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母親被關進小黑屋以後，就再也沒能邁出那扇小門一步。直到三年後，她去世。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尸體被抬出小屋時的情景︰她脖子上還帶著沉重的鐵鏈。白得像石膏的臉上，一雙眼楮大大地睜著，破爛不堪的骯髒衣褲，就像罩在一副骨頭架子上。我從來都沒想到，人會瘦成這樣。
我母親的去世，沒有讓任何人感到悲痛。
大家都有一種解月兌的輕松感。我認為，對我母親來說也是如此。三年來，從未有過任何人，進小屋打掃過。為了阻擋惡臭的氣體泄漏，更為了不讓我母親癲狂的嚎叫聲，嚇著妹妹和驚擾鄰居…城管繼父用木扳釘死了所有門窗，還用建築密封膠涂抹了所有縫隙。門上的一個碗口大的小圓洞，專供往里扔水瓶和食物袋，一周一次。扔完之後立馬堵死。
後來我常常猜想︰也許，我母親是被活活悶死的。
自從我母親瘋了以後，我就成了妹妹的「媽媽」，可我那時還不到五歲。
我沖女乃粉喂飽她，我為她洗澡，我哄她睡覺。城管繼父晚上下班後，總要在酒館里喝得爛醉後，才肯回家。回來時手里也常常提著一袋菜包子，往桌子上一甩。之後，便一頭載在大床上呼呼大睡。
每當這酒鬼喝得爛醉時，我反而會放下心來。而當遇到他半醉回家時，我便會緊張得要死。因為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多半他都會找我的麻煩。至今還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他總是能找到讓我自己都倍感合理的理由，懲罰我。
他先是說一通，听上去很有些道理的訓導詞。接著便是對我進行必要地懲罰。那是一種讓我很恐懼、很痛苦、很惡心、很羞恥的身心折磨。這種所謂教育式懲罰，隨著我的年齡增長，也在不斷升級。
在我十歲那年，我記得他對我說︰「你已經是個女人了，我不能再像對待小孩兒那樣對你了。因為，你已經是個大人了，你不是總想快快長大嗎！」
成年後，我常常想，當年我要是能像鄰居家的女孩蘭蘭那樣，背著書包去上學。或許，命運會完全不同。蘭蘭從衛生學校畢業後，就成了一所大醫院的護士。
記得七歲那年，看到蘭蘭及其他同齡孩子們，背起書包興高采烈地上學去了。我便跑回家，求城管繼父也給我買只書包。那時的我，太想上學了。
一听我說要去上學，他就黑著臉沖我吼到︰
「你太笨了，連自己的名子都不會寫，怎麼能上學呢！五加七等于幾，你知道嗎？！…」
當時的我，確實還寫不出自己的名子，也算不出五加七等于多少︰因為，五加七超出了十，而我只有十個手指頭。
我記得，為我上學的事，街道居委會主任張大媽，也曾來過我家。當時，張大媽站在我家門口，往里張望了一會。然後，以領導干部的架式嚴肅地對著，手里還提著酒瓶子的城管繼父，說道︰
「我說，你應該送這孩子去上學。你知不知道，你這是在犯法︰九年義務教育法！」
城管繼父盯著張大媽的胖臉，輕蔑地說。「讓她上學？…你給她出學費？…」
張大媽被酒氣燻得，連連後退。「你沒常識嗎？我們國家實行的是義務教育！」
城管繼父又往肚里灌了幾口白酒。他逼上前去，將更加濃烈的酒氣，噴在了張大媽驚詫的臉上︰「義務教育？！…你給她買書、買文具？…還有***雜七雜八的學雜費…***一大堆，誰也說不清的贊助費、捐獻費、借讀費、衛生費、這個費、那個費…我想都不敢想…義務教育？！…我們上不起！…你沒看見我被單位開除了嗎？！…」唾沫星像雨點般，傾瀉在張大媽到臉上、身上。「…***…說我酗酒打罵街頭小販…誰攤上個瘋婆娘不喝酒？…開除我…我不喝酒能撐下去嗎？…再說，我們城管，不就是管這些的嗎？…你說說看，你也算是個政府干部…我要是不管，街頭小販還不像蝗蟲一樣鋪滿全城…」張大媽轉身走了。「…嗨！…主任您別急著走啊！…听我把話說完…我這也是民意啊！…」
就這樣，再也沒人過問過我的失學。我喪失了可能會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我繼續做我的「家庭主婦」︰帶孩子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還要滿足城管繼父的各種難以啟齒的**。
不過這些年也有讓我開心的事情發生︰
首先，城管繼父不再像我小時候那樣打罵我了。其次，我妹妹在我九歲那年上學了。最重要的事是，政府城中村改造，我們這片棚戶區全部被推倒，蓋起了幾棟高層居民樓。我們這些原住戶，都成了這些有電梯大樓的業主。我家三口分到了兩室一廳的套房。
拿到新居鑰匙後，妹妹立刻態度十分堅決地沖我說︰
「我不想再與你同住一間臥室了。」
「那我…」沒想到，我一手帶大的妹妹，會對我說出這種話來。
「我看，你晚上就睡客廳的折疊沙發吧。」城管繼父做出決定。
不過，在之後的大部分夜間里，妹妹房間的燈光熄滅後。他便會輕輕來到客廳，將我從沙發上拽起。我也早已習慣，總會順從地跟著他，走進他的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