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對于中國人生活影響最大的就是共和政f財政部提出的銀行改革方案，決定放棄銀本位制，選擇與英美貨幣相接的金本位貨幣制度，在國內強制推行法定紙幣，一年內將禁止白銀和其它紙幣的流通。
新的幣制改革方案在議會中勉強通過，以總統令的形式發布。
新的幣制改革方案規定︰中華幣作為國家發行的指定貨幣，將成為中央政府指定的在中國境內唯一流通的法定貨幣，自此令發布一年內，國內各銀行（包括外國銀行）、錢莊發行的有價證券將禁止在市面流通。
黃金、白銀等貴重金屬仍然可以在國家指定發鈔銀行兌換按國家指定收購價格兌換法定貨幣，中華元與銀元的兌換按1︰1的比率執行。
中華幣的發行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100元面額紙幣僅在銀行間結算中使用，並不在市面流通。
華元與美元和英鎊的比值基本維持在2.75︰1和7.85︰1的水平。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華興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六家銀行獲得了國家指定發鈔行的資格，國家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以各發鈔銀行的資本額度來核準各發鈔銀行的貨幣發行額度。
《銀行法案》並不禁止民間持有金、銀等貴重金屬和金銀交易，但卻禁止其作為貨幣流通，最嚴厲的是禁止私人錢莊發行的錢票和銀元的流通。
受《銀行法案》沖擊最大的是國內的私人錢莊和外國銀行，這些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了總數大約十五億元的銀元，許多外國銀行發行的銀元紙幣數額已經超出了它們的實際償付能力。不過只有華俄道勝銀行一家外資銀行在《銀行法案》發布後的擠兌風潮中宣布破產清理，其余如匯豐、東方匯理、花旗、日本金正等由于實力雄厚或得到本國政f支持，還都咬著牙挺了過來，不過之後他們再也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隨意發行紙幣了。
各發鈔銀行同時都取得了經營外匯兌換的許可。
長期以來由于幣制混亂和銀價漲跌一直影響著國內的工商發展，國家政令的統一終于使貨幣統一成為現實。
穩定的國內環境使得國內工商業得到快速的發展。
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經濟帶有明顯的國家干預特征，鐵路、公路及航運部門，「官辦」的國有經濟佔到了一半以上，已經通車的蒙疆鐵路張家口至烏蘭烏德段及正在建設中的二連浩特經科布多至巴爾喀什鐵路基本都靠著國家投資，即將通車的福州至南昌、杭州至南昌鐵路及漢川鐵路也有四成的國有資本。
自1918年後由于政局安定，共和政f與國外銀行及政f間共簽訂了近8億美元的鐵路及實業借款合同，蘭新（蘭州至迪化）、隴海（蘭州至海州）鐵路得以開工續建、包武（包頭至武威）鐵路、川漢（成都至武昌）、寶成（寶雞至成都）、太原至安陽、太原至西安、長沙至貴陽鐵路都開始開工興建，在鐵路建設中，國家成為投資的主體(主要依靠國外借款)。
公路建設方面正在建設的主要公路干線有北京至烏金斯克、迪綏（迪化至歸化）、綏武（綏遠至武威）、大同至安陽、正太（正定至太原）、包頭至西安、京漢、京寧、滬寧、滬杭、杭州至南昌、武昌至長沙、寧潯（南京至九江），公路建設的主要投資方為地方政f和地方紳商，因為公路建成後能夠收費，這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地方修路的積極性。
作為重點建設項目的武漢、蕪湖、南京三座長江大橋正在設計之中。
汽車越來越普及，修建公路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
內燃機的使用越來越廣泛，用內燃機驅動的內河輪船替代了傳統的帆船成為內河航運的主力，海運方面中國遠洋商船登記數量從67艘37000噸驟增至782艘282萬載重噸，工商業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隨著無線電技術和通訊的發展，國內每個縣都設立了電報局，較大的城市中富人家庭開始安裝了電話，由于技術的限制，電話如今還只能局限于本地通話。
城市在擴大，樓房逐漸增加，建築業的興旺也帶動了民用鋼材和水泥的消費，1925年，國內共有年生產能力超過30萬噸的大型鋼鐵企業5家（漢陽、蕪湖、宣化、太原、包頭），中型鋼鐵企業9家（唐山、邯鄲、舞陽、黃石、合肥、新余、三明、重慶和繁昌），鋼鐵年產量達到280萬噸，由于進口鋼材的沖擊，國內鋼鐵企業半數處于虧損狀態，僅靠著國家財政的補貼勉強得以維持。
工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設備制造業的發展，國內各類機床保有量達到47萬台，每年的機床產量達到7萬台，機械設備、電力設備制造、內燃機和動力設備制造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1925年，國內汽車產量達到22萬輛，不過由于消費觀念不同，中國汽車制造業產量三分之一以上都上載重汽車和中型客車，而作為汽車工業主導的小型客車生產一直發展受到限制。
中國人把小型客車稱之為轎車，認為小汽車只是達官貴人們的「特權」，如果一個中產之家購買和使用小汽車，就會被族人們指責為「敗家」，實際上工商的發展已經在國內造就出60多萬個年收入超過3000元的中產家庭，他們的收入足以購買得起一輛售價1500元的家用「中華」牌汽車。
