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公元1604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講學其中，「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明萬歷後期，一些不得志的中下層官吏及知識分子，為挽救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統治政權，逐漸形成了一個政治性的集團，因革職回鄉的吏部郎中顧憲成和高攀龍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橫議朝政而被稱為。當時與人相敵對的，是由別一伙官吏士紳組成的浙、齊、楚、宣、昆等黨派集團，各黨間雖互有矛盾，但都以人為共同的敵人。在此情況下，發生了三個著名的宮廷案件。
人在三案引起的爭論中都佔了上風，而于熹宗登位又有功勞，所以熹宗剛開始對他們是很重用的，葉向高、鄒元標、楊璉、趙南星等人先後都被起用，而浙、昆、宣等黨則受到打擊排擠。後來，太監魏忠賢同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些人結成聯盟，勢力日熾，即所謂「閹黨」。其中熹宗寵信其乳母客氏，魏忠賢與客氏勾結到一起，借其手控制住了熹宗。隨後魏忠賢的閹黨勢力控制了東廠、錦衣衛和三法司，並四處滲透，「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由于閹黨弄權作惡，受到了正直的人的抵制。天啟四年，楊漣、魏大忠、黃素等冒死上奏，彈劾魏忠賢。魏忠賢遂圖謀報復，而投靠魏門下的浙、齊等黨舊日黨羽也欲泄私憤，于是便著手翻「三案」，打擊人。一時間，參與三案的主要人物都受到了迫害。但在《實錄》中，這些人盡以忠臣的面目被記錄在白紙黑字上的。為了達到徹底翻案之目的，魏忠賢指使顧秉謙等人纂修《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共二十四卷，初名《從信鴻編》，又稱《三大政紀》，內閣大學士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編撰。天啟六年（1626年）四月初十，給事中霍維華上疏數千字，抨擊劉一璟、韓爐、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采、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等人，全盤推翻「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結論。
魏忠賢看了說︰「這本條議一字不差！」時人論說︰「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魏忠賢為了加速陷害人，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有關三大案的檔案資料，加上案語而成。
崇禎非常痛恨魏忠賢的閹黨，以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迅速掃清了閹黨政治集團，並以《欽定逆案》把其罪行公布于天下。三案所涉及的受冤人士都被平了反。崇禎還下詔毀《三朝要典》。
與政見不合的是內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和方從哲等人，他們被稱為"浙黨」。另外還有什麼"秦黨」，成員都是陝西籍的官僚，還有什麼"齊黨」、"楚黨」、"宣黨」，都是以首領的籍貫命名的。
齊楚浙黨又造天鑒諸錄，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于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魏忠賢還指使黨羽制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
天啟七年明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自縊死，次年毀《三朝要典》，對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對于後妃干政和宦官專權，人始終加以反對，哪怕是削職罷官，逮捕問罪也堅持不改。在「爭國本」事件和以後發生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人都從維護皇權的立場出發，堅持反對鄭貴妃、李選侍干政，公開抨擊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為，主張嚴厲追查三案的當事人及其幕後主使者。
反對君主獨裁，是人政治上的一個突出特征。顧憲成主張「散權」，實質是削弱君權；錢一本主張「公天下以選舉」輔臣，無疑有了民主的要求。關于為政的標準，高攀龍認為︰「君子為政，不過因民之好惡」，以「君子之所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張「有益于民」，即使有損于國，也須「權民為重，則宜從民」。
劉宗周對崇禎帝說「流寇本朝廷赤子」，並大膽提出皇帝應與大臣分任其咎；又從「重民命」這一思想出發，主張廢掉人主的「私刑」。人堅決抵制釋、道二教對國家政治及學術的消極影響，因此顧憲成等人僻佛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利瑪竇《中國札記》談到眾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表現出最早的開放意識。
東林領袖顧憲成不卑貨殖，並認為經濟人才不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國家的財政。高攀龍也十分關注商貿問題，認識到國家征收商稅是對整個經濟的破壞，指出征收商稅是「奪民之財」，提出應取消白糧的鈔關復稅並保護鋪行，體現了保護農民利益和扶植工商業發展的利民思想。
從高攀龍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許多有關救荒的建議。他還認為天子不應有私財。李三才《請停礦稅疏》猶如譴責萬歷皇帝的檄文。
劉宗周提出自親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從生理」，迫使宗室成員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還提出親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陳龍正提出招南人巨賈墾荒于畿輔、河南、山東，「累朝永不起科」，開荒者無人身依附性賦稅義務，通過平買等方式向國家供糧，體現出更直接的商業目的。
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復古主義相類似，人多以托古的方式提出各種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的主張，拋開舊的形式，顯示出一個不容于皇權的思想體系，帶有近代民主、民權的色彩。人思想主張的主要特點，是有了「吾輩合並為公」的相對獨立的人格意識，因而他們不再事事以君主為最高權威，不再以是否對君主和國家有利為判定是非的標準，而是以「通得天下」為標準，體現出一種非君的人文主義精神。
負面評價
如「時顧憲成罷歸久，于錫山創東林書院，招集士紳講學。其學經生之所知，絕無足听者。徒相與臧否人物，訾國政，冀當國者聞而藥之。」（《江陵紀事》）更為激烈則如︰「時錫爵、一貫、賡、廷機諸輔傳燈，一二孤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講學，以道學之名號召天下。凡生長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實意仰高，或葛藤相絆而靡然從之，門戶之名立矣。遙制朝紳，迫挾台輔，夷跖惟其所造。復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資，門戶之威熾矣。」（許重熙《憲章外史續編》）
萬歷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書孫考功、郎中趙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達，他們都比較正直不徇私情。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是趙南星的外甥，都給事中王三余是趙南星的親戚，都因考評不佳被罷黜。也借此機會罷黜了一些與內閣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員。到了萬歷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計」的是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就把浙黨官員錢夢皋、鐘兆斗等人貶謫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計」主持者則是齊、楚、浙黨主持，他們借機斥逐的官員。到了萬歷四十五年，浙黨首領又當上了內閣首輔，這一年的「京察大計」，人受到很大的打擊。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朋黨混爭的局面，人的政治主張也和他們排除異己的動機糾纏不情了，給攻擊他們的人制造了口實。
較為客觀的評價，如夏允彝按政績來判定東林人與攻東林者之間高下如何︰「平心而論，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甚高，而于籌虜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耳。特可謂之聚怨哉？無濟國事殆同矣。」強調兩派領袖的人品迥異，但也指出兩派均屬于于國事無補一類，
這種看法具有較大的普遍性。
清代的官方言論即與夏允彝的看法相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雖憲成等主持清議本無貽禍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則黨類眾而流品混，既已講學，則議論多而是非生。其始不過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極遂禍延宗社。《春秋》責備賢者，憲成等不能辭其咎也。特以領袖數人，大抵風節矯矯，不愧名臣，為瑕瑜不掩雲爾。」在肯定東林領袖為君子的同時點明東林的流弊所在。總體而言主張「東林」應對明末敗勢承擔一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