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在上海創辦軍官學堂之事，自然要上奏給北京的朝廷，而今慈禧太後和恭親王權位未穩，東南之事皆仰仗于曾氏父子的湘軍、淮軍，以及左宗棠的楚軍。曾紀澤在奏章中聲稱，設立學堂，仿西人練兵之術，皆為平定粵匪叛亂，朝廷方面自然不好妄加否決，慈禧順水推舟，不但同意了曾紀澤的上奏，而且還大加贊賞了他一番「忠君為國，勞心勞力」的言詞。
曾紀澤就是仗著慈禧權力未穩，在太平天國未平的這一段特殊時期，地方的實力派人物所作所為，她只能睜一只睜閉一只睜眼，故而如合資建廠，開辦學堂這些大事，都是先斬後奏。
在黃浦軍官學堂創建初期，根據具西方的軍事教育，結合大清目前的實際情況，軍校分別設立了步、騎、炮、後勤、文化五科。教官以總教習長戈登、教習威利為主，另外還聘用了數名英國及美**官補充不足。
課堂教育，每天至少有半天時間教授課程，除有關軍事的戰術、兵器、測繪、築壘及典範令之外，並增加了理化、數學、史地等課目，每節為一個半小時。
典範令是丁日昌與戈登等人經過反復探討，中西結合之後編寫出的，關于各項軍事動作的準繩，以圖說話，注以旁白，對于那些文化水平尚低的學員來說，簡明易懂。
普通的知識是為輔助教育，軍事知識方面由洋教習充教授，自然科學則聘用普通的外國文職人員教授。而史地、思想教育等課則主要由馮桂芬等開明人士擔當。
另外，學教的教學以課堂教授與野外實踐相結合，由簡入繁，包括了實彈射擊、炮兵操炮，後勤運輸、架橋作業、爆破演習、體操、劈刺等等，佔教學時間的一半左右。
根據曾紀澤的要求，能夠進入黃浦軍事學堂學習的學員，大多是從淮軍原有各部選拔而出，具有初級的文化知識，便于教授。年齡則以十六到二十五歲之間，因為這個年齡段的青年，思想觀念尚未完全定型，不似一些年長者保守頑固，他們更易于接受新鮮的事物，有利于樹立新的世界觀，價值觀。
新兵的招募，軍官的培養，淮軍的擴張與發展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與此同時，東南戰局也在發生著新的變化。
自1861年8月攻陷安慶之後，曾國藩即由皖南東流進抵安慶，籌劃進軍金陵圍殲太平軍。為鞏固後方，他決定先肅清皖北一帶的太平軍，隨後沿江直壓金陵。
救援安慶失敗之後，陳玉成兵團精銳損失殆盡，軍心散亂，其部在經過數月毫無目的運動之後，不得不取道英山、六安，逃回了得鎮廬州。至此，陳玉成殘部則成為與金陵及江南太平軍完全隔離之孤軍，獨立轉戰于皖北。楊輔清、黃金文等部援軍則退回皖南。
于是曾國荃、多隆阿部趁勝陸續收復桐城、舒城，楊載福督水陸各軍攻陷池州府，進佔銅陵。至11月時，湘軍基本肅清了長江中游太平天國勢力，長江水道即為湘軍全權掌控，廬州三河糧運皆絕，固守皖北的陳玉成陷入了絕境。
此時，李秀成部正在上海與曾紀澤的淮軍糾纏，李世賢據守浙江，楊輔清、黃文金等則在皖南各處與湘軍曾貞干、鮑超等部對峙，均不能分兵救援。至于陳玉成所派入河南的陳得才部，則因消息隔絕，一時難以東返。湘軍在相繼攻陷廬州外圍據點之後，將廬州團團圍困，陳玉成兵團的覆滅，只是時間的問題。
廬州郡城既大又堅，護城河身甚寬，陳玉成自率四五萬人，嬰城固守，倚水為險，湘軍很難逼近城下。然而，身經百戰的湘軍連安慶這樣的堅城都攻得下，何況一座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廬州。多隆阿、袁甲三等督軍連日強攻，采取了水淹、炮轟等多般攻城方式，至1862年1月初，陳玉成部已漸有力不從心之狀。
曾紀澤敏銳的意識到，此刻又將是他立功的一個絕好時機。雖然他身在上海，與皖北戰場相隔千里，但他清楚的記得歷史上的陳玉成是如何兵敗被俘，他只消一封書信，便可以這功勞輕易的記在自己的頭上。
于是，曾紀澤親筆修書一封給其父曾國藩，信中指出陳玉成兵團雖然精銳盡喪，但陳玉成本人的威望尚在，若不能將其圍殺于廬州，一旦容他逃出包圍，得新樹起偽英王之大旗，則其部很可能相蝗蟲一樣迅速重振旗鼓。因此，若要掃平東進金陵的後顧之憂，就必需滅亡陳玉成。
曾紀澤在信的後部分為曾國藩出了一計，言陳玉成目前坐困廬州，消息不通，可命已經投降的苗霖沛作書，誘其突圍前往壽州，介時便可不費一兵一卒，一舉將其生擒活捉。
歷史上的陳玉成，也正是中了苗霖沛的奸計而被俘，曾紀澤也只是把本該發生的事實，據為自己的計策進言給了曾國藩。
陳玉成一代名將，拋開利益關系，本也是曾紀澤相當尊敬的人物，若非各為其主，曾紀澤倒真想結識這位一代名將，更或者將其收攬入淮軍麾下。
然而，他很清楚陳玉成氣節可比雲天，被俘之後慘遭折磨而不屈，最後被處死。這樣一個人，是絕對不會投靠在他的旗下的。
身處在這樣的一個亂世之中，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任何擋在自己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都必須毫不留情的一腳踢開。如此說來，區區一個素不相識的陳玉成，又算得了什麼呢。
「換成是他陳玉成，也會置我于死地而後吧。」曾紀澤心中冷笑，「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恐後他手中的刀會比我更鋒利。」
曾紀澤掃了一眼手中的墨跡初干的書信，毫不猶豫的將之裝入了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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