工業的發展也帶動著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以牲畜牽引的半機械化農業機械得到普遍的使用，1925年，國內農業機械的產量為3.5萬台，小型拖拉機的產量為3萬台，大型和履帶式拖拉機的產量為8000台，由于化肥的使用和水利設施的改善，加之在新疆、西海省（伊犁河谷地與巴爾喀什湖周邊）、黑龍江和貝加爾地區所進行的大規模軍墾，農業和糧食生產一直呈增長狀態。但由于國外農產品的沖擊，農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並不大。
農村的青壯勞力更願意進入工廠和礦山，工人的收入大約是農村收入的2到3倍。
中國有豐富的煤炭資源，煤炭行業也成為工業部門中發展最快的行業。1925年，國內煤炭開采量為8900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產煤國，隨之而來的是焦化行業和煤炭化工行業的飛速發展。
中國是個貧油國，不過，這只是相較于那些產油大國而言，隨著延長、玉門和克拉瑪依三座油田的逐步投產，共和國每年的石油產量也提高到200萬噸以上，特別是克拉瑪依油田，產量以每年50萬噸的數量在增長，不過這遠遠滿足不了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每年共和國都要從國外進口200萬噸石油產品以滿足國內的需求。
石油化工工業也在興起，玉門、獨山子、延安、天津、武漢、上海、福州都建成了大型煉油廠，每年對原油的餾分裂解加工能力達到了250萬噸，但從生產技術水平而言，還遠遠達不到世界先進水平。
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共和國在大同和東勝建成了兩座低溫干餾煤化工廠（煤變油），設計年產量為50萬噸人造油，不過生產成本超出進口原油價格一倍以上，共和國只是為了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的考慮，每年為其提供10萬噸原油差價的補貼，這兩家工廠實際生產只有設計能力的五分之一。
飛機制造是共和國發展較快的一個行業，這主要是因為軍方的訂單和總統的支持。國內現在建有七家飛機制造廠（福州、上海、北京、太原、南昌、西安和成都），飛機設計和制造技術水平基本上處于世界先進行列，與美、英、法等國相當。
1924年，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28億元（120億美元），國家財政收入34億元，財政收入的提高使得國家可以拿出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教育之中，1925年，共和國強制義務教育由小學5年提高到8年，國內實現普及三年制初級中學教育，同時要求每縣高等中學擴大招生名額，每年招生入學新生名額不得低于初等中學畢業人數總和的百分之三十。
同時，在各省中心城市設立中等職業工科學校和中等農業技術學校，為國內建設培養急需的人才。
同時國家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每省最少得設立四所高等學校，一所綜合性大學，一所工科學校，一所農業學校和一所師範學校。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太原、蕪湖和福州等所開辦的大學更多，同時還設立隸屬于中央各部管理的專門研究院（所）。
政務院農工商部被拆分為工業部、農業部、地質礦產部和商業部，以便更有效地加強對各行業的監督和指導。
1922年，粵桂戰爭爆發，一直在潮汕養精蓄銳的陳炯明率所部廣東民軍擊敗了盤踞粵省四年多的桂軍，將桂軍逐出廣東。孫文及民黨在廣州重建軍政f，陳炯明任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但陳炯明主張「省內自治」，反對孫提出的「北伐」。
陸廷榮、莫榮新不甘失敗，于1922年夏桂軍分三路進攻廣東，在粵軍的反擊下，陸部桂軍潰敗，粵軍趁勢進軍廣西，陸廷榮戰敗逃到越南。
孫文擁有兩廣，熱心北伐，1923年3月在桂林組織「北伐軍」，出兵江西。1923年11月北伐軍在湘南、及江西遭到共和軍第四集團軍蔣承渝部和湖南的共和軍第五集團軍莊翼部聯手反擊，紛紛潰散，蔣承渝兵進韶關，莊翼則進軍桂林。孫文回到廣州，指責陳炯明拖「北伐軍」後腿，並免去陳省長及粵軍總司令一職。
中華革命黨為奪取軍權，朱執信派人暗殺陳炯明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不料刺客失手，供出是孫黨指使。
陳炯明大怒，下令鄧鏗及葉舉所部炮轟廣州城內孫文所住的「總統府」，孫在部下的保護下逃到停在省河的「豫章」號炮艦上（歷史上是永豐號，但在這個歷史上永豐號炮艦被魏子浩挾裹回了福州），指揮部隊對陳部進行反擊。
忠于孫的粵軍許崇智部回省，陳炯明感到形勢危急，通電擁護中央「和平統一」，電請共和軍入粵「維持秩序」，蔣承渝部擊潰許崇智的粵軍第2軍，進入廣州。兩廣統一，林鑠令姚雨平回省整頓廣東軍務，蔣尊簋入桂整頓廣西軍務，陳炯明繼任廣東省長，李根源調任廣西省長，于佑任接任陝西省長。
南方安定，現在只剩下個東北的奉天和吉林還在打著五色旗，張作霖和日本人相互利用，但卻無意當賣國賊，在主權問題上處處于日本人作對，老張被日本人逼急了，就宣稱要「易幟」，讓日本人暗中懷恨，開始物色他人以替代張作霖。
林鑠現在無意在現在與日本人開戰，對待張作霖的「和平主張」表現的並不熱心，老張要求得到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一職，林鑠只肯答應給個國防委員和一個集團軍的番號。
雙方的「和平統一談判」一直進展不大。
老張急吼吼地要回歸中央，逼得林鑠只能盡量加快海軍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