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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的聲音仍然在軒寶貝的腦海里轉著︰「流傳極廣、盛行各處的種種文學研究的方法都關系到文學的背景、文學的環境、文學的外因。這些對文學外在因素的研究方法，並不阻用于研究過去的文學，同樣可用于研究今天的文學。因此，「歷史的」研究這一術語，只應當用來指稱那種專門著眼文學在
歷史上的沿革，即著重歷史問題的研究。雖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據產生文學作品的社會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釋文學，可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樣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從作品產生的原因去評價和途釋作品，終至于把它完全歸結于它的起因(此
即「起因謬說」)。文學作品產生于某些條件下，沒有人能否認適當認識這些條件有助于理解文學作品；這種研究法在作品釋義上的價值，似乎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研究起因顯然決不可能解決對文學藝術作品這一對象的描述、分析和評價等問題。起因與結果是
不能同日而語的︰那些外在原因所產生的具體結果——即文學藝術作品——往往是無法預料的。
所有的歷史．所有環境上的因素，對形成一件藝術作品可以說都有作用。但是。我們一旦評估、比較和分析那些據說足以決定一件藝術作品的個別因素時，實際的問題便隨之而生。大部分研究者試圖把某一系列的人類活動和創造孤立地提出來．作為決定文
學作品的噸—」因素。因此，有一派人士認為文學主要是創作者個人的產品，1︰是便斷定文學研究主要地必須從考察作者的生平和心理著手。第二派人士從人類組織化的生活中——即從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中——探索文學創作的決定性的因素；另有一派的觀點與此相關，他們主要從人類精神的集體創造活動如思想史、神學史和其他的藝術中，探索文學的起因。最後，還有一派人士要以「時代精神」(2eitseist)，即一個時代的精神實質、知識界氣氛或輿論「環境」以及從其他藝術的特質中拙取出來的一元性力
量，來解釋文學。
那些提倡從外在因素研究文學的人士，在研究時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態度應用了決定論式的起因解釋法，因此，他們在宣稱其方法的成功上也有所不同。那些認為社會因素是文學產生的決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進的決定論者。這種激進主義的根源在于他們與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和科學有著哲學上的親繞關系，但是，我們必須不要忘記那些堅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6eschlchte)的唯心論者，在哲學上與男格爾體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義思想有親繞關系，這些人士也是極端的決定論者，甚至是宿命論者。
許多采用這些方法的文學研究者提出的要求還是較為適當的；他們只想探索出藝術作品與其背景及淵源之間的某種程度的關系，而且認為有了這方面的知識便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學作品，並不注意這些關系究竟與文學是否確切相關。這些提出較為適當要求的人似乎比較聰明一點，因為起因解釋法在文學研究上的價值，行定是被過高地估計了，而且，還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研究法永遠不能解決分析和評價等文學批評問題。在各種著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來解釋藝術作品的方法，似乎還好一些，因為把文學只當作為單一的某種原因的產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們並不贊同德國的思想史派那種研究觀念，但我們承認這種綜合了所有因素的解釋方法，確實避免了其他流行的研究方法的最大毛病。我們接著要做的，就是衡量這些不同的因素的重要性，還要考察它們與我們主要稱為文學的、或「以文學為中心」的研究，是否相關，然後再從這一角度來批評達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得失。
第七章文學和傳記
一部文學作品的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考，即作者。因此，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方面來解釋作品，是一種最古老和最有基礎的文學研究方法。
傳記可以有助于渴示詩歌實際產生過程。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對一個天才的研究，即研究他的道德，他的智慧和感情的發展過程這些具有內在價值的東西，來為傳記辯護，並肯定它的作用。最後，我們可以說，傳記為系統地研究詩人的心理和詩的創作過程提
