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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衛到重慶以前,關于民國的書籍相當暢銷,民國題材的影視作品也是一部接著一部,仿佛無窮無盡。請記住本站的網址︰n。少年時有關民國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記憶似乎也越來越遠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國也好像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甚至于在看某些報道或者文章的時候,民國幾乎就成了「小資」、「情調」的代名詞。雖然還不至于「言必稱民國」,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種風尚,把民國時代的許多名人的秩事端出來曬一曬也成了大家的習慣。秦衛就曾看過一段兒描述,有關杜月笙的︰
「紅十字會,曾設立了很多醫院,如寧波時疫醫院、仁濟醫院,救助傷病者不知凡幾。又曾創設虹口平民時疫醫院,專職救助貧困者,重病患者住院醫治、手術、醫藥及住院費用一概全免。同時紅十字會還投身教育,創設許多學校,向學校捐款……這里說的是1931年的事,當時紅十字會的副會長,叫杜月笙!」
讀完這幾行字,一時間感覺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誰都知道杜月笙是青幫大亨。青幫在上海灘做過的事兒可不少,而且絕大多數都不是什麼好事兒。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賭和毒起家的。更曾經與黃金榮、張嘯林一起殘酷鎮壓上海工人運動,不僅設計活埋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還指使流氓襲擊工人糾察隊,大肆屠殺**人和工人群眾。
這算是好人?
當然,杜月笙只是個個例。但細想一下,民國真的像後世描述的那麼好嗎?
秦衛自己都很明白,那許多追捧民國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個時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道民國就是個破爛的國度,別說沒有後世被叫爛了的國民生產總值。光是某些地方政府還公開鼓勵老百姓種植大煙,收取大煙稅。就已經駭人听聞了。而民國所奉行的三民主義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國家建設也有很多問題,軍隊也不是特別會打仗……說白了,民國的自由根本就是亂世的自由,究根到底,其實也是沒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國呆了許久,秦衛卻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後世「民國熱」的背後,借民國之酒澆自我心中郁積之塊壘的背後,卻可能潛伏一種精神危機,就像某位作家說的︰「如果說意識形態和歷史教科書對民國的書寫不乏妖魔化之誤。那麼後人對民國的追思、贊頌是否存在過度美化、神聖化的嫌疑?將一個人、一種現象、一段歷史打入十八層地獄,與將其捧上美輪美奐的神龕,何者罪過更重?」
說到底,歷史應該理性地對待,恰如其分地評價。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後世的中國經歷了一個比較動蕩的歷史時期,社會穩定下來了,歷史觀卻沒有穩定下來。對于民國的認識理解,往往因為對現實的不滿。而在民國歷史中尋找符合期待的東西。後世人們懷念的民國風度,比如寬容、自由,是很多有識之士積極爭取的結果,但其背後,其實也是有著**、戰爭等晦澀的背景。
當然,說這些都遠了。
但秦衛在民國呆了許久,有一點卻是極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沒事兒找事兒,總喜歡把自己擺在正義的一方,卻只會說,不會做的某些文人。而這些人中,其實也不乏那些鐵骨錚錚之輩!對上這些人,就像是現代人對上了海瑞,在贊頌對方的清廉的同時,卻又極度憎惡對方的「無能」!
