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誰誰都得分屬某個軍系
我是十分地一直喜愛姜克夫編著的《民**事史略稿》的，它給我太多的幫助了。但對于該書中將中央軍全部劃分成陳、胡、湯、何、顧、衛等系，則不敢苟同。不知是不是受此書影響，網上也有人喜歡將民國時期的所有將領和軍隊都區分為某一派系。這是錯誤的。因為不管是，還是更早時候的北洋陸軍中，分屬于某個派系的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大量的將帥和大量的師旅是沒有拉幫結派的。
我承認，任何時期任何軍隊，都會有誰跟誰關系密切誰跟誰走動的親熱這樣的情況出現，因為－－－－他是人－－－－他不是機器，而是人他就有感情存在，就有對張三李四的親疏遠近，但是否就因為他有對某某的親疏遠近就一定得劃出某個軍系，卻未必了。
按說，這個派系，既然說它是系而不是軍，就說明它不是一個正大光明的東西，是不可以公開明言的，到底到了什麼程度可以算系什麼程度又不能算系，也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但大致來說，就象今天認定黑社會組織一樣，它得有比較固定的而又是隱形的組織領導機構，得明確排出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來，得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會議制度，當然這個層次同樣也不是可以寫在書面上的，這個會議也是必須要以其他的名義（聚餐、俱樂部等）給予掩蓋的，但它必須得是團體里的所有人公認的和心照不宣的。不能因為誰和誰在某幾天里走的近一些或者誰和哪幾個一起表了一個共同的什麼態度，就認定他們是同一個派系。不是的。因為要是那樣的話，那豈不是每個營每個連都要區分出好多個派系了嗎。
也有的網友認為，某個將領或某支軍隊曾經隸屬于某個軍頭，于是他就一定得屬于這個軍頭所屬的派系。那就錯了。民國時期的軍系，它首先是一個政治派別，其次才是一個軍事集團。就因為這個定義，他是否曾經屬于某個軍頭便不是他所屬派系的唯一認定標準，甚至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干。比如二次北伐時，西北軍的鐵桿將領孫良誠，曾經受第一集團軍蔣介石指揮，是不是因此就說他是黃埔系而非西北軍呢？再比如由奉軍獨立而出的魏益三部，曾經隸屬于第四集團軍，那是不是就因此說他是新桂系或湘軍保定系呢？不是的。
民國時期的軍系，有的是十分清晰的，誰在什麼時候屬于哪一軍系區分的明明白白。比如徐永昌與閻錫山之間的關系，就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徐在投靠閻錫山後較長一個時期，仍然打著國民三軍的旗幟，只是就食于山西受閻的指揮幫閻打仗而已。此時的閻與徐，都將雙方視為友軍而並不視為同一旗幟下的軍隊，閻對徐的指揮，也不使用命令而是使用公函進行。直到孫岳病故，徐永昌易幟，從這以後，他才成為晉綏軍的將領。象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夏斗寅之隸屬于唐生智，比如劉春榮之隸屬于閻錫山，比如方振武之隸屬于馮玉祥，等等。
也有的則界限十分的模糊。北洋軍人陳文運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說的十分的透徹，澄清了許多年以來人們的誤解。在該文中，陳文運說到︰「至于直系或皖系……由于大都是武衛右軍的人，這個界限就很難劃分，而且也常常互相轉化。即以我本人而論，一般人都稱我為皖系，其實我是跟馮國璋的關系更近……。又如陸錦，跟段祺瑞的關系很深，後來卻被目為直系。再如張聯棻、李炳之兩人，都是段祺瑞一手提撥的學生，而一般都稱他們為直系」。看吧，旁觀者認為的皖系鐵桿陳文運，竟然是這個立場。意外嗎？其實一點也不意外。許多後人們所說的誰屬于哪個軍系，有的是確實的，也有的則是好事者主觀的牽強地拉郎配而已。
到了國民政府時期，也一樣。一般來說，在中央軍內是有土木系、湯恩伯系和胡宗南系存在的，姜書中，還將何應欽、顧祝同等曾經領導過的部隊稱作一個軍系，就顯的牽強了。退一步說吧，即使中央軍內部真的就有這麼多的軍系，其界限的區分也是象陳文運所說直皖二系那樣許多是模糊的，其將帥與師旅的派系所屬許多也是兩可或三可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實際上，上面所說的這兩種情況，正好說明了民國時期的軍系區分，是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性質的。一種情況，就象前面說的徐永昌與閻錫山之間那樣，各不同軍系都是各有根源，既不同根生，也不存在共同的血脈，也沒經過大規模地換血改造的。新桂系、東北軍、馬家軍、鎮嵩軍等，都是這種情況。滿足于這種情況的各系將帥，其依附關系往往是唯一的，是非此即彼的，腳踏兩支船的情況在抗戰前是不多的。這種情況其實已經構成了不同的「軍」與「軍」的關系，並不只能僅僅按照派或系來說事了，只不過處在民國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因為同舉一面國民革命軍的旗幟，所以我們才稱其為軍系，不過而已。
另一種情況，則是象起初的直系與皖系那樣、象中央軍內部陳胡湯系那樣，本是同根生，互相之間又有血脈相連的。滿足于這種情況下的各系將帥，故然有對于軍頭而言的親密戰友和鐵桿部屬，但更多的則僅僅是隸屬關系而已，僅僅是提撥使用得到更多的偏心而已，他們往往橫跨幾個系，在保持與主帥之間的親密關系的同時，對別的系的領導與骨干之間也往往保持著同樣親密的交往，互相之間則既不對立，也不難轉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實際上，象這種情況，可能有些我們認為的某系人物，他自己卻未必就搞得清楚他到底是屬于哪個系，甚至他都未必知道存在著這樣的一個系。
當然，這樣的系與系之間的關系是可以發展變化的。比如直皖二系，他們之間的性質區分，是存在著一個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的發展過程的。也就是說，最初的直皖二系是的的確確只是系與系的關系，而走到最後，實際上已經變成軍與軍之間的關系了。其他如滇軍內部的各系、粵軍內部的各系等，也是如此，也有一個由系與系的關系發展演變而成為軍與軍關系的過程和結果。但並不是所有的軍系之間都一定要走完這個過程的，有的可能從始至終都處在萌芽狀態。即便是直皖兩系，也並不是參與其中者全部都象吳佩孚、徐樹錚那樣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更多的將領則未必如此。就比如說陳文運，甚至包括號稱皖系四大金剛的靳雲鵬、傅良佐等，與直系也未必就是對立的，其立場也未必就一定是始終站在皖系一邊的。象後來中央軍中的土木系呀胡宗南系呀湯恩伯系呀等等，就更是如此。而且在中央軍內部，分屬于陳胡湯三系的也僅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則不屬于任何派系。
