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止住笑，秦時竹翻開下一頁稿紙說︰「那我繼續說下去吧，中產階層主要是城市中有專業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一般收入中等，可以維持小康水平，但依然面臨著淪為無產者或半無產者的危險，例如教員、政府低級職員、會計等等，他們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階層靠攏，一方面又很害怕淪落下去；
資本家階層可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民族資本家部分，主要是國內興辦實業的企業家和大商人，比如張謇，又比如我岳父（秦時竹說到這里，大家都點頭，心想，他要不是就沒人是了）……一般而言，他們掌握了比較雄厚的資本，興辦了一批產業，有一定作為，雖然與列強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依然能夠在政治上保持獨立或基本獨立；
買辦資產家部分是指與外國有比較密切聯系的企業家和大商人，他們的經濟勢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結列強的基礎上，他們雖有一定的獨立意識，但只要列強一緊逼，很容易動搖、退卻，甚至反過頭來對付自己的同胞，他們往往從屬于一個或幾個外國主子，如果看到他們也反對列強，那肯定是和他們主子之間有仇的那一部分……他們是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如盛宣懷等人；
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很難劃分清楚，具體到某一個人往往會變動、轉化。甚至會有兼而有之地特征，但大體區分還是比較明顯的。
本來，官僚階層是中國社會一個獨特特征，士、農、工、商的傳統分法就單獨列舉為一個階層。但我以為，從前的分法大都以職業為劃分，並不能反映其經濟地位，故而讓人費解。官僚階層本身也分層，其下層，主要是供職于政府地普通職員或低級官員，無特殊技能。如衙役、捕頭等，可以劃入農民階層；中層官員，有一定專業技能，收入尚可，經濟地位與中產階層相仿，如文書、師爺等，故可以歸入此一階層；上層官員，一般地位較高，經濟實力雄厚。有一定能量，我把他歸入地主階層和資本家階層。在現實中，也常常可以看見，很多官員在朝時是官僚，在野時是地主，兩者的身份結合體現得極為明顯，地主階層中那些窮奢極欲、腐化墮落的，往往也是這批人。因為他們的錢財大都來自于貪污受賄，錢來得方便，花錢自然也大方，象袁世凱就是大地主，一人娶十幾個姨太太……」眾人哄堂大笑。
「官員中有部分比較開明，將自己的資產轉移到新興實業中去，由于他們掌握政權。有地位、有實力，各方面人際關系嫻熟，慢慢地從地主變成了資本家。有些嚴重依賴國家政權和外國勢力，那就是買辦化的資本家，如盛宣懷，既是郵傳部大臣，又是輪船招商局的董事長。那些官督商辦地官員。比如象周學熙那樣。一開始也有買辦色彩，但逐漸逐漸演變成民族資本家了。在我們東北。禹部長就可以算是民族資本家階層出身。」
「復生兄，我個人感覺，有些人身上不僅有一種身份，甚至可能有兩重。」袁金鎧說，「就拿沈先生舉例，他不僅是地主階層，同時也是資本家.手機看小說訪問.1б階層，這個您做何解釋？」
「一個人歸入于哪個階層，並不是說他和哪個階層沾一點邊就屬于哪個階層，而是看他主要的經濟地位屬于哪一個階層。」秦時竹說，「以我岳父舉例，這些年錢是越來越多了，但地卻沒有多起來，甚至更少，因為都用來辦實業了，他雖然也帶著地主階層的特征，但主要的經濟地位是在資本家階層。」
張榕問︰「從都督這個分法來看，似乎還有按職業區分的痕跡，比如，在農業是農民和地主階層，在工業是工人和資本家階層，只不過是成對出現，而且將士這個階層取消了，您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結論大體不錯，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夏師長的丈人辦了墾荒公司，雇了一堆人開荒、種地、賣大豆等農作物，從事的也是農業，但他就不是地主階層，或者說他的主要經濟地位不是地主階層，而應該是資本家階層。他所雇佣的農民，應該算是產業工人中地農業工人。」
「都督的分法很不錯，不僅獨到而且準確，但這個分法有什麼意思嗎？和我們的黨綱、黨義有什麼具體聯系？」
「為什麼要這麼區分，就是要探究社會不公、不安究竟產生于何處。除了清朝這一代，大家說說歷朝歷代滅亡的真是原因是什麼？」
