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矚目的殿試終于開始，說起來，這大慶殿的考試不像在貢院那樣，每個人之間的間隔都十分分明，更不象省試那樣監察、巡視面面俱到。這里只有密密麻麻的一些小書桌，每張書桌旁邊就是一面小杌坐。你若是覺得無聊，伸臂過去就可以夠到旁邊人的考生。從這一點看來，殿試的考試條件和李唐前世的高考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敢于在殿試的考場上作弊的，似乎還真沒有听說過。因為大慶殿的前面一張帷幕的背後，坐著的那樣不時發出咳嗽之聲的人，就是當今的天子。而這一位，就是本場考試的主考官。
或許你作弊不會被抓到，或許你有很高超的作弊手段，到了這里，你都會情不自禁地選擇老老實實考試。原因無他，在天子的龍眼注視之下作弊，確實沒有哪個考生有這樣的膽色。況且，想一想這大殿之內，平日里都是一些什麼人在走動，在談論，這些學子心目中不由被震懾出，哪里還敢生出作弊之心！
其實，這種氣度森嚴的考場對于考試本身的公平性來說，是有好處的，但從選拔人才的角度來說，卻是有害無益的。原因很簡單，很多優秀的考生並沒有見過太多世面，很難不被這種氣氛壓抑得大失水準。然後，從古到今，就上演了很多大才之士屢屢落榜的故事。而且，這樣的事情以後還會不斷涌現。只要考試存在一天，這種現象就會存在一天。
不過，這就是科舉！
偌大的一個大慶殿，除了不時傳來的咳嗽聲，真的可以說是鴉雀無聲，若是你站在外面听聲音，你很難想像竟然有這麼多人同時坐在里面。
這次的殿試題是天子親自出的，據說為了保密，也是到了臨考之前才親筆題寫的，這也在渠道上杜絕了所有的作弊可能。題目是一道策論，一道詩賦。
那策論題，是「論青苗法」。
這可真是一個敏感而又令人頭疼的問題。所謂青苗法，就是當初神宗皇帝變法的時候推出的一項重要的措施，說白了就是春耕的時候，農家需要用錢買秧苗、農具、牛羊之類的，花錢較多，有些人家因為錢不夠，就種不了那麼多田地。「青苗法」就規定，地方官府可以先撥出一些款項借貸給農民，等秋收之後，農民再歸還。當然，這借錢也不是沒有代價的，要給付一定的利錢，只不過比民間的高利貸要低了不少。
這听起來是很不錯的一項措施，但卻是引起爭議最大的。因為在這項舉措實施的過程中卻變了味，走了樣，惹得很多地方對此怨聲載道，這也成為了新法最終失敗的根源之一。
因為當初主政的王安石信用的大臣中，奸邪之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支持他的變法本來就只是處于政治上投機的目的而已，對于新法本身的施行根本毫不關心。有的則更加惡劣，把新法當作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還美其名曰「支持新法」，在賺取銀錢的同時還要賺取政治前途。
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蔡京，他一開始是兩邊不靠的，待得變法派佔據了上風，他立即下令治下施行新法，很得王安石的贊賞，甚至還被王安石點名表揚。但是，後來王安石罷相，司馬光繼任，盡廢新法，蔡京立即搖身一變，成了廢法先鋒，僅僅半個月的時間，他的境內所有的新法措施全數被廢除，又被司馬光狠狠地表揚了一番。
事實上，當時朝內朝外，蔡京這樣的人並不在少數。「青苗法」施行之初，觀望拖沓的有之，拒不執行的也有之。但這些都還算好的，真正惡劣的是不少「積極施行」的。由于「青苗法」的施行情況和地方官的政績是掛鉤的，有些官員就實行攤派制，你家必須借多少，他家必須借多少，惹得不少不缺錢的人家也不得不借錢。而有些官員則擅自提高利錢，然後再攤派下去。
這樣一來，「青苗法」怨聲載道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小老百姓可不不知道也不願去追究是不是地方官員貪瀆造成這種現象的，他們只知道「青苗法」對他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非但沒有利民，反而妨民，都把矛頭指向了朝廷和「拗相公」王安石。終王安石的一生，在大宋的名聲都非常不好，很大程度上就和這「青苗法」有關。