而很顯然,民國的文人雖然有不少清貧自守者,大多數卻並不像想像中過得那以悲慘。
……
「明末‘東林黨’,吃飽了撐的沒事兒干,總以為全天下都得照著他們的規矩轉才算合理,卻不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在某些方面比我們痛罵了幾百年的魏忠賢,以及魏忠賢所率領的所謂‘閹黨’還不如……或許他們知道,只是不願意承認而己。畢竟他們都那麼聰明,而且大多都很識時務!」
「我民國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羈言談駭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黨,拒不做官,因為他認為︰教授做官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還有一位劉文典教授,敢跟蔣委員長拍桌子叫板,他的經典理念是‘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經濟學家,前段時間,他發文攻擊政府的一些經濟政策,蔣委員長要他去官邸解釋,結果馬教授大怒,稱‘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這是值得人們敬佩的文人。因為他們要麼在自己的領域做出了讓人驚嘆的成績,要麼堅守自己的原則,並以身作則,影響了我們這些後來者。」
「但我們有一個問題︰我們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學領域!」
「在德國和日本,理工科類人才佔全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國,這個比例也超過百分之七十……而我們,卻不還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學校長,著名的對華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說過,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有人說這是戰爭導致了大饑荒。可1929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采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那里根本就沒有兵燹,卻餓殍滿地。而最可怕的……當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饑餓可以讓人泯滅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曾見過這樣一些讓人無法相信的事情︰一對餓極了的夫婦,曾把他們的六個孩子綁在樹上,為的是不讓孩子跟著他們出去討飯,因為人少的時候總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親懷抱著出生不久的嬰兒和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外出乞討,走到一個村頭,母親再也走不動了。打發兩個孩子進村討要,她在村頭的樹下休息,結果兩個孩子回來時發現。母親已經餓死,而那饑餓的嬰兒還叨著媽媽的女乃頭。使勁吮著;還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統統賣掉,換來最後的一頓飽飯,然後全家一起自殺……」
「我們有無數優秀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學方面的人才,這個領域的人數超過我們全中國受高等教育人數的百分之八十,可我們這個國家的文盲率,在民國二十八年(1339)的時候。依然高達951%!」
「葉聖陶、陶行知等有識之士推行大眾教育,提倡文化救國。我們為他們的遠見卓識而喝彩,為他們的行動而喝彩!但是,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先吃飽了才能去學別的。所以,在教學這前,我們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讓這無數的老百姓能吃飽穿暖,有個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麼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但同樣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而在教育方面,我們首先要擴。」
「這使得我們的文學家層出不窮,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和教育的人卻少之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看過不少文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嘆過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這些人算一筆賬……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成立後。繼續秉持了北洋政府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大學教授的薪水為400-600元,副教授為260-400元,講師為200-260元,助教為100-180元。而當時北京四合院一個月的租金不過20元,北京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元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現在,即便是有戰爭,這個水平也並未降低多少。這就是說,知識份子是我們當代的高收入階層!這一點絲毫也不過分。……再舉個例子,‘八一三’事變後,某著名詩人夫婦于舉家移居杭州,據說原因非常簡單,上海生活費太貴了。在杭州,他們深居簡出,每天就是讀書、寫作、會友,過了一段十分平靜的日子。但是這種寄情于山水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多久,這對夫婦決定蓋一棟自己的房子。他們花1700元買下了杭州某座山後的30畝山地,接著又置換地皮建屋。這個新家于1935年年底動工,熬過了一個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萬六千多元……這種水平,他們卻嫌上海生活費太貴!」
「我們在美國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學生,愛打扮,狂追自己的一個女學生。女學生拒絕,此君向胡大使哭訴。適逢該女生也來找胡大使投訴禽獸老師。胡大使勸道︰他頑固的愛你。該女生回答︰我頑固的不愛他。隨後,此君以自殺相脅,該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獸老師’。不久,此君出軌,又頑固的愛上了一位女詩人……」
「說真的,別人的生活與我們無關,但是,我覺得我們並不需要太多這樣的‘家’。我們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用知識讓人民吃飽穿暖,能讓我們的科技進步,能夠從更多的方面對人民起到好的作用的人才……吶喊,或者喚醒,總也要人民吃飽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認為,教育部應該首先做出表率,與各各專業的經費,增加對理工農醫類學科的扶助。這才是一個做教育的正經態度!」
「——李德!」
……
戴笠到白公館後的第二天,《中央日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教育必須改變》的文章,這篇文章很短,寫得也亂七八糟,但卻在時下緊張的氣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場軒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