大家紛紛討論起來，不外乎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內部權臣政變等等。
秦時竹說︰「中國古代，歷來就是農本經濟，多小農，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發達不起來。這麼多王朝為什麼會亡，我看根本問題就出在農民身上。清朝有句話我覺得說得不錯，清之天下，非得自于明，而得自于流寇，是李闖王打進了北京城，逼得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可李自成為什麼會造反？中國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會造反的，官逼民反時早已是苛政猛于虎了。」
「據明史記載，主要是陝西大災，明廷不但不減稅，反而繼續加派賦稅，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才紛紛起來造反。」左雨農說，「特別是為了和滿族開戰，加派三餉尤為苛刻。」
「這只是表象，中國歷代的興亡，其實可以從土地兼並上找出原因。每個朝代前期，土地兼並之風還不是那麼厲害，故而天下可得安生，中期以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賦稅卻越來越加于農民身上，地主大都有權有勢可以不繳.電腦看小說訪問.1б納，而農民就只能饑寒交迫，他們無奈之下，或者逃亡，或者依附于地主。但朝廷的賦稅是不會減少地，這些空額就只能由其他農民繼續承擔，好比一村本來有100戶納稅，後來變成了50戶納稅，納稅的人少了，稅額不少，等于每戶的份額就多了，更加刺激其余的農戶流亡，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天下大亂，造反蜂起，然後就是打仗、死人。待建立一個新的王朝後，人口減少，有些地主死于大亂，他們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這個兼並的矛盾暫時得到緩解，等太平日久，又開始新一輪地兼並，然後再大亂……如此周而復始，形成一個怪圈，每個王朝開頭都是政治清平、社會安寧、百姓可得溫飽，到末期卻都免不了民不聊生……」
「都督的話真精闢。」左雨農不好意思地說，「我原來總以為是開國皇帝知道百姓艱辛，故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然而他們子孫不像樣，所以天怒人怨……」
「從都督這個意思來說，土地兼並是治理不好的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是不是面對崇禎末年這種情況恐怕也無能為力？」袁金鎧問。
「一個好皇帝和一個壞皇帝相比，總歸對人民是有所好處，如果崇禎末年李世民為帝，明恐怕不會亡得那麼快，但人終究有一死，李世民的子孫不可能都象李世民這樣能干、英明，這個王朝總有亡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實行共和、憲政，傳賢不傳子，可以保證天下安寧。」張榕感嘆道，「沒想到為什麼要革命這個道理經過都督這麼一說，變得如此清晰。」
「我說這個，主要目的還不是為了解釋革命。」秦時竹說，「你們注意到沒有，各大列強自己也有農業，也有農民，他們也有土地兼並，為什麼他們就不亡國呢？」
「主要是靠掠奪我們，且不說鴉片戰爭，光甲午一戰，賠了小日本二萬萬三千萬兩白銀，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國近十年的賦稅收入，辛丑條約賠得就更多了。」
「不完全對，列強之所以發達，之所以不怕土地兼並，是因為他們發展了實業，或者說工業。」秦時竹認真地說，「一國地土地終究是有限地，這個不大多得起來，但人口卻是年年增加，大家如果都擠在一起弄飯吃，遲早要出亂子。你看現在無業流民這麼多，就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幸虧現在革命，如果還象洪秀全一樣，登高一呼，萬眾響應，這些流民就會都投身進去，造成地破壞力相當驚人。發展實業，就可以吸納眾多的勞動力，一方面減輕了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試想，一個佔地一千畝的煤礦，如果是農田，那五十戶人家耕種還是緊巴巴的，但這麼大的煤礦如果用來挖煤的話，起碼得雇5000人才夠；又比如一塊20畝的荒地用來開紗廠，可以吸納1000以上的工人，創造的財富何止種田的千倍？全國除了我們東北還有西北，哪里還有多余的地方讓農民開墾？時間一長，天下又得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