為什麼陳胡湯等沒能發展到直皖那樣的地步？原因很簡單。軍中有軍，是最高統治權威弱化的體現，是任何一名統帥都不願意看到的無奈現象。東周時期之所以群雄爭霸，是因為從幽王開始的周王朝已經無法對各諸候進行有效控制；北洋軍閥後來之所以會四分五裂，也是因為袁世凱死後無人能夠代其對北洋軍實施有效駕馭；國民革命軍中之所以派系林立，也還是因為蔣介石自始至終沒能強有力地實施對這支軍隊的有效控制，從而致使新桂系、晉綏軍、馬家軍等各派系始終自主軍政。但蔣對的中央軍的控制不是這樣，從黃埔建軍一直到大陸解放，蔣對中央軍的控制是十分牢固有效的，因而就不可能允許中央軍中的胡宗南湯恩伯陳誠等派系萌芽長成大樹。
再順帶說一下中央軍中有沒有保定系。
在川軍中有保定系，是以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為首；在湘軍中也有保定系，前期以唐生智為首，後期以何健為首，但在中央軍中，是只有黃埔系而沒有保定系的。
前邊已經說到，在民國時期，一個將領屬于什麼軍系，是一個政治傾向問題，是一個站隊問題，他本身並不一定非要滿足這個出身。從籍貫上看，朱德是川人，但他是滇軍而不是川軍；李濟琛是桂人，但他是粵軍而不是桂軍。歷來誰也不能因為他們不是滇人不是粵人就不能認定其屬于滇軍粵軍。從學籍上看也一樣道理，川軍中的保定系有大量非保定出身的將領，湘軍中的保定系同樣有非保定出身的將領，但並不能因為他不是保定出身他就一定不能屬于保定系。反過來說也一樣，川軍中的武備系速成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湘軍中的譚系賀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但不能因為他們是保定生便劃他們為保定系。如果認為某某人只要是出身于某便一定是屬于某系而不出身于某便一定不能屬于某系的話，就錯誤了。
中央軍就是黃埔系，中央軍中沒有保定系。加入黃埔系的，當然肯定與這個系有著密切的關系，但他未必就一定是黃埔出身，而實際上，就象直軍後期首領吳佩孚是魯人而非直人，就象粵軍首領李濟琛是桂人而非粵人的道理一樣，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前，黃埔系中的上層骨干多數是保定生。但保定生當家卻並不代表他們這個派系就非得命名為保定系。這一點不奇怪，皖系的四大金剛就沒有一個安徽人，西北軍的五虎上將十三太保也全不是西北人。
保定生在，是一支相當龐大的學派，佔據地位之顯要，發揮作用之強大，立足軍事舞台之長久，都是其他的學派如士官生、黃埔生所望塵莫及的，但保定生在中央軍中始終未能形成一支軍系。
當然，既然構成黃埔系的各高層將領，以保定生居多，那將其稱作保定系而不稱作黃埔系，行不行呢？當然行。這只是一個稱呼而已，只是一個符號而已。但這稱呼既然已經被什麼機構定義或已經歷史老人與大眾的約定而俗成，也就不能再改了。就象火星和木星，把它們的名字換一換行不行呢？沒什麼不行。可既然長期以來已經這麼叫著了，也就不是我們中的哪個人想改就能改的了的了。
保定的軍校不等于保定軍校
很久以來，關于保定軍校，許多書刊都有著一種極其模糊的定義，即將所有清末民初開辦于保定的軍校統統稱作保定軍校，于是吳佩孚、蔣介石等便都被稱作保定軍校畢業生了。實際上這是極其錯誤的說法，是從來不被史學界所認定的謬談。
如果僅僅是地灘書籍或電影電視劇什麼的這麼說，也就罷了，可前幾年有一部編的相當不錯的工具書《保定軍校將帥錄》，也將清末民初所有存在于保定的軍校全部地裝進去了，這就將原本在學術界從不存在爭議的問題弄亂了，我就想說幾句了。
清末民初，保定的確是中國的新軍建設中心，也是軍校集中的大本營。
自袁世凱執掌小站練兵大權之始，在編練新式陸軍的同時，也對軍事教育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新建陸軍時期，便開始了軍校教育的試點，開辦了步兵學堂（馮國璋任總辦）、炮兵學堂（段祺瑞任總辦）、工兵學堂（王士珍任總辦），統稱為行營武備學堂。新建陸軍改稱武衛右軍時，又改稱隨營武備學堂，造就了如劉洵、孫傳芳、張士鈺、張樹元、陳樂山、于學忠、徐永昌等一代名將。
1901年，袁世凱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移駐保定。官升了，權大了，袁的練兵熱情更加高漲，辦軍校的勁頭更足了，從此，直隸的保定府成為清末編練新軍的中心，也成為一系列軍校的大本營。于是，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北洋陸軍參謀學堂、北洋陸軍測繪學堂、北洋陸軍師範學堂、北洋陸軍馬醫學堂、北洋陸軍軍械學堂、北洋陸軍經理學堂、北洋陸軍憲兵學堂、北洋陸軍軍官學堂等相繼開辦，為北洋建軍培養了大批急需人材。孫岳、王承斌、周蔭人、齊燮元、蔣鴻遇、劉玉珂、鄭俊彥、吳佩孚，張鈁，李景林等，以及北洋速成學堂改為通國速成學堂後的楊杰、蔣中正、張群、李韞珩、方聲濤、王柏齡等，以及再後來的陸軍軍官學堂（陸軍大學）的陳調元、吳光新、魏宗瀚、張敬堯、李濟深、周鳳歧、阮肇昌等，均從這里走出。
因為以上這些軍校均設于保定，那麼能不能將其統稱作保定軍校呢？不能。就象活躍于西北的軍閥並不都稱作西北軍一樣，就象漢陽兵工廠制造的槍並不都稱作漢陽造一樣，保定軍校也是有特指的，它就專指存在于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二年的陸軍軍官學校。
當然，西北軍也好，漢陽造也好，保定軍校也好，既然只是人為的約定俗成，既然可以這麼稱，為什麼就不能改過來那麼稱呢？呵呵！歷史科學就象化學、就象天文學一樣，一個元素命什麼名、一個星體命什麼名，其本身也許並不重要，但一旦已經命名，再改動它們的命名，就不那麼簡單了。就好比鈉之所以稱作鈉、火星之所以稱作火星，也許並不重要，但誰要是將鈉改稱鈦，將火星改稱木星，那是非亂套不可的。
《保定軍校將帥錄》中，是將北洋陸軍速成學堂說成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前身。作為陳予歡這樣的民國史大家來說，持如此說法，實在令人遺憾。
保定軍校的前身是不是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呢？不是。保定軍校的前身是什麼呢？保定軍校就沒有前身。
北洋陸軍速成學堂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根本就是兩碼事。
