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踏盡公卿骨，府庫燒完錦繡衣。
窮人的慷慨是假的，富人的吝嗇是真的。
我們華夏民族是一個富有仇富傳統的民族，劫富濟貧在民眾心目中歷來是得到肯定的，《水滸》之所以成為經典不是因為張揚了宋江的招安，而恰恰是梁山好漢多有劫富濟貧的義舉，但窮人未必就不向往財富，甚至更加貪婪。
看看某些人得到大彩之後，許多人一夜之間得到數額巨大的錢財，導致了親人反目、殘殺親人等慘劇，更不用說由此帶來的賭博盛行等現象。
我們深信財富本身不是罪惡，財富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來造福社會，也可以用來醉生夢死，一擲萬金，關鍵在于掌握財富的人的精神境界，對這個世界的體悟，對人生的認識。
掌握財富的人意識到對社會的責任，並不是單純把自己的財富作為個人享樂、傳子傳孫的不世之財，這是財富觀的一種進步。
在西方、乃至在東方的許多地方，這都是已經解決的問題，包括超級富豪都沒有將巨大的遺產留給子孫的打算，富人處理自己財富時的態度誠然和性格等個人因素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取決于社會環境，特別是制度約束、輿論氛圍等等。
資本家不僅摘掉萬惡不赦的帽子，重新取得了社會的主導權，而且幾乎已成為全社會的榜樣，各種各樣的富豪榜層出不窮。
個人所得稅本來是針對社會貧富不均，具有調節收入差別、體現稅負公平等特征的良稅，自1799英國首創，200多年來在許多文明國家無不行之有效。
富人階層作為社會的強勢階層，自然具有很強的避稅、逃稅能力，單純依靠他們自身的道德覺悟、自我約束肯定是不夠的，辦法恐怕還得在制度上想。
當然，富人並不因此就能推卸自己的責任了，自古以來，富人的社會責任感缺失，驕奢婬逸、貪得無厭是導致普通民眾產生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的功能，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這是所有人的共識，無論是從人類發明這一稅制的初衷出發，還是從我們多年前引進這一稅制的目的來看，我們都絕對無法想象——個人所得稅實施的結果竟然是劫貧濟富，毋庸諱言，正如這個社會正面臨著深刻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越來越富，掌握了大部分的財富與社會資源，一方面卻是低收入群體一天天的擴大，失業人群不斷膨脹，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貧困人口呈現反而上升的趨勢。
本來征收個人所得稅用意在于調節過高的貧富差距，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結果卻正好相反——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加劇了貧富懸殊，使窮者更窮、富者更富，工薪階層納稅辦公共事業，暴富階層反而可以輕而易舉、心安理得地逃稅、漏稅。據新華社報道，違法現象加劇了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公。
在華夏民族歷史上，劫富濟貧向來被看作是替天行道，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措施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面對現在征收個人所得稅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無論如何，你們未來的主張中應該包含了對文明社會良性調節、從而尋求平衡、健康發展的誠意與追求。
你們的思考本身對不斷調整、解決將與人類相始終的貧、富問題，人類對財富的支配、享有、繼承也只有在健康的軌道上運行才是可靠的、良性的，才有可能最終避免天街踏盡公卿骨之類的歷史重演。
選舉是把政府和人民連接在一起的紐帶，沒有它，官員和人民就成了敵人，沒有選舉，政府憑什麼要為人民服務？不論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少數人為什麼會平白無故為多數人做好事呢？真實的人也是自私虛榮的，這本身沒什麼錯，只是你們不能按制造的假象或幻想統治國家。
要界定貧窮線，通常有兩種準則，一種是絕對貧窮，另一種是相對貧窮。
所謂絕對貧窮，是指一種連基本生活也沒法維持的境況。譬如乏瓦遮頭、衣不蔽體、食不飽足等。聯合國的貧窮劃得比較低(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很窮)，只是以每天開支不足一美元為標準，化成港幣，即每月不到300南華元，我國應沒有人處于這種絕對貧窮的境況。
