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科舉，僅有兩級考試，一級是各州舉行的取解試，一級是禮部舉行的省試。取解試由各州的判官及錄事參軍主持，省試則由皇帝選派的官員主持。據葉夢得的《石林燕語》卷8和《長編》卷14記載︰開寶六年（公元937年），翰林學士李?知貢舉，錄取進士、諸科及第者38人。召對時，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對問失次」，太祖把他們黜落了，因為武濟川是李?的同鄉，引起了太祖的懷疑。又因下第進士徐士廉擊登門鼓，控告李?「用情取舍」，並建議舉行殿試。太祖即下詔，令已被錄取的和從考試終場而未被錄取的考生中選出195人，在講武殿出題重試，太祖親自主持。復試結果，中進士26人，諸科101人，皆賜及第。原來李?錄取的人中，卻有10人落選。為此，李?受到了降職為太常卿的處分。從此，殿試成為科舉制度的最高一級考試。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再次舉行殿試，這一年省試第一名是王式，殿試時王嗣宗成了第一名，而王式則落到第四名。從此開始，省試與殿試分為兩榜，並有省元與狀元之別。宋太祖舉行殿試的目的，是為了革
除「科名多為勢家所取」的弊病。
宋代的科舉，最初是每年舉行一次，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冬，各州考生都已集中禮部，因為太宗
要親征北漢，第二年春天的省試只好停止。此後，每隔一年或二年舉行一次。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朝廷因每年一次應接不暇，又舉子年年跋涉，十分
勞苦，才定為三年一次，以後成為定制。至于錄取名額，太祖時士大夫還不熱衷于出仕為宦，朝廷取士也比較嚴格，每次錄取進士少則幾人，多者200多人，平均每次錄取近48人。宋太宗時，因州縣缺官，大規模錄用士人，參加省試的舉人往往多達一、二萬人，每次平均錄取進士230人。以後錄取人數不斷增加，據《通考?選舉考》記載，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錄取進士409人，諸科1，129人，總人數達1，638人。比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錄取人數多兩倍以
上。由于宋代科舉，一經錄取，立即授官，錄取人數太多，必然出現「官吏猥眾」的局面。所以，仁宗時規定︰「禮部奏名，以四百名為限」。但是這個規定後來逐次突破，至徽宗時期，每次平均多達680多人。
宋代科舉登第者大部分出身于鄉戶，即一般地主和殷富農民，一部分為工、商子弟。北宋蘇轍在《上皇帝書》中說︰「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
士者也。」雖然宋代封建法律一般禁止工商本人應舉做官，但對其中的「奇才異行者」，也允許參加科舉考試。這與西漢規定「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官」不同。王闢之的《澠水談燕錄》卷3載，北宋時，曹州商人于令儀的子佷多人考中進士。又洪邁的《夷堅丁志》卷6載，南宋時，建安人葉德孚買田販茶，後獲得「鄉薦」（即取得參加省試的資格），娶宗室女，授將仕郎。饒州鄱陽士人黃安道，應舉累試不中，改營商業，成為「賈客」，後又預鄉薦，參加禮部試，終于登第。另外，宋高宗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題名錄》載，這年中榜的330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30人，宗室25人。宋理宗寶?四年（公元
1256年）《登科錄》也記載了這年中榜的601名進士的詳細情況。據統計，這些進士中，除少數情況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數出身于鄉戶，其中縣坊出身者不
到20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者有113人，祖、父兩代做官者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者8人，這三部分進士合計144人。此外，還有宗室73人。在這些人中，祖、父兩代不曾做官的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兩代做官的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14人。這就是說，601進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這一情況顯示，在科舉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數，大多數進士來自平民家庭。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中、高級官員子弟可以通過恩蔭得官，無需寒窗苦讀，與士庶競爭高低。只有少數官僚子弟以科舉登第為榮，在恩蔭補官後又參加科舉考試；還有個
別子弟，拒絕恩蔭所授官職，而直接應舉。
宋代的科舉考試，實行試卷糊名彌封和謄錄法，比較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評選時作弊。唐代的科舉考試，因試卷前寫有舉人的姓名、籍貫等項，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權，在發榜前知其是否錄取，考官也可從中耍弄手法，拉攏親信。武則天時，因吏部選舉多有不實，
便命令應試舉人自己將試卷上的名字糊起來，暗考以定等第。但是此後並未形成一種制度，考官在錄取中，仍然「兼采時望，不專詞章」。北宋初年，仍沿襲唐代這種風氣，同時考生「投卷」也很盛行。主考官將去貢院的時候，達官貴人可以向他推薦人才，稱為「公薦」。考生錄取後，要向主考官謝恩，稱主考官為「師門」、「恩門」，而自稱「門生」。為了防止權貴干擾，考官徇私，師生結黨，趙匡胤和他的繼承人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三》記載，建隆三年（公元926年）九月規定︰「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輒拜知舉官子孫弟佷」，「兼不得呼春官（這里指知貢舉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李燾《續資治
通鑒長編》卷4也載，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九月規定︰「禮部貢舉人，自今朝廷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通考?選舉考三》載︰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蘇易簡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以後便建立了鎖院制度。同年殿試，禮部奏名合格進士，采納將作監丞陳靖的建議，初次實
行「糊名考校」法。即在舉人考前先糊其試卷上的姓名，籍貫等項，在決定錄取卷後，再拆彌封，查對姓名、籍貫，借以杜絕考官「容私之弊」。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禮部試時，選派官員專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七月，仁宗「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從此，糊名考校就不僅施行于殿試、省試，也施行于諸州取解試了。在實行彌封制不久，又發現考官指使舉人在試卷上暗作記號，有時考官還可以辨認字畫。後來，根據袁州人李夷賓的建議，將
考生的試卷另行謄錄，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專設謄錄院，派書吏將試卷抄成副本，考官評卷時只看副本。試卷彌封、謄寫法的實行，應舉者考試成績的
優劣「一決于文字」，這樣，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從此，貴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對待，貴族、官僚利用科舉世襲的特權被取消了。事實證明，彌
封、謄錄法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行之有效的考試方法之一，它對選拔人才曾經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到了北宋後期，特別是南渡以後，由于宋王朝的腐朽，科場舞弊層出不窮，糊名、謄錄也就流于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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