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歷史中,神宗經常被過度地描寫成一個荒唐、、懶散的皇帝。從萬歷三大征看來,神宗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雖然,我們可以說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始終強調朝鮮要力求自保的事實。實際上,神宗對于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對于前線將領的充分信任、對于指揮失誤的將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當然,神宗的荒怠、,也是不容否認的。
晚年的神宗,對于朝政的興趣,顯然沒有對斂財的興趣濃厚。在他親政的後20年,他基本上是一個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萬歷後期朝政的混亂,直接導致了萬歷四十七年(1619)明朝軍隊在與努爾哈赤軍隊的薩爾滸一戰中喪師10萬,從而喪失了明軍對後金軍隊的優勢,間接導致了明代最終被清朝取代的結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于臨朝,勇于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那麼,神宗是什麼時候從一個立志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麼東西讓皇帝墮落得如此厲害呢?雖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說法,神宗怠于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定陵出土的金冠惡大臣之間的朋黨斗爭。但是,學者們也以為,神宗之怠于臨朝,還因為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當然,身體虛弱的背後,是酒色財氣的過度。
萬歷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評神宗縱情于酒、色、財、氣,並獻"四箴"。對皇帝私生活這樣干涉,使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于仁,無疑是承認雒于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面的臣民會信以為真的。最後,雒于仁被革職為民。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于毓德宮中,"自辨甚悉"。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神宗根本不承認雒于仁的批評。的確,明末社會好酒成風。
清初的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于今日,流濫已極。……飲者率數升,定陵出土的皇後鳳冠能者無量。……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恆舞酣歌。"意思是說,明代後期對于酒不實行專賣制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飲,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過是這種飲酒之風的體現罷了。神宗在17歲的時候,曾經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後廢掉帝位。這件事他倒是承認。至于說到,神宗雖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卻一點也不遜色于他的父親。他在萬歷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夾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神宗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至于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到各地四處搜括。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萬歷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萬歷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歷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托後事。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歷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後,神宗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听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復,直接"留中"不發。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寶城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于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于停頓。到十七世紀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員空缺的現象非常嚴重。萬歷三十年(1602),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12名,侍郎24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萬歷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定陵方城明樓
尚書、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時必須由一個縣的知縣兼任鄰縣的知縣。由這樣的情形,我們可以想見萬歷後期政府運作的效率。神宗委頓于上,百官黨爭于下,這就是萬歷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整個政府陷于半癱瘓狀態。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對于明神宗的蓋棺論定是這樣表述的︰"論者謂︰明之亡,實定陵地宮亡于神宗。"
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鈞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後,他的墳墓定陵被發掘。1958年,在考古學大師夏鼐的指揮下,神宗的梓宮(棺槨)被開啟。在厚厚的龍袍下面,掩藏著神宗的尸骨。尸骨復原後的結論是︰"萬歷帝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從骨骼測量,頭頂至左腳長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階級的總頭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爛、焚燒。這位曾經統治中國48年的駝背皇帝,終于化作一縷青煙遠去。
光宗朱常洛可能是明代歷史中最不幸的皇帝。在他39歲的生命歷程中,前20年是不受寵光宗像愛的皇子,後19年過的是戰戰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及短暫的一個月的皇帝生涯。他的一生,始終處于宮廷陰謀漩渦之中。他的父親神宗偏愛他的異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則成為文官政府的官僚士大夫們擁護、推戴的對象。圍繞著他和福王,官僚們與神宗進行了長達15年的拉鋸戰。他被士大夫們視作國家的根本、未來的希望。他也確實在短短的一個月的執政生涯里,曾經令士大夫們歡欣鼓舞,欣欣向治。
對于習慣于生活在皇權之下的明代大夫們來說,皇儲是一個國家穩定的象征。皇太子是預備的君主,是國家的根本,可以杜絕旁人對于皇位的覬覦(jiyu)。我們應該還記得,憲宗在兒子朱祐樘6歲的時候就將兒子冊立為太子;武宗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就接連出現宗室親王圖謀皇位的叛亂;世宗不立裕王朱載■為太子,皇四子景王朱載圳就始終有著奪嫡的幻想。因此,從萬歷十四年(1586)起,大臣們與神宗就冊立皇太子一事展開了長達15年的拉鋸戰。許多大臣被生氣的神宗罷黜,但是,冊立皇太子的呼聲卻從來就沒有間斷過,直到萬歷二十九年(1601)皇太子正式冊立為止。
如果沒有福王朱常洵,或者如果朱常洵的生母不是受寵的鄭貴妃,大臣們也許沒有那麼敏感。在宮廷的地位升遷中,母以子貴或者子以母貴的可能性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