司馬光繼任首相之後，「青苗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廢除，這固然與司馬光廢除新政的決心有關，事實上和「青苗法」本身在民間很不受待見也有著很大的關系。
當今皇帝趙煦繼位之初，太皇太後高氏主政，所用的大臣都是範純仁、蘇軾兄弟等一系列守舊派大臣，「青苗法」自然是沒有出頭之日。太皇太後薎了以後，趙煦親政，立即就驅逐了幾乎所有的守舊大臣，而且把他們打為「黨人」，對他們實行了強力的鎮壓。而在朝政上，他也在章惇的幫助下，恢復了很大一部分的新法，但是這「青苗法」由于種種阻礙，卻一直難以恢復。
難道官家有意恢復「青苗法」嗎？
這個問題讓考生們十分為難。因為如果皇帝是要恢復「青苗法」，你卻批判了「青苗法」，那對不起，不論你說得如何文采飛揚，有理有據，你這次考試肯定名落孫山；相反的，皇帝若是要批判「青苗法」，你卻大說特說「青苗法」的好處，那也是一樣的。
好在李唐只是略一猶豫，就選擇了以自己能想到的最美妙的詞匯來贊美「青苗法」。對于他來說，這個選擇並不很困難，因為他知道趙煦這個人是以繼承他老爹的遺志為己任的。若是他不喜歡「青苗法」，絕對不會提起這茬。想當初，蘇軾說一句先帝期間「百姓困苦」，都被彈劾為誹謗先帝，他自己若是對神宗期間的基本方針政策進行大批判，那其不俗打他自己的嘴巴嗎？
當然，李唐本身是並不怎麼贊同這個「青苗法」的，覺得這是一項出發點很好，但施行難度很大的措施。這原因簡單，這項法令的施行，其實是和地方官本身的積極性與品行有著很大的關系，地方官有著很大的**空間。在大宋這個監察機制並不完善的時代施行起來，結果只可能有一個——失敗。畢竟，如今大宋官場的清廉程度比起當年的王安石時代，只有更差而不會更好。
況且，要說本領，李唐覺得王安石還是比章惇強一些的，王安石做不到的事情，也很難相信章惇能做到。
只不過，如今是在考場之上，不是在自家書房里，你永遠不可能安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東西。所以，李唐的文章里對「青苗法」極盡贊美之能事，仿佛這就是世上最完美的一種舉措一般，簡直就把它夸成了一朵花。而且他寫的時候絲毫沒有感覺愧疚，畢竟他再怎麼說，也無法決定這項舉措的可實施程度，若是趙煦要施行的話，絕不會是因為一個考生在卷紙上把它夸得太過美好。況且，李唐也並沒有聲明過他會對寫在卷紙上的這些言論負責，《宋刑統》里面可沒有規定說謊話是有罪的！
當然，李唐的這篇策論要得到很高的分也很難，因為除了旗幟鮮明地闡述了「青苗法」的好處之外，整篇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了。所謂「策論」，你的觀點當然重要，但若是不能提出自己的「策」，還無法算得上一篇很合格的東西。
而那詩賦題對于李唐來說，就有些撓頭了。題目其實很簡單，而且李唐也不是沒有答案。
「題寫游歷農家之隨想！」。這個題目很偏很強大，不過也正反映了趙煦的風格。農家？很多士子一輩子都生活在汴梁城里，就連農家去都沒有去過，哪里談得上有什麼感受！李唐在這方面要好一點，他雖然不是出生在農家，卻是一個經常出入農家的地主。
問題是他的經驗對他來說是毫無用處的，他本人對詩賦可以說三腳貓水平。所以，他不得不靠「前輩高人」幫忙。
當然，古詩中寫農家的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杜牧的「牧童遙指杏花村」，簡直到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步。問題是，這些李唐固然知道，在座的沒有一個不知道，若是他把這首詩寫上去，給別人添加喜劇效果自然是少不了的，只是給他自己就只能添加悲劇色彩了。
北宋以後的詩，寫農家的就不那麼多了，但李唐也背得有一篇，這一篇當然也不是見不的人的。相反，里面還有一個和「牧童遙指杏花村」同樣級別的名句。但就是因為如此，李唐才不想用它，這詩太著名了，對他來說並不是好事。如果你以後再「寫」不出同樣的妙句來，別人會怎麼想？
李唐苦思冥想一陣，腦袋里一片空白，他已經把自己背下來的所有詩篇都搜索了幾遍，發現除了這一首以外，竟然沒有第二首附和趙煦的命題了。
于是，他只好拿起筆來，寫下了這首詩。畢竟，考試的成績最重要，其他的只有以後再考慮了。這也許就是應試教育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