上面說到的由袁世凱等創辦于保定的各軍事學堂，包括北洋速成學堂和通國速成學堂，其實都不是袁世凱軍事思想中正規的軍事教育機構。在袁的軍事教育思想中，是將陸軍軍官教育分成四級的，即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這四級。教育體制改為兩級後，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取消。陸軍兵官學堂，就是陸軍軍官的養成教育機構，也就是民國後的軍官學校。陸軍大學堂，是繼續教育機構，也就是民國後的陸軍大學。以上這四級，才是正規的軍事教育機構。而上述包括北洋速成學堂和通國速成學堂的各軍事學堂，卻都只是為建軍急需而設立的臨時教育機構。這是最重要的不同。
那麼，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在陸軍軍官學校尚未開辦時，是先開辦速成學堂，而後再逐漸過度到軍官學校呢？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稱保定軍校的前身為北洋速成學堂，是可以說的通的，但可惜的是，它不是。
首先，二者招生的對象就不同。前者招收「十八至二十五歲，相貌魁梧，身體強壯，文理通順者」，對于其出身則並無具體的嚴苛的條件要求。而後者在擬議之初一直到第七期之前，招收則僅限于經過陸軍小學、陸軍中學或陸軍預備學校畢業者。
其次，兩者的隸屬不同。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只是地區性的速成學堂，就象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江蘇陸師學堂、陝西武備學堂等一樣，它只是直隸一省的陸軍速成學堂，隸屬于直隸總督。1906年後，將北洋二字取消，擴建改建成陸軍速成學堂，也稱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又稱協和陸軍速成學堂，隸屬才改變為清廷中央，從而成為一所全國性的軍校。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從它的開辦之日起，便隸屬于中央政權，是一所全國性質的軍官學校。
第三，兩者從時間的連續上搭不上邊。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停辦後，在此基礎上擴建為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但這個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也于1909年停辦，其全部師生又並入陸軍軍官學堂的速成科。大概許多人直感這個陸軍軍官學堂，與後來的陸軍軍官學校只一字之差，便誤認為就是後來軍官學校的前期稱法了。不對的，這個軍官學堂，實際上對應的是民國後的陸軍大學。而我們一直說起的保定軍校，也就是陸軍軍官學校，是民國後的1912年才開辦的，中間隔了三年之久呢。這也就是說，早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之前，該陸軍速成學堂已經為陸軍軍官學堂所吞並而不復存在，它們無論如何也搭不上邊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後者從沒準備在前者的基礎上產生，事實上也不存在絲毫的繼承關系。擬議中的軍官學校是有的，只是當時不稱軍官學校，而是稱作兵官學堂。可惜的是直到清亡，原擬的四級教育體制中的第一級陸軍小學堂、第二級陸軍中學堂、第四級陸軍大學堂都已開辦，唯獨處于第三級的這個兵官學堂卻並遲遲未能開辦。可盡管沒有建成，但籌建工作是早就有了的，早在1904年，也就是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剛剛開辦的第二年，通國陸軍速成學堂還遠沒有影子的時候，練兵處便已擬定了該學堂的創辦大綱，它壓根就沒準備要以速成學堂為基礎開辦，而是要另起爐灶的。只是這個爐灶起的慢了點，直到民國建成後的1912年10月才得以砌成。所以說，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它的歷史就起自1912年，它並沒有前身。
說北洋速成學堂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也有可能是根據二者同在一個校址的關系。這就風馬牛不相干了。解放前的國民革命軍在南京的湯山辦有炮兵學校，解放後的人民解放軍也在湯山辦有炮兵學校，你能將二者說成是繼承關系嗎？不行的。
還有可能將前後二者說成繼承關系的原因，是清末的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和後來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是養成教育機構，後來的軍官學校也是養成教育機構。這同樣說不通。黃埔軍校是養成教育，延安抗大也是養成教育，你敢承認它們二者有繼承關系嗎？不行的。
另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即所有曾在通國速成學堂服務過的教職員，許多又在陸軍軍官學校繼續服務，因此也可能據此將二者說成前後沿革關系。但這也說不過去，把原來蓋房用的磚重新用于新蓋的房，就說這新房就是重新粉涮後的老房嗎？不行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認為《保定軍校將帥錄》中的說法，即保定軍校的前身是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說法，實在是太值得商榷了。
但我必須得承認，《保定軍校將帥錄》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保定軍校工具書。作者編出此書，絕對是一件大功大德的大好事。只是要是能夠將保定軍校和其他存在于保定的軍校分編，或者將書名改一下，將會更好。
由鄭志廷、張秋山等編著的《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這個書名取的好，從廣告學的角度講，它肯定不如叫作《保定軍校史略》更好听和更能獲取好的賣點，但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它這個書名取的是科學的、準確的。就象一樣，前者繞口、不好听，但符合歷史科學，後者叫起來上口，好記也好賣，但，不準確，也不符合歷史科學。
1、北洋行營將弁學堂。1902年創辦，馮國璋任督辦。是對舊有將弁實施西式軍事教育的學堂，屬于在職輪訓性質的機構。
2、北洋陸軍參謀學堂。1902年創辦，段祺瑞任督辦。是一所、也是中國第一所參謀學校。該校培養有一些著名軍事人物，張聯棻、師景雲、熊炳琦、吳新田、楊文愷、靳雲鵬、陳調元等，俱是。
3、北洋陸軍測繪學堂。1902年創辦，督辦也是段祺瑞。該學堂與參謀學堂同在一處，又同為段祺瑞所督辦，故也有稱作參謀學堂測繪班的。該校出了一個著名將領，吳佩孚。