所謂相對貧窮，則不會以全球的標準去衡量，而是以個別的社會單元(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或一個特定的地區)去衡量，最通用的定義是以一個地區的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指標。
譬如，我們現在有一半家庭的入息超過20萬元一年，另一半低于20萬元一年，那住戶的入息中位數就是20萬元，中位數的一半就是10萬元，那月入8000元以下的家庭，就算貧窮。
用相對貧窮的標準去界定貧窮線的缺點，是扶貧工作永遠做不完，因為社會上總有一部分人的入息落入中位數的一半之下的範圍，他們即使沒有基本生活的問題，也會視自己為弱勢社群，覺得社會虧待他們，應該給他們某種方式的補償，他們很容易成為社會福利的依賴者，不再寄望憑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命運。
為了避免這種弊病，有些國家亦不采用相對貧窮的標準來制訂自己的貧窮線，我國的做法是以基本食品市價的三倍作界線，有了這條界線後但這並不代表收入有基本食品市價三倍的人不覺得自己貧窮。
現實是隨著社會的進步，食物佔基本生活所需的比例日降(住屋與交通費日增)，我國以基本食品市價的三倍作貧窮線早已不合時宜，現代社會的基本生活所需，除了衣食住行外，可能還應該包括電話、計算機與上網，政府如果未能在個人層面滿足這方面的需要，亦應該在小區層面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我們的社會已相當發達，我們在制訂貧窮線的時候，不應只考慮活著的需要，還應該考慮在社會展開公平競爭的需要，這樣，基層才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才能真正月兌貧。
現代經濟中一個奇特的事實是︰現在生產之所以有必要，與其說是它能提供產品和勞務，還不如說是它能提供就業，而就業，特別是人們互相服務以提高生活質量的第三產業的就業，一個重要的發展理由，不是為了創造精神文化財富，而是為了提供人們存在的理由，使他們獲得自尊，不感覺自己是個多余的人，至少不因閑得難受而無事生非。
對于個人來講，就業似乎就是為了謀生，對于現代社會來講，失業率大小是考察社會能否安定和諧的重要指標之一。
所以，正因為此，工作（就業、勞動）在當今，與其說是為社會創造財富的需要，還不如說為社會提供安定秩序更急切，工作機會這個現代名詞，準確生動地表明了工作並不簡單地是個人付出，而有福利、幸運等社會含義，得到工作機會的人應有珍惜之情、感恩之心。
著名經濟學家約-肯-加爾布雷斯，在《好社會︰人道的記事本》一書中說，失業問題源于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傳統的農業社會不存在失業，農場上或輔助的農業部門中總有活干，由于工業的發展和都市化，失業救濟才變得必不可少。
可不是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鼓月復而食、擊壤而歌的古代理想國仿佛可以容納無數的勞動者。
可是，工業化和科技的發展，人們對城市化生活的向往，使人們不再滿足祖祖輩輩期望的豐衣足食的田園生活，農村便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如今農村絕大多數人溫飽不是問題而多數日子無活可干。
可見，城鎮化的重要目的和功用，應該是減少從事第一產業——農業的人口，讓農業人口向城鎮向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包括服務業，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轉移。
而就業，特別是人們互相服務以提高生活質量的第三產業的就業，一個重要的發展理由，不是為了創造精神文化財富，而是為了提供人們存在理由，使他們獲得自尊，不感覺自己是個多余的人。
你們要記住加爾布雷斯《好社會︰人道的記事本》的這句話——現代經濟中一個奇特的事實是，現在生產之所以有必要，與其說是它能提供產品和勞務，還不如說是它能提供就業。
我們遇到的問題，別人已經發生過，我們可以借鑒。
也許有必要補充兩句，在家工作也是就業，成年人不想就業而愛流浪那也是他的權利。
做著強國夢的時候，世界各國政府也旗幟鮮明地推出各自國家的戰略，他們的夢和我們的夢在同一個時空不可能沒有重疊和沖撞，所以，我們必須做到知己知彼、審時度勢，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