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兵結束後,觀操的清庭、北洋的人員回去了。但軍演並沒有結束,劉飛揚讓演習繼續。
演習又進行了遭遇戰、追擊戰、圍殲戰等,一直持續到10月初才結束。
劉飛揚對新軍戰力還是很滿意的,但演習暴露的問題也不少,他要參謀部對演習的經驗和缺點進行總結。要求各部對演習的總結要進行全面的學習和反思,鞏固優點,改正缺點。
之後,他宣布新軍的駐地重新安排。
第一軍︰
第一師駐守南京。
第二師,師部設在合肥,第一旅第一團第二團駐守合肥,第三團駐守淮南,旅部設在合肥;第二旅第一團駐守蚌埠,第二團駐守淮北,第三團駐守阜陽,旅部設蚌埠。第三旅第一團第二團駐守南昌,第三團駐守九江,旅部設在南昌;第二師師部設在合肥。
第三師,師部設在徐州,第一旅駐守徐州;第二旅第一團駐守淮安,第二團駐守宿遷,第三團駐守新沂,旅部設在淮安;第三旅第一團駐守鎮江,第二團駐守揚州,第三團駐守泰州,旅部設在鎮江。
第二軍︰
第四師駐守上海。
第五師,師部設在蘇州,第一旅駐守蘇州,第二旅第一團第二團駐守鹽城,第三團駐守南通,旅部設在鹽城。第三旅第一團駐守無錫,第二團駐守常州,,第三團駐守宜興,旅部設在無錫。
劉飛揚要求各部在年底必須完成準備,明年初各部進駐各自的駐地。
劉飛揚把主要的兵力布屬在蘇南和江北,這樣一旦有變,他可以快速的向北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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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劉飛揚埋頭苦心經營時,在大清國內,改良派的風頭正勁。經過甲午之戰和論戰,引發了社會各階級、階層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變法革新的呼聲。從普通士子伏闕上書,吁請練兵、變法,到各級官員言學、言兵、言財,改革意識迅速彌漫。連致休的軍機大臣徐桐這樣的守舊人物,也奏請張之洞來京主持改革。
一些洋務派的人開始和改良派接近。因為改革的主張一致或接近,洋務派與改良派之間互相聯絡,互通聲氣,推動了變法活動的展開。改良派把洋務派看作同志,洋務派把改良派當成本門中的後起之秀,互相提攜。這一點,在張之洞與改良派康、梁的交往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1895年11月,康有為想在上海辦強學會,到南京拜見劉飛揚,但劉飛揚不予接見。之後,康有為到武漢籌建武漢強學會,到湖廣總督衙門拜見了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時間里,康有為與張之洞「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十分融洽。張之洞雖在《經學偽經考》方面與康有為意見相左,但對康的才華頗為欣賞。之後,梁啟超又去拜訪,張之洞撇下諸客延見,大有相見恨晚之勢。他先是自己出面,後又通過幕僚勸留梁啟超出任時務社院長,並充當他的高級智囊,詞氣殷勤。梁啟超最後雖婉言辭絕,但深受感動,表示要對張之洞執弟子禮,並稱贊張之洞說︰「今海內大吏,求其通西學,深見本源者,除劉飛揚外則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尤莫吾師若。」另一位改良派主要人物譚嗣同也與梁啟超同感︰「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際者,除劉飛揚外要惟張香帥一人。」
雖然,劉飛揚拒絕了與改良派的合作,但是改良派還是得到眾多的洋務派的支持。
1896年初,康有為在京師發起強學會,這是改良派組織的第一個全國性的團體,參加者多數是洋務派官員。洋務大員張之洞、劉坤一捐資支持,並在會中列籍。李鴻章也不甘人後,表示要捐資加入,但主要因與帝黨人物重要人物翁同翕仇怨,翁同翕極力反對,未能如願。
此後,武漢強學會是在張之洞的支持、贊助下建立的。當康有為勸說張之洞當任武漢強學會的會長時,張之洞「頗以自任」,大力贊成,並派親信幕僚梁鼎芬、黃紹箕協助,還捐銀1500兩作會費。由于張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務官員也紛紛解囊。由康有為執筆的武漢強學會「序」,以張之洞的名義發表,參加武漢強學會的人物,幾乎都與張之洞有關系。
張之洞派幕僚汪康年到主持武漢強學會,汪康年在張之洞的授意下,贊同康有為在武漢強學會的名下新辦報紙,共邀梁啟超等人籌辦《時務報》。辦報經費除黃遵憲、盛宣懷等人的捐款外,則是強學會的余款。汪康年任報館經理,梁啟超任主筆。《時務報》創辦後與康有為在天津辦的《清議報》成為改良派兩份宣傳的王牌。梁啟超發表了一系列改革的言論,頗受歡迎,與謹慎派、保守派的論戰更是使它引起極大關注。數月之內,行銷萬份,受到了張之洞的稱贊︰「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實為中國創設第一種有益之報。」他飭令湖北全省官銷《時務報》,並預付報款。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也分別下令兩省官府購閱。由于梁啟超、汪康年等人的努力和洋務派的大力支持,《時務報》風靡海內,「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對改良派頗有微詞的廣東巡府端方也說,《時務報》「每冊數千言,張目大罵,如人人欲意所雲,江淮兩廣之間,愛其文字奇詭,爭傳誦之,行銷至萬七千余冊。」
洋務派雖支持、參與改良運動,但他們畢竟與改良派不是一個政治集團,與改良派有矛盾斗爭。二者之間的矛盾斗爭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論學的不同。康有為先後撰《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二書,前者指斥古文經學為劉歆所偽造,後者將孔子斷為改制先驅,六經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康有為來說,固然是布衣變法,事大駭人,所以拉大旗作虎皮,但由于其「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學術上不能立足而效果適得其反。飽讀儒家經典的洋務派當然不買康的帳,指斥批評自在意中,進而疑康「心術不正」。張之洞多次勸康、梁放棄孔子改制之說,並對《湘學報》刊登素王改制之說加以干涉。
其次,改革的政治訴求不同。改良派強調變法須大變、全變,主張實行民權,最終實現君主立憲制度;洋務派雖然也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認為「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雙方在《時務報》、《湘學報》辦報方面的沖突,概緣于此。
再次,作為改革派中的元老與新進,兩派之間也有意氣與門戶方面的矛盾。洋務派視改良派為洋務新秀,總是試圖將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為自己的幕僚或智囊,招致了改良派的不滿。張之洞對康梁都進行過為我所用的試探,許以美差厚俸,但均遭婉拒。張之洞一方面支持《時務報》的創辦和發展,卻又時常干涉報紙內容和報館的用人之權,企圖使《時務報》連同改良派納入他範圍,激起了梁啟超等人的不快。而康有為更是萬事唯我,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根本不是肯寄人籬下之輩,梁啟超等人也深受康的影響。洋務派籠絡不成,遂有種種或明或暗的排斥攻訐。另一方面,改良派得到光緒皇帝的器重,一時間頗有青雲直上之勢,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嫉。
但必須指出,洋務派與改良派的矛盾與斗爭雖然存在並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二者之間並非根本對立,也沒有從根本上破壞改良運動。
第一百八十四章高歌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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