4、北洋速成武備學堂。1903年創辦。是一所陸軍速成性質的軍官學校。這是一所著名的軍校，但它也和四川武備學堂、江蘇陸師學堂、甘肅武備學堂一樣，是直隸一省的軍官學校，而不是全國性的軍官學校。督辦還是段祺瑞，總辦鄭汝成。該校培養的學生許多成為北洋軍閥早期的骨干，如閻治堂、張中和、李如璋、汪壽祺、程長發、孫岳、周蔭人、陳嘉謨、王余慶、何恩溥、齊振林、劉寶善、蔣鴻遇、劉郁芬、宋邦翰、劉玉珂、張國榕、鄭俊彥、高世、李濟臣等，不過多數只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活躍，對于只對黃埔和國民黨軍感興趣的眾多網友來說，可能會有些陌生，實際上這些人都曾叱 風雲，把民國的天空攪的周天寒徹。
5、北洋陸軍師範學堂。1903年創辦。是為貫徹陸軍教育四級體制培養陸軍教育人才而建。總辦馮國璋。該校存在時間不長，只辦一期。
6、馬醫學堂。1905年創辦。
7、軍械學堂。1905年創辦。
8、經理學堂。1905年創辦。
9、憲兵學堂。1906年創辦。
10、陸軍速成學堂。其前身即北洋速成武備學堂，但與其不同者，已不再是直隸一省的軍官學校，而是一所全國性質的軍官速成學校了。該校人才特別多，蔣介石、楊杰、張群、王柏齡、李韞珩、李景林、方聲濤、彭振國、張鈁、陳樹藩、梁忠甲等，均出身該校。
軍官學堂。就是民國後的陸軍大學。最初叫北洋行營軍官學堂，是一所有陸軍大學之實而無陸軍大學之名的陸軍深造教育機構。該校人才就更多了。因該校人才眾所周知，不列舉了
民初的保定，的確還辦有陸軍講武堂，是曹錕經略保定時辦的，屬直系。而且在保定軍校被迫停辦後，這個講武堂還佔用保定軍校的校址繼續辦了一年，直到直軍兵敗曹錕下台。韓振紀、劉文正、軟墨林等，即出身該堂。
但講武堂和軍校並不能相比，說到底，它仍然只是個教導隊性質的東西，就象七十年代中後期我軍辦的各類教導隊一樣，軍可以辦，師可以辦，團也可以辦。
可民國時的許多事，並不能等而論之，就象混成旅原本不是建制單位，可後來就成了建制單位一樣，就象袁世凱辦的北洋行營軍官學堂而實際是有其實無其名的陸軍大學一樣，講武堂，雖然名字都一樣，雖然原本的性質都一樣，但後來變質而成為養成性質的軍官學校的，也有，有的甚至其正規程度和辦學質量高出一般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漢陽造未必漢陽造
這個標題有點繞，實際它包含這麼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是想說，著名的漢陽兵工廠制造的槍械，並非都稱作漢陽造；
再一個意思是想說，著名的漢陽造步槍，並非都產自漢陽兵工廠。
民國時期，特別是民國早期，中國最著名的兵工廠，毫無爭議的當屬湖北的漢陽兵工廠，而該廠最著名的產品，首屈一指的，則非漢陽造步槍莫屬。關于該廠的歷史，網上介紹頗多頗詳，這里不贅述，關于漢陽造步槍，卻想多說幾句。這一是因為本來在抗日戰爭中做出了極大貢獻的、佔據了絕對突出地位的該槍，在今天受騙于炒作又跟風加入這樣的炒作的網民心中，卻被在抗戰結束前還並不多見的新秀中正式步槍壓倒甚至取代了，英名被埋，不說不快；再是因為圍繞著該槍，有許多不實的訛傳，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也有必要為其正名。
首先，說說漢陽造指的是什麼槍。
漢陽兵工廠，曾有大量槍械出品，有仿德M198米步槍，有漢陽式7.9毫米步槍，有元年式6.8毫米步槍，有三十節式重機槍，有仿M1896年毛瑟手槍，仿M1932年式快慢機手槍，有仿伯克曼手提機槍，還有中國最早的半自動步槍等。這些產自漢陽兵工廠的槍是否都稱作漢陽造呢？不是的，稱作漢陽造的步槍，只有漢陽式7.9毫米步槍，唯此而已。
漢陽式7.9毫米步槍的原型槍，是德88式委員會步槍，即後來俗稱的「老套筒」。
這支槍，即德88式委員會步槍，有幾個插曲順便說一下。該槍是在法國1886式勒貝爾步槍的刺激下誕生的。當時法國生產的勒貝爾步槍，是世界上第一種使用無煙發射藥的小口徑軍用步槍，這種新的口徑步槍彈在殺傷力和彈道性能方面都遠超過當時德國毛瑟7184式步槍所發射的黑火藥步槍彈。面對這樣的壓力，德國立即成立了一個步槍試驗委員會，並很快借鑒了多種他們認為成功的設計，研創了8米步槍。因為該槍是由這個委員會集體研制而成的，于是又被稱作委員會步槍。
關于該槍，也有存在于至少百年的訛傳，即自清末一直到今天，有相當多的人將其認作毛瑟步槍。實際上，這支套筒步槍，其設計是來自一個委員會，與毛瑟兄弟毫不相干，定型後，分別在但澤、埃爾富特、斯班道和安貝格幾家兵工廠生產，也就是說，它的生產與毛瑟兵工廠也毫不相干。但既然該槍從研創到生產都與毛瑟八桿子打不著，可為什麼進入中國後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其稱作毛瑟步槍呢？這事，它的始作俑者卻不是今天的網民和哪個業余的寫手，而是早在百年前的德**火商。原因是毛瑟槍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特別受歡迎，而當時的許多官老爺們卻並不真的識貨，因此德國的軍火奸商們就指鹿為馬地將其稱作毛瑟步槍賣給當時的中國人，又把設計轉讓給中國。那些被蒙騙了的中國官員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就始終一貫地將其稱作毛瑟槍了。例如1912年3月16日捷成洋行致民國陸軍部函中，還把委員會步槍稱為「最新式毛瑟步槍」，北京政府的官員們在許多報告中，也將其稱作「最新式小口徑連發毛瑟步槍」。我們在翻查當年的檔案史料時，稱該槍為毛瑟步槍的，比比皆是，而多年以來我們許多歷史工作者並非都對槍械十分的在行，于是以訛傳訛，便也將其歸入毛瑟步槍之列了。
這都是題外話了。還是回到主題上來吧。該槍誕生後，很快傳到了中國，大約在1894年後，在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的主持之下，88式委員會步槍在漢陽兵工廠開始生產。
最初，湖北槍炮廠生產的該槍與原型槍無異，也是槍管外有套筒的，但最遲到了1904年，中國人開始對該槍進行改進，主要改進之處是去掉了槍管外的套筒，並在槍管外加以木制護蓋，以便于握持。當然，改進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改進後的該槍主要諸元︰口徑7.9毫米，槍全長1250毫米，槍管長740毫米，槍重4.06公斤，膛線4條.初速630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馬槍槍全長950毫米，槍管長442毫米，槍重3.4公斤，初速400米／秒，表尺射程1200米。槍彈之發射藥為無煙藥，圓頭彈丸。
經過改進後的步槍被命名為「漢陽式7.9毫米步槍」，進入軍隊和民間後，被簡稱為漢陽造。到了1940年，國民政府軍政部又一次對軍械重新命名，該槍被改稱作「漢88式步槍」，但軍隊與民間，仍稱其作漢陽造不變。
漢陽造指的就是這支槍。