供了材料。
這三個觀點必須仔細地加以區別。只有第一個觀點(是與我們所談的「文學研究」直接相關的)，即傳記解釋和闡明了詩骸的創作過程。第二個觀點，主張研究傳記的內在價值，把注意重心轉移到人的個性方面去。第三個觀點，把傳記看作是一門科學或一門
未來科學的材料，即藝術創作的心理學的材料。
傳記是一種古老的文學類型。首先，從編年和邏輯兩方面來說，傳記是編史工作的一部分。傳記作者在為一個政治家，一個將軍，一個建築家，一個律師，或一個不參與政事的平民作傳時，部沒有什麼方法上的差別。柯勒律治(S．T．colerNge)曾經說過，任
何人的生平，無論它如何沒有意義，只要如實地記述出來都將是有益或引人入勝的，’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從一個傳記家的眼光看來，詩人簡真是另一種人，他們的道德和智慧的成長，他們的事業和感情生活，都可以通過某些標準（通常是一些lun理標準或行為難則）來加以再現和評價。而詩人的著作可能只不過是出版上的事實，就象任何有活動能力的人生平中出現的事件一樣。如此看來，一個傳記家遇到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歷史家所遇到的問題。傳記家要解釋詩人的文獻、書信、見證人的敘述、回憶錄和自傳性的文字，而且還要解決材料的真偽和見證人的可靠性等類的問題。在傳記實際撰寫過程中，傳記家遇到敘述上的年代順序，素材的選擇，以及避諱或坦率直書等問題。傳記作為一種文體所大量地踫到和處理的就是上述問題。這些問題並非是特殊的文學上酌問題。
在我們所討論的文學傳記範圍中，有兩個問題很關控。傳記家以詩人的作品為根據來撰寫傳記，這里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文學傳記的成果對理解作品本身又有多大關系和重要性7對這兩個問題往往是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幾乎所有那些熱衷于寫詩人傳記的傳記家都是這麼看待第一個問題的，因為詩人的作品提供了寫傳記的豐富資料，而許多更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生乎資料可能散快了，或者差不多都已敬佚了。然而，這種樂觀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螞?
我們必須區分兩個人類時代，兩種可能的答案。對于大多數早期文學說來，我們還沒有個人的文獻可供傳記家參考。我們只有一系列公共的文獻，如出生登記表，結婚證書和訴訟書之類的材料，此外就是作品資料了。例如，我們只能很粗略地追溯莎士比亞
的活動，並知道一些他的經濟情況；除了少數真偽不明的莎士比亞候審記載外，我們根本沒有弄到他的書信、B5i和回憶錄之類的資料。有人費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莎士比亞的生乎，所獲得的具有文學價值的成果卻是微不足道的，了解到的主要事實不外乎是些有關莎土比亞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的記載和說明。因此，那些試圖編寫實際的莎上比亞傳，編寫他道德生活與感情生活的歷程的人們所獲得的結果不外是下面那科情況之一。倘若象斯沒金(c．5pllrgcon)研究莎士比亞的意象那樣以科學的精神去研究他的生平，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瑣碎的生平事實，倘若盲目從他的劇作和十四行體待中搜尋材料，那就只能象勃蘭兌斯(G．Bfandes)或哈里斯(F．Ha小s)那樣寫出一些傳奇式的生平故事來。‘這些做法的前提是十分錯誤的(這些做法可能開始于赫茲里特(M．Haz山t)和施勒格爾的啟示，首先是由道登舊．D。wden)精心地設想出來的)。我們不能根據虛構的敘述，特別是戲劇中虛構的東西作出有效的推論，以此編寫一個作家傳記。通常認為莎士比亞有過一個失意的時期，在此期間寫了悲劇和辛酸的喜劇，直至寫《暴風雨》他才達到某種乎靜。人們完全可以就這一觀點提出疑問。是不是一個作家必須處在一種悲傷的情緒之中才能寫悲劇，而當他對生活感到快意時就寫喜劇?這種說法正確與否還有待探討。進一步說，我們根本就找不到有關莎士比亞的這種悲傷的證據。‘莎土比亞不能為他的劇中人物泰門或麥克佩斯的生活態度負責，他也不能具有他的劇中人物蒂爾斯特和埃古等的觀點。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普洛斯帕羅說的話就是莎士比亞所要說的︰作家不能成為他筆下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觀點、美德和罪惡的代理人。而這「—點不僅對于戲劇人物或小說人物來說是正確的，就是對于扦倍詩中的那個「我」來說也是正確的。作家的生活與作品的關系，不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系。」(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訂閱，打賞，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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