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局勢發生了某些新的變化，正是在這時，南華聯邦對外戰略才完全演變成一個全球爭霸戰略，走上全面與美國和蘇聯爭霸世界的道路。
在這個時期，南華聯邦的軍事力量第一次與美國形成了大體均衡的局面，在戰略武器的總件數和質量也在逐步縮小與美國的差距。
它的強大的地面部隊繼續得到發展，作為地面進攻主要力量的坦克和裝甲車輛達到與美國相當的水平。
對于我國廣闊分散的土地來說，地面力量是和別的國家不同的地方。
在經濟上，六十年代初，南華聯邦的國民收入已為美國的一半，工業總產值為67％，許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已超過美國。
盡管在經濟力量總對比中南華聯邦仍弱于美國，但是美國必須花相當一部分力量用于西歐方向與蘇聯對抗，而南華1聯邦用于這方面的力量則比較小。
加上南華聯邦的中央集權體制，可以把主要的力量用于與爭霸有關的行業和項目，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時間內縮短了與美國在直接參加軍備競賽方面的經濟力量的差距。
從而使南華聯邦真正具有了與美國在全球進一步展開軍備競賽的資格。
就在南華聯邦奮起直追的同時，整個西方世界卻陷入了戰後經濟狀況最不景氣的深谷。
美國也被內政、外交等方面的問題所困擾，在進行新的力量調整，某些方面也在收縮。
日本、西歐的發展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掘起都表明，美國的霸主地位再也無法保持了。
所有這一切對美國不利的因素都被南華聯邦和蘇聯利用來相應地增強了自己的力量。
在軍事上形成大體均衡之後，南華聯邦力圖打破這種局面，爭取在軍事領域奪取對美國的優勢，武裝力量的發展首先要求放棄以前的軍事理論。
于是，在60年代末期，南華聯邦新的軍事戰略開始形成。
新的軍事戰略放棄了那種認為未來戰爭中不會有勝利者的觀點，強調指出，準備好的一方，擁有數量、質量上優勢的一方，必定會贏得戰爭.戰爭既然是可以打贏的，那麼建立擁有對敵優勢的武裝力量就成為首要的、基本的奮斗目標。
這樣，就在理論上為南華聯邦軍事力量追求優勢掃清了道路。
在世界各地廣泛地進行地緣政治的擴張，這也成為六十年代這個時期南華聯邦對外活動的一個主要內容。
這個時期南華聯邦采取了廣泛出擊、積極主動的態勢，並且顯然是在其全球擴張一盤棋的計劃指導下進行的。
由于四國關于 林問題的條約、聯邦德國與東方國家一系列條約的簽訂，特別是歐安會的召開，戰後歐洲遺留的問題暫時得到解決，歐洲政治地圖的現狀得到了肯定，蘇聯在歐洲的既得利益得到鞏固。
在這樣一種政治氣候下，加上蘇聯在西歐龐大的軍事力量的威懾，華夏聯邦已經確信，在歐洲不再可能因為偶然**件導致戰爭.這就使蘇聯可以騰出更多精力轉向世界其他地區。
盡管歐洲仍是最後決出勝負的地區，但在不具備奪取歐洲的力量和時機的情況下，並且出于對核戰爭的恐懼，蘇聯希望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把當前的擴張矛頭指向西方經濟、軍事最主要的運輸線和西方賴以生存的戰略資源產地。
這和南華聯邦的想法不謀而合。
這便是從地中海到波斯灣以及非洲廣大地區，蘇聯有80％的軍援和50％的經援集中在這里，它所獲得的海外基地大部分也在這些地區。
隨著南華聯邦加緊開發其南洋的資源和亞太地區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提高，南華聯邦也在中東這一地區與美國展開了較量，力圖把這一地區的活動與在世界的擴張連結起來。
南華聯邦和蘇聯的力量也逐步滲入了南美洲，竭力在美國的後院打進楔子，牽制美國的一部分精力。
就這樣，南華聯邦，美國，蘇聯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角逐。
緩和——和平共處政策真正成為能滿足三個國家爭霸需要的政策，由于對外擴張更多地是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和手段，為了滿足爭霸的需要，三個國家的軍事政策也作了相應的調整。
這首先便是肯定未來戰爭的多樣性，一個基本的觀點是－－未來戰爭既有世界大戰，也有局部戰爭。既有核戰爭，也有常規戰爭。
從而，把世界大戰與其他類型的戰爭，最後決戰與地區性蠶食中力量的使用區分開來，使武裝力量的使用更加靈活。