這里有一個問題，即開始仿制時的套筒步槍和馬槍，是否也稱作漢陽造呢？的確，最初生產的槍管外帶套筒的步槍，也是稱作漢陽造的。不過那時所稱的「漢陽造步槍」，還沒有形成為一種步槍的專稱，而僅僅就是指的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槍而已，到了漢陽造成為一種步槍的專稱時，早期仿制的套筒步槍已經有了自己的專用綽號「老套筒」，而且該型槍在中國的生產時間不長，出品亦不多（後來國內所見的老套筒多數是進口的），所以，漢陽造也就仍然只是「漢陽式7.9毫米步槍」以及後來改稱的「漢88式步槍」的專用綽號了。
其次，說說漢陽造都產自何地何時。
就象上面說的，漢陽造，原本就是漢陽制造的步槍的意思，但到後來，它已經成為一款特定步槍的專用代稱，于是，不管它產不產自漢陽，只要是這款步槍，它就還是叫漢陽造。清末的江南制造局，以生產快利步槍布聞名，漢陽造問世後，便投產漢陽造步槍，最初還是與快利步槍同時生產，到了後來，索性放棄了快利步槍的生產，而專門生產漢陽造。清人朱彭壽在考察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稱該局「現又改造小口徑毛瑟槍」，這里所說的「小口徑毛瑟槍」，在民間，在軍隊中，便也稱作漢陽造。
1912年河南都督張鎮芳有一份關于河南兵工制造的報告，曾提到開封機器局「全年可造七米粒九小口徑毛瑟快槍三百技」，這里所說的「七米粒九毛瑟快槍」，在民間，在軍隊中，也仍然是俗稱的漢陽造。
四川兵工廠也曾投產漢陽造，盡管它產自四川的成都，在民間，在軍隊中，也稱其作漢陽造。
在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兵工廠，也曾有仿制漢陽造的紀錄，不管它是產自山東、河南、山西還是河北，只要是這款步槍，也都稱作漢陽造。
到了抗戰開始後，全國幾乎所有的兵工廠幾乎全部集中到大西南的重慶，兼並重組，此時的漢陽造便主要在重慶生產。生產漢陽造的兵工廠，也不再稱作漢陽兵工廠，而統一名稱為第二十一兵工廠制槍廠，但該廠出品的步槍，仍然是命名的「漢88式步槍」，在民間和軍隊中，也仍然被稱作漢陽造。
有幾組數據，從中應該不難看出一些問題。其一，全國各地兵工廠內遷到重慶重組後生產走上正軌的1942年，全國三家生產步槍的兵工廠，即一廠、二十一廠、四十一廠，總的步槍生產量為59200支，而漢陽造在其中所佔即達46600支。
其二，漢陽兵工廠制槍廠在遷來重慶之前，也就是從1894年至1938年這44年之間，共計出品漢陽造876316支，遷來重慶並入二十一兵工廠後，從1939年到1944年不到5年的時間，共計出品207164支，而一直到1944年之前，該廠中正式的生產紀錄還是零。
其三，在1944年之前，僅二十一兵工廠制槍廠一個廠的紀錄，漢陽造的全部出品是108（或130）萬支，而包括原來的十一廠、後來的一廠、四十一廠等加起來計算，中正式的生產紀錄也僅有206210支。
這幾組數據透露給我們怎樣的信息呢？一個，是一直到1944年之前，中國步槍的生產，一直是以漢陽造為主，並非有些網民所認為的那樣以中正式為主，而且從兵工廠內遷到重慶開始，漢陽造的生產有一個猛的飆升。第二，戰時中國抗日軍民手中所用的漢陽造，有很多不是在漢陽生產的，而是在重慶生產的，甚至是在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生產的。
大概許多網民認為，漢陽造的風光是在清末民初，實則不然，不盡然。不錯，敲響封建的清王朝喪鐘的第一聲槍響，是漢陽造；民初軍閥混戰中大顯身手的，是漢陽造；北伐戰場上雙方用的最多的，是漢陽造；國共十年內戰中的雙方用的最多的，也是漢陽造，但容易忽視而實在不應該忽視的，是在整個的全民族抗戰期間，抗日軍民手中用的最多的，還是漢陽造。誠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落後了，但它曾有過的風光我們不該忘記，它所創造的輝煌就更不該因為後來人的好惡而輕易抹去。
十九軍還是十九路軍
十九軍就是十九軍，十九路軍就是十九路軍，這本來用不著廢話。但多少年來看中央台一遍又一遍地說錯，就憋不住想說說。算是科普一下吧。
長期以來，總听到有人說「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十九軍總指揮蔣光鼐」，或是「十九軍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等，特別是作為黨和國家一級喉舌的中央電視台，也是履履犯如此錯誤。讓人不由得懷疑，十九軍與十九路軍是怎麼的一種關系，總指揮與軍長是怎麼的一種關系，中央台的這些個播音員是不是壓根就沒弄清楚。
這里有必要先交待一下軍和路軍在中國的演變。先說軍。在中國，自從1894年袁世凱改革軍制後，師，成為常規的編制，也是最大的編制，有固定的編制、裝備、員額和層次，戰時平時都如此。軍，則只作為戰時編組，可依作戰需要而定大小，並無固定編制。這也是袁世凱所效仿的德日等國的慣例。辛亥革命時，清軍組成兩個軍南下鎮壓。其中第一軍以蔭昌為軍統，由陸軍第四鎮全部、第二鎮部分編成的混成第三協和第六鎮部分編成的混成第十一協組成。第二軍以馮國璋為軍統，由陸軍第五鎮全部、第三鎮部分編成的混成第五協、第二十鎮部分編成的混成第三十九協組成。後來南北議和成功，不打仗了，兩個軍也就取消了，所屬的師旅該回防的回防，該歸建的歸建。與此同時，武昌的革命軍也曾編組三個軍，分別由杜錫鈞、李烈鈞和趙恆惕出任三個軍的總司令。也同樣屬于戰時編組，而不是常規的編制，停戰後這三個軍也取消。這時的軍，就屬于戰時編組。有仗打就有軍，打完了仗軍就取消，就這個性質。這大概也是中國近代自軍制改革後首次出現軍這個組織形式。
從那以後到南北之間的歷次戰爭，到軍閥混戰，又曾多次出現軍的組織形式，但無一不屬于這種戰時編組的性質。
到了國民革命時期，情況有了變化。1925年8月，軍事委員會決定將黨軍及建國各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廢除原來以省命名的粵、桂、湘、滇等軍的番號，代之以一二三四這樣的數字為番號，分別編成第一至第五軍。而且明確各軍每軍轄三師，每師轄三團這樣三三制到底的固定編制。從這里明顯看出，這時的五個軍，已經不再屬于戰時的編組，而成為一種平時的編制。軍，成為固定的編制，在中國，這是第一次。
由于要北伐，國民革命軍很快又擴充了第六、七、八各軍。北伐開始後，又爆米花似地膨脹到幾十個軍、上百個軍。從北伐開始一直到結束，因為一直在打仗，這期間的軍該屬于怎樣的性質，就不好一言以概之了。有的仍然是屬于固定編制，也有的只是戰時編組，有的又介于二者之間，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北伐完成了，軍隊編遣，重新確定以師為最高編制單位，師以上的各軍、各集團軍、各路軍、各方面軍、各指揮部等層次結構，一律取消。
但這只是美好的願望而已，方案提出來還不到一個月，正在實施中，由于編遣產生的齟齬，各路諸候互不相讓，仗又開打了。于是，軍，這個剛剛被取消了的編制，便重新又一次被提到部隊的層次結構上來，又有許多個軍接二連三地組成。只不過呢，此時的軍，雖沒有明確，但主要已經顯現出戰時性質，從各軍的編成上，很容易看到這一點。
