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張士誠在蘇州起兵稱王,教書之余決心立志著書濟民勸世。施耐庵又懼于文字獄,于是便以民間流傳的宋江起義的故事曲筆為書。羅貫中幫助整理書稿。他們在書肆中翻找各種有關宋江起義的記載,逐漸寫成此書。
施耐庵開始在河陽山隱居寫書,後搬到白駒場。書中許多的景物描述,多取材自他隱居地周圍的自然景色,其中梁山泊的描寫被認為是以張士誠起義地的得勝湖、小陽山為背景。而書中的好漢的人物原型則許多來自張士誠的部下。
幫助他寫書的不僅有親戚和門人羅貫中,還有好友魯淵、劉亮、陸謙等人。
施耐庵被朱元璋關進獄中後,關于他出獄的原因有不同的傳說[2]。一種說法是他又寫了一部《封神演義》,朱元璋看過後覺得完全是胡言亂語,因此釋放了他。另一種說法是《水滸傳》後五十回受招安的內容是在獄中完成,朱元璋看後覺得不是歌頌農民起義,于是釋放。但是《水滸傳》還是被查禁。
施耐庵去世後,羅貫中將書稿整理後準備去當時刻書中心福建建陽刻印。但是當地無人敢印這部書。羅貫中無奈,只好留在當地等待時機,並且又對《水滸傳》重新進行了整理。不久後,他也染病去世。直到嘉靖年間,由朝廷派去攻打倭寇的宗臣得到羅貫中後人進呈,付諸刻印。
施耐庵《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復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通俗、簡練、生動、富于表現力的文學語言。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于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後,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麼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像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與此相反,作者對于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丑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麼人,恨什麼人。金聖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聖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斗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並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斗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施耐庵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曾經贊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並采取打入內部里應外合的辦法,終于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清代劉鑾的《五石瓠》里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麼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聯系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願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里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于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御侮的願望,這種願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于「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于儒家的綱常倫理施耐庵中的「義」。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里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滸傳》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里,「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于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斗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人物語言的性格化,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通過人物的語言不僅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點,而且對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養而形成的思想習慣有時也能準確地表現出來,所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聲口。」如李逵第一次見宋江,就問戴宗︰「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責備他粗魯,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紹了情況,他還說︰「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他心里怎麼想,口里就怎麼說,他是個粗人,見人不懂得什麼客套和應酬之事,不受禮節的約束,他剛上梁山便大發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話,只有李逵才說得出,是極富個性化的語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吳用的足智多謀,宋江的謙虛下人,通過他們的對話,無不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魯迅曾經指出︰「《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
朱升(1299年-1370年),元末明初徽州休寧(今屬安徽省)人,字允升,學者稱楓林先生。1341年中舉,任職池州學正,後辭官隱居石門。因為他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被采納而聞名。
1367年被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1368年進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等禮,預修《女誡》。1369年,辭官隱退。朱升治學嚴謹,存世僅《前圖》2卷、《楓林集》10卷,並為多部經典旁注。
朱元璋苦戰20多年,在南京即了皇帝位。朱升的好日子似乎正要開頭,這時,他選擇離開。
果然,朱升離開南京後,南京有了血腥之災。朱元璋在20年不到的時間里,由于看到功臣佔據高位,兒孫十分文弱,為保萬代江山,先後殺死、毒死、逼死劉基、徐達等功臣。
晚年,朱升在遠離南京的休寧老家,寫了一首臨終詩︰「留心垂半世,藏體付千年。海內風塵息,城南燈火偏。親朋何用哭,含笑赴黃泉。」
楊維楨(1296——1370)元代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字廉夫,號鐵崖(因其父楊宏在鐵岩山麓築樓,紅樓植梅百株,樓上藏書萬卷,並將梯子撤去,令其專心攻讀,每天用轆皿傳食,苦讀五年,故時人又稱其為「楊鐵崖」),他喜歡鐵笛,故號鐵笛道人,又號鐵心道人、鐵冠道人、鐵龍道人、梅花道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