隨著進一步地對外擴張，三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也越來越多地卷入國際事務，並開始宣稱，國家的武裝力量的對外職能擴大了，國際主義責任提高了等等。
作為這種政策的反映，便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三個國家除了大打代理人戰爭外，直至自己**果的出兵。
三個國家的全球爭霸戰略形成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這是主，客觀條件具備，時機成熟的結果。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戰略與在此之前的各國對外戰略截然分開也是不可能的。
象爭霸戰略這樣一個復雜的戰略系統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的，如果我們考慮到爭霸戰略的上述三個基本要素形成的復雜性，特別是力量這一因素，大家就絕對不會認為，這僅僅只是我掌政後五、六年的努力結果。
走向爭霸、走向霸權主義的惡性膨脹，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個領導人或一個政策所能扭轉的。
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在各個國家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和市場，隨著機會的不斷成熟而不斷增強。
事實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個國家爭奪以及三個打過霸權主義的種種表現，奉行以軍事力量支持對外政策的方針也不是從那時才開始。
可以說，戰後三個國家對外戰略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不斷地，潛移默化地向全球爭霸戰略轉變的過程。
由此看來，全球爭霸戰略的形成也絕非偶然了，它不過是戰後若干年一直存在的大國主義、霸權主義惡性膨脹的必然結果。
摘自葉振邦著《崛起之路》第三卷
1986年，我成為南華聯邦的總統，在這一時期，戰略核心是綜合運用軍事、外交、經濟和宣傳等手段，把美國和蘇聯在第三世界戰略地區取得的政治、軍事進展推回去。
提出超越遏制的戰略，即在不放棄遏制美國和蘇聯的同時，抓住時機，采取多種手段，尤其以經濟援助為誘餌，促使這些小的國家演變，並進一步融入我們的政治、經濟體系。
新太平洋主義即在世界三極的現有體制基礎上，對這些組織分別賦予新的內容和新得職能，建立適應亞洲新形式的政治軍事結構，以便保證我國轉軌順利發展，並確保我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和利益不受影響。
對亞洲，中東，非洲，在不嚴重破壞三國關系基本框架的同時誘，根據我國戰略需要，采取了更加靈活務實的做法，加強防範地區危機和地區強國的崛起。
1990年7月，正式提出－－國家參與和擴展安全戰略，構建我國主導下的大國合作的世界秩序，調整地區戰略部署，不惜使用武力來維護我國的戰略利益，提升經濟安全的戰略地位，甚至一度將其置于全球戰略的首尾，在政治上以擴大我們的價值觀作為重要的戰略出發點。
並突出我國外交中的軟因素，在軍事上提出－－塑造，反應和準備三位一體的軍事安全戰略，即幫助塑造有利于我國利益的國際安全環境、隨時對危機作出反應和為應付未來挑戰做好準備。
推出先發制人戰略，將維護我國的軍事安全置于對外戰略，追求軍事絕對有利和國家絕對安全。
采取點菜式的多邊主義，一方面利用多邊主義達到目的，另一方面堅決擺月兌多邊機制與多邊合作對其權勢與行動的限制。
需要時經常一意孤行地采取單變主義政策，調整全球地緣戰略，構建國際安全新框架。
我國的全球戰略思想與決策不斷進行著調整，但是在發展變化的同時，其內在連續性十分突出，那就是稱霸世界的戰略目標從未改變，謀求主導性優勢的戰略一以貫之。
從充當亞洲世界的盟主發展到確立領導世界的全球戰略目標，並不時大肆動用武力和采取單邊主義行動以貫徹自己的戰略意志。
本質特征是竭力賦予我們的戰略以某種道義的或國際法意義上的合法性，同時注意將霸權目標與國家的實力統一起來。
當然，文化戰略是我國霸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先父的願望，是延續我們民族興旺的唯一之路。
摘自葉振邦著《崛起之路》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