這之後一直到抗戰開始，由于新軍閥不斷地混戰，軍，始終就處在一種似乎屬于戰時編組又似乎屬于平時編制的混沌狀態。但有一點必須明白，即它是比較固定地存在著的。
再說路軍。各路軍與各軍相比，它從來不是一個平時編制，而鮮明地顯現出戰時性質。實際上，它就是根據作戰需要而臨時調配的某一個進攻或防御方向的部隊的指揮體系而已，其臨時性質十分的明了。比如1926年第一路進軍湖南、湖北；第二路進攻江西；第三路進軍福建、浙江。再比如北伐軍底定江西後，決定向長江下游進軍，又將軍隊區分為東路軍、西路軍、中央軍等。以上這一路二路三路，和這東路西路中路，就是各路軍最本分的定義。
到了編遣後的新軍閥混戰時，為了削藩作戰的需要，蔣介石又臨時重組多路大軍，對李、唐、馮、閻等軍閥次第作戰。這時的各路軍，仍然沒有固定的編制，而主要依據作戰方向和軍隊集團派系的構成而定，多者幾個軍，少者幾個師。
和軍不一樣的是，似這樣因打仗而區分的各路指揮系統，不用明文，打完仗也就自然取消了。當然這是的。民**事史，它怪就怪在你不能按照規矩按什麼理論來它，就象北洋時期的混成旅本來不是固定編制，但到了民國後卻基本變成了固定編制一樣。這個路軍，按說打完仗就應該無形地取消了，但事實卻是，它沒能取消。特別是當某一路軍的組成恰好完整地集合著某一派系集團時，它就更是比軍或方面軍等結構層次更牢固地保留下來。比如韓復 的第三路軍、何健的第四路軍、李濟深的第八路軍、馬鴻逵的第十五路軍、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蔣光鼐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等，因為其組成正好是總指揮的私家軍隊，所以被他們看的比什麼集團軍呀方面呀等番號反而都更重要。就連周恩來在抗戰初都說不願意將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這其中絕對不是因為集團軍比路軍更帶有臨時性質，而是中國當時割據的現實，不得不讓人感覺，這路軍還就真的更能代表著鮮明的派系性質。相反的，如果這某一路軍的組成不是某個完整的軍系，那麼打完仗後，它就很快地取消而不復存在。比如劉峙的第二路軍、朱紹良的第六路軍、顧祝同的第十六路軍等，就隨著打仗的結束而結束了。
總之可以這麼說吧，這個某某路軍，它原來是一個極其臨時的指揮體系，但在當時新軍閥割據的背景之下，它卻往往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某個獨立與完整的軍系，大概就因為這個，本不該保存的路軍卻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好了，說完了軍，也說完了路軍，我們再回到正題說說十九路軍和十九軍。
1930年，蔣介石為支援津浦方面的作戰，于這年的第六十師蔡廷鍇部和同為陳銘樞部隊的第六十一師蔣光鼐部合組為第十九路軍，以蔣光鼐為總指揮，開赴山東參戰。十九路軍這是這麼誕生的。
因為路軍畢竟不是一級編制單位，所以也就在調蔣、蔡二師北上參戰的稍後，8月，又將這兩個師（六十、六十一師）編成第十九軍，以蔡廷鍇為軍長。十九軍也就這麼誕生了。
前邊說了，軍是比路軍較固定的編組，甚至可以看成是編制單位，而路軍是極其臨時性的，它無論如何不是一級編制單位，第十九路軍也一樣。但也和第三路第四路第十七路第二十六路一樣，因為其組成正好是原粵軍陳銘樞這一支私家軍隊，所以也就得以較長時間地保存下來。這樣，便同時有了十九軍和十九路軍。
在當時，某某路軍，它多時可指揮幾個軍十幾個軍，少時也可能只指揮一個軍。而十九路軍在當時就只指揮一個軍，即第十九軍。
缺德就缺德在這兩個十九上了。在當時，一路軍只有一個軍的情況並不鮮見，比如第十一路軍，就長期只有一個第十五軍；第十五路軍，就長期只有一個第十一軍；第十七路軍，也較長時間只有一個第七軍，等等，所以第十九路軍只有一個第十九軍也就沒什麼值得奇怪的。可不知哪個混蛋，將這兩級上下隸屬的單位，都冠以「十九」的番號，十九軍與十九路軍，一字之差，這就已經容易讓人弄錯了。而在當時，十九軍所轄的是六十師和六十一師這兩個師，十九路軍呢，也就這一個十九軍，說來道去，它所指揮的，還是這兩個師。還有呢，是蔣蔡二人資歷相當，難分伯仲，初期二人又各長一師。一個總指揮，一個軍長，也的確存在著明顯的照顧平衡的動機，這就更是容易讓不甚了解那段軍制史的人們不由得不弄混了。
戴笠生前佩中將餃也沒錯
早在九十年代，商偉凡先生《戴笠生前軍餃之謎》一文，便對戴笠生前的軍餃問題提出了疑問，筆者當時也曾在雜志上撰文回應。後來又有不少同仁提出同樣質疑，並舉戴笠一張生前佩戴中將軍餃的照片為證。因為明明戴是在死後享受到追任中將軍餃的，怎麼生前便已經佩戴了中將軍餃呢？
這便要再羅嗦幾句了。民國時期，地方軍閥割據，形同獨立王國，亂委軍職，私授軍餃的現象極其普遍，不足為奇。但被視為正統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出現這種現象，著實令人費解。實際上，費解的事還多呢。象戴笠這種早已戴上中將軍餃後又授予少將的，在央軍中，也還大有人在。較為突出的如**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軍、新一軍、新六軍的軍長胡璉、孫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軍長後較長時間才晉升少將軍餃的。這不論是從國際慣例上，還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上，都是講不通的。
抗戰初期，的階級，按慣例，旅長一般是少將，師長多數是中將，軍長則全部是中將。抗戰開始後不久，逐漸撤銷旅一級編制，師長有少將也有中將，軍長則仍然全部都是中將。第十八軍、新一軍、新六軍是美械裝備的**王牌，盡管我沒看到過胡璉等人任軍長時的照片，但佩中將軍餃是肯定的，是理所當然的。可按《國民政府公報》所載，胡璉是1945年6月28日晉升少將，而其任十八軍軍長則是在這之前的1944年8月。孫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晉升少將，其任新一軍軍長也是在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晉升少將，此時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第九兵團司令官了,任新六軍軍長則是在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們無法想象，難道他們曾經是上校軍長、上校兵團司令官嗎？肯定不會。那難道是《國民政府公報》弄錯了，也不會。
那又是為什麼？
對于這個問題，是否可以這樣解釋或推測。
