隊中都受到狂熱的燻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