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政策開始見效，陽嘉的農村形勢正在迅速好轉。
分自留田時，各生產隊都拿出了最好的田來分，自留田的莊稼長勢格外的好，生產隊那稀稀拉拉的莊稼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經過了瀕臨死亡的饑荒，人們首次收獲自留田的糧食，無不喜笑顏開，都稱自留田是「救命田」。
有些勤勞農民開墾了被公社荒蕪了的土地，也想盡辦法開墾了零星的「十邊地」（地邊、渠邊、道邊、溝邊、墳邊、房邊、牆邊、樹林邊、荒灘邊、水坑邊），種了蔬菜、馬鈴薯、番薯、毛芋等，以及在屋前屋後種南瓜絲瓜等。
一旦允許家庭副業，農民就開始養雞鴨、養兔、養羊、養豬，還有竹編草編，如編筐、編籃、編草帽、編草包袋等。
開放自由市場，當時是作為解決饑荒問題的一個暫時措施，是無奈之舉，但卻被農民充分利用，成了農民生活好轉的通道。他們省吃儉用，把自留田和荒地里種的產品和農副產品出售，換回了日用品。而此時城市居民還在挨餓，糧食和農副產品價格奇高。
當時城市里流傳著民謠是︰「城里八級工，不抵農村一捆蔥」。陽嘉縣也有一句農民頗為自豪的民謠︰「工人工人，不如農民一條田埂」。
由于糧食和副食品奇缺，「黑市」里的糧食和副食品高得離譜。在武臨的黑市上，大米賣二元五角左右，一斤青菜一元多，一瓶豆油十多元，一只老母雞要三四十元。當時一般干部月工資三四十元錢，因此有人戲稱「一只雞干部」。還有「兩瓶油工資」，那時城市學徒工才18元月工資，一級工才24元月工資，只能買兩瓶油。
不但黑市如此，此時國家為了回籠貨幣，也推出高價食品，高價糖果，高價糕點，高價飯菜，高價酒，高價煙，大城市流行高價飯店。這些高價食品「高不可攀」，比平價食品高了許多倍，如茅台酒，平價不到3元，高價賣16元。食品商店不憑票的半兩的糕餅，賣上五角多錢，用糧票到糧店可買4斤米。這些高價食品很有市場，但普通工人農民是享受不起的。
黑市糧票也很貴，臨海省糧票每斤3元，全國通用糧票每斤4元，武臨面粉票每斤5元。一方面用糧票買糧食奇低，另一方面黑市糧食奇高。這是一個物價畸形的年代，也是這些年來少有的能讓勤勞農民開心的年代。形勢開始好轉時城鄉之間的時差，才出現了這樣的特殊時期。
讓勞力好的農民開心的還有，生產隊打破了平均主義，基本上按工分分糧食。但是這個政策對沒勞力的家庭卻很慘，如申智才家，家里沒勞動力，他家在棗溪的四個人幾乎分不到什麼糧食。靠申智才的那點工資，買不了幾斤黑市米。好在劉穎芝會持家，她讓在武臨的三個孩子假期里都呆在棗溪，省下糧票賣黑市，再用賣糧票的錢到集貿市場買米糠番薯蘿卜，好歹不至于挨餓，後來情況好轉一點，也買一點米。「自由市場」並不真正自由，而且八屆十中全會批判了「三自一包」，糧食自由市場便關閉了，只是地下的「黑市」交易仍然屢禁不止。
多年實行統購統銷，集貿市場買賣糧食被視為是投機倒把，被當做犯罪行為。受這樣的宣傳教育，在人們眼里，在「黑市」買賣糧食就是十惡不赦，參與「黑市」的就是罪犯。申智才二兒子申廉通放假回家，听說母親在「黑市」買糧食，極為憤慨，責問母親︰我們家為什麼要買黑市米？你為什麼要做犯罪的事？我為你感到羞恥！劉穎芝聞言大怒︰你不讓我買黑市米，是不是想讓弟弟妹妹都餓死啊？
在經濟形勢好轉的同時，陽嘉的政治生活也悄然發生變化。張廉忠調銀山地委，仍為第三書記，由洪士任陽嘉縣委第一書記。洪士接任後，調整了一批干部，錢政加調任水利局局長，吳翠藍調任上溪區委書記。
陽嘉縣委宣布給59名右派分子摘帽，其中有余賽君。摘帽右派落實政策，余賽君回棗溪小學教書。余賽君摘帽後，馬上宣布與楊德貴結婚，並很快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
不久，《**中央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下達，所有在反右傾中受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全部甄別平反，官復原職。王潔任銀山縣委書記（此時第一書記改稱書記，書記處書記改稱副書記）。組織上安排，楊海鳳回武臨市衛生局擔任副局長，但是她要求到銀山工作，被安排為銀山專員公署衛生局長。黃秋生原來安排陽嘉縣佛堂區委書記，被銀山地委分管文教的張廉忠調走，擔任銀山公署教育局副局長。按照干部級別，楊德貴可以擔任縣機關部門一把手或區委書記，但在他本人的強烈要求下，仍回棗溪擔任公社書記。龔德興官復原職，應該安排為公社書記，可是他不願意回去當干部，寧願當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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