自從護法戰爭開始，中國進入新的戰國時代，軍隊高層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軍隊的法制化建設，特別是軍餃這樣的「務虛」的事物，實在不是他們願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慮的。黃埔建軍後，軍餃就沒個章法，雖然各級軍官也有將校尉的軍餃並且也佩戴著相應的軍餃符號，但那軍餃的授予卻不是依據什麼軍餃條例而是軍餃授予者憑慣例而為之，而且連同職務一同授予的什麼什麼將什麼什麼校，也更多的體現一種職務附加名稱，而不主要體現軍餃的嚴格含義，于是才會出現某某人擔任某部中校參謀又兼某部上校參謀處長的咄咄怪事。
司馬老弟曾將這隨職務而變動的軍餃稱作臨時軍餃，我認為這樣的定義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確真的類似于西方的職務軍餃或臨時軍餃。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樣類似于職務附加名稱的「中校主任」「上校處長」之類，授予者和本意卻並不是將其看成是職務附加名稱的，他們也是想要使其成為真正意義的軍餃的，只是由于他們可能未必真懂軍餃的含義，或者他們認為軍官不能沒有軍餃可又無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職務的同時也連同軍餃一同任命，換個職務也又根據該新職所習慣對應的軍餃連職務和軍餃一同換了。
在當時，軍餃的授予佩戴也特別的隨意，特別的不嚴肅。地方軍閥部隊自不用說了，就是中央軍，也是如此。比如據史說回憶，有一次，蔣介石在中央軍校的總理紀念周上講話時，軍隊和列強相較，戰斗力特弱而將官特多，上將都數不清了。一旁的張治中听後，當場將上將領章摘下，換成中將。其軍餃管理之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1934年，國府整軍建軍中，開始依照日本軍隊的人事制度，由原屬于軍政部的軍衡司獨立出來改為由軍事委員會直屬的銓敘廳，制定陸軍人事整頓及升遷辦法。這其中有一項便是將官階與職級分開，任職與任官分立。任職，指的就是軍長師長這個職務，任官，則是中將少將這個軍餃。也就是說，職務的晉升與軍餃的晉升走的是兩股道。按說這是一個進步，是能夠真正體現軍餃意義的進步，但因為沒有考慮到使用象今天我軍這樣的基準軍餃的辦法，也沒有繼承北洋時期加餃的體例（國民政府時期的加餃制度僅限于中將一級），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來。
按照此一任官條例，軍餃的晉升受「停年」的嚴格限制。所謂「停年」，就是某一軍餃必須停留的年數，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規定，各級停年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將四年，少將升中將三年，中將升上將用選升。照此算起來，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將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時間。這一下子矛盾來了，由于一直處于戰爭狀態，指揮員職務的晉升卻沒有受那麼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連升三級的都有。如黃埔軍校畢業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黃杰、陳鐵、桂永清、關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孫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便已擔任軍長職務，而此時他們從軍的歷史都還不滿十四年。軍長是可以當，軍餃卻得慢慢走。這種任職與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晉升遠遠的滯後于「職」的晉升的怪現象。
因為「官」滯後于「職」太多，給指揮帶來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來，那就極有可能象二戰時期的蘇聯紅軍中出現的「中尉營長」、「上尉旅長」、「中校師長」等怪事一樣，得讓孫立人、廖耀湘等戴著上校甚至中校的軍餃去指揮新一軍、新六軍與英軍並肩作戰了,那這就有點開國際玩笑了。好在國人比俄國佬是要靈活許多，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實際上到抗戰開始後不久，各級部隊單位不經銓敘廳承認，便私自晉升軍餃，甚至私自戴上自認為應該戴的軍餃。當上團長了就授予上校，當上軍長了就授予中將。或者我當了團長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當上軍長我就戴上中將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實際上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軌道上來，即軍餃的授予仍然根據軍中常例，根據某一職務大致習慣對應的軍餃來任命，而不是依照軍餃條例給予銓敘，從而成為一種非法的事實。從銓敘廳曾反復下文要求任何部隊單位不得私授軍餃，並采取將級領章編號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況看，似乎可以反證出這一推測。
說這些人未經銓敘而按職務佩戴的軍餃是非法，是因為迄今為止，我是沒能發現有這樣的制度，也沒能發現有這樣的允許。但對于中央軍中的將領來說，他們佩戴的軍餃卻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為軍長的孫立人廖耀湘們佩戴中將軍餃，比如作為集團軍總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們佩戴中將軍餃，盡管此時的他們並沒有銓敘中將，但他們所佩的中將卻與他們的軍職是對應的，因而是合理的。因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們在無奈與無意之中，填補了軍餃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實上的西方習慣稱呼的「臨時軍餃」或「職務軍餃」，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特色民國特色的一個值得肯定的創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軍的軍人佩戴的軍餃，則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將領**，在開闢豫鄂根據地之初，化名李威，帶了一百多人槍，佩戴**少將軍餃，公開活動于社會各界。你想想，連他這個名字都是假的，那麼這個李威的少將是誰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擊司令們，十幾個人七八條槍，也往往佩著少將中將軍餃四處招搖。你說在敵後招搖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兩個在當時被炒的很紅的福晉巴雲英和奇俊峰，手下不過二三百家兵而已，但她們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掛著少將的軍餃頻頻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蔣介石官坻。
