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661年，世宗高一功的大軍擊破留守清軍半心半意的抵抗，自1644年來第一次進入北京，並以長城一線建立了對游牧民族的抵抗。隨後，順便開始了與滿清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戰爭。得到西方先進火器技術和關內充沛人力物力支援的順朝軍隊終于收復了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廣大土地，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遼寧行省。至于對于生活在遼河以北大片土地的無數漁獵、游牧民族，順朝並沒有采用行省這種直接統治的方式，而是建立了滿洲都護這一半軍事化、半民政的機構，來進行對這一廣袤地區的管理。而朝鮮則繼續保持著藩屬國的身份。
在擊敗了滿清這一敵人之後，蒙古高原上又興起了新的敵人，準格爾人填補了滿清滅亡後在草原上形成的勢力真空，完成了喀爾喀蒙古和衛拉特蒙古聯盟，並且試圖強行吞並已經在順朝控制下的內蒙地區，而順則立即出兵，阻止草原上出現新的威脅。從而在宣宗、哲宗、武宗時期，中國卷入了與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準噶爾部的長達70年的戰爭，直到18世紀中葉，順才擊敗了準格爾的企圖，將自己的勢力推進到今天的新疆、外蒙地區，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安西、北庭、朔方、張北這四個都護府，以管轄這大片的土地，實現了相當長時間的和平。這種和平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受挫的沙皇俄國開始轉而向東，重新投入大量財力物力開始對中亞以及蒙古、滿洲等區域進行滲透和擴張，並企圖建立東方的「不凍港」。這一行動與順發生了新的沖突，才打破了這種和平的局面，為了破除北方的威脅，並未國內大量的破產農民獲得新的耕地，十九世紀下半葉，順的內部興起了「北進的熱潮」。
相對于北方，順對于南方的軍事行動要少得多。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便是1742年對緬甸的「宣誠之役」了，1740年，由于緬甸國王發動對當時暹羅（今泰國）長期的征服戰爭，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激起國內各族人民反抗。順恆宗皇帝乘機遣大將高成功領大軍入侵，佔領了當時的緬甸東吁王朝的首都阿瓦（就在現在曼德勒的近郊），並扶植了一個傀儡為緬甸國王，並在曼德勒設置安南都護府，宣稱要將緬甸全境劃入大順疆土。但隨著戰爭的持續，形勢逐漸變得對大順不利起來，面對惡劣的氣候和不斷強大的孟族起義軍，順軍連戰連敗，至1752年，連所佔據的東吁王朝的舊都阿瓦也為起義軍包圍。高成功最後不得不與以孟族軍隊為核心的緬軍進行談判。經過談判，最後緬甸承認大順對其的宗主國地位，並承認名義上隸屬于安南都護府。而順軍則撤出緬甸，承認起義軍建立的貢榜王朝為緬甸正朔。此次大順以十萬大軍出師，經過疫病和數年戰爭之後，得入邊關的不過萬余人，光是遺尸于緬都阿瓦至順國邊境途中的病卒就不下四萬余人，損失的軍械更是不計其數。恆宗皇帝為此憤懣不已，不過年余便駕崩了，是以大順歷史上將其稱為「宣成之恥」（恆宗皇帝的年號為宣成）。但隨著時間的延續，大量的華人作為商人進入緬甸，從中獲利甚多，順也放棄了領土擴張的政策，兩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緩和。並且在1874年，順以宗主國的身份，給予緬甸相當的軍事和外交支持，不但擊敗了英國的入侵軍，並且迫使英國放棄了1852年第二次中緬戰爭中獲得的下緬甸地區，只保留了仰光這一個口岸，而越南的情況則相對于要糟糕得多，利用十九世紀60年代順的虛弱狀態，法國人獲得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動自由，迫使越南割讓了三個省，並迫使柬埔寨接受法國保護。而印度支那及東南亞區域從歷史上一直是順國南方商人的傳統利益區，英法兩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這兩個區域的殖民擴張，傷害了順國南方商人的傳統利益，這也成為了十九世紀末期順國內「南下政策」的一個重要誘因。
「南下」與北進這兩個政策粗看起來是順王朝南北兩個擴張方向的不同選擇，但其實這兩個矛盾政策的背後卻有著深遠的社會和經濟原因。自從1661順統一國內來，已經有接近一百五十年的持續和平了，國內的商品經濟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出現了一個相當富有的商人階層。這些積蓄了大量資本的商人階層，尤其是以廣東、福建、湖南等地商人為代表的南方商人在帝國平定19世紀60年代的內亂和隨後的「洋務運動」中給予了帝國政府巨大的經濟支持，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逐漸成為帝國的第一批資產階級。但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這些資本豐厚的商人階層漸漸感覺到帝國內部的市場太過狹小，普羅階層因為沉重的捐稅和微薄的收入而根本無力購買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而傳統的東南亞市場被西方國家侵吞，大量的工廠破產，數以萬計的窮困潦倒的工人被趕上街頭，成為乞丐。從而引發了帝國1881-1884年的第一次經濟危機。而希望南下吞並氣候溫和、人口稠密、有著大量可供開采資源的印度支那及東南亞地區，以其作為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從而獲得豐厚的利潤。而農民和中小地主階層則希望通過北進，佔領滿洲、蒙古及中亞的大片土地，以國家分配土地的形勢成為自給自足的自耕農，以供應龐大的北方邊防大軍而發家的山西、幽州商人也支持這一計劃。而順的中樞也希望通過這個辦法將國內大量破產農民殖民到北方新邊疆的辦法來消弭國內的不穩定因素。而順的陸軍主要兵員和中下軍官階層都是來自農民和中小地主階層，所以陸軍自然支持北進政策；南下離不開強大海軍的支持，所以海軍自然支持會給他們帶來更多軍費的南下政策，所以「南北之爭」實際上又是了「海陸之爭」和新興資產階級與中小地主和農民之爭。這個巨大的矛盾在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近四十余年的時間撕裂了整個帝國，並對整個東亞地區乃至世界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而這一切是從東南亞的一個小國首都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