雖然有了這種盡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實，而銓敘廳的老爺們除了限制卻並沒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這不合理的東西（在那時局動蕩的歲月，立法也是談何容易），而是仍舊僵硬地執行自己那一套與當時情況早已不適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現了一方面軍餃的法定授予機關不管你職務怎麼晉升相應的軍餃卻遲遲不給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則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麼職務我就授什麼軍餃，甚至是某些軍官我想戴什麼軍餃就戴什麼軍餃，這有點象眼下一些農村存在著的事實婚姻，不管你給不給結婚證，我是該娶媳婦就娶媳婦，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這就是民國史的特色。
這又產生一個新問題，即軍餃這麼嚴肅的問題，給弄的如此兒戲。那老蔣就不出面管管嗎？
我猜想，一個原因，就是我前邊分析的那樣，老蔣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沒閑功夫管，就象斯大林為什麼不管管紅軍的軍餃制度一樣，就象老毛屢屢推遲軍餃制的實施一樣，在那樣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時代，軍餃制度建設，實在不是當務之急。
另一個原因，則除了最高層沒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這上面外，一般**軍人包括那些中將少將們自身，對于軍餃，除上將外，對多的數也數不過來的中將少將，也沒什麼人特別的重視。他們關心的是軍長師長這個職務，關心的是能不能確實掌握部隊，關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盤，關心的是糧餉械彈兵員的補充，關心的是這仗該怎麼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顆少一顆的星星，實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計較。在那個槍桿子決定一切的年代，一個丟掉了槍桿子的少將參議，遠不如一個擁有槍桿子的少校營長更有份量。今天，當年**人員的回憶史料汗牛充棟，卻極難看到誰佔用篇幅去議論誰該佩戴什麼軍餃而誰不該佩戴什麼軍餃，即可說明當年人們對軍餃的態度。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又要說到國民革命軍的軍餃設置問題了。
看一支軍隊的軍餃設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認為關鍵看兩點，一個是與世界慣例是不是大體相當，因為這關系到與外軍的聯絡交往。相差太懸殊了，勢必會造成尷尬。
另一個則是看軍餃的等級設置與部隊層次結構對應的是否相當。一般來說，部隊的層次結構少，軍餃的等級設置也可相應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隊的層次結構繁多，則軍餃的等級設置也應該多一些。或者換一句話說，「階」與「級」的對應不能突破「一階兩級，一級兩階」這個鐵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從這點上看，那麼自有軍餃以來，恐怕沒有哪一支軍隊比二戰時期的蘇聯紅軍和國民革命軍更糟糕的了。
**的軍餃基本是在北洋陸軍軍餃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沿襲下來的。北洋時期軍餃的設置是對應當時北洋陸軍的情況，是合理的，可到了國民政府時期，情況變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戰開始以後，**的指揮層次疊床駕屋，師早已不是編遣會議時所設想的平時最高編制單位，而在其上又有了軍，軍之上又有了集團軍，集團軍之上又有了戰區。師以上的指揮機構疊加了這麼多，上將一餃（含特級、一級、二級）所對應的仍然是極少數中樞大員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對應的也仍然是團以下各級，少將所對應的主要仍是旅長一級，那麼中將一餃所要對應的跨度就實在太大了。師長是中將，軍長是中將，集團軍總司令是中將，少數的戰區司令長官和少數的獨立旅長也是中將，跨了三到五級之多，這顯然極不合理。曾有一次，好象是範漢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風的部隊檢閱，三個黃埔同學站在閱兵台上，一個是戰區司令長官，一個是集團軍總司令，一個是師長，但軍餃卻同為中將。還幸虧沒有哪個軍長一同檢閱，不然的話，就是四個中將了。
今天的公安系統中，除警監以上高級警餃外，人們對于警督警司的警餃，是十分淡漠的。一個一級警督，當他需要著警服執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臨時借一套三級警司的警服穿上時，絕對不會有哪個人會感覺吃驚而過問一句，為什麼呢？因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餃工資外說明不了什麼。當你看到一個三督和一個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長而那一督可能僅僅是派出所的副所長或者只是那局長的司機。在當時的，當你看到兩個中將在一起時，往往有可能一個是集團軍總司令而另一個僅僅是個旅長或是個掛名領干薪吃閑飯的高參。當一個軍餃已經無法有效地區分對應「階」與「級」的關系，無法有效地說明人們最敏感的問題時，它必然會造成貶值，從而大大降低人們對它的關注程度。我想，少將這兩級軍餃管理如此的混亂，是不是也有這個原因呢？
不知這麼推測是不是正確，請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