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呂布追隨丁原，也曾盡忠職守，不但常常為上司出謀劃策，處理府內文書，還要貼身侍衛上司的安全。由于他出眾的辦事能力，一個人可以頂三個人的活，所以上司丁原對他很是親近信賴。然而，丁原其人卻是個姓情粗略的人，除了為人脾氣暴躁外，處事還缺乏正確的價值觀。只要是上頭下達的命令，無論對錯，從來都是「受使不辭難」。如「火燒孟津」一事。就因為上頭的一紙命令，他竟然就可以棄孟津港百姓的身家姓命于不顧。對于他這般的愚忠行為，難免會讓一直用心處理州內事務的呂布暗自搖頭。
呂布的出身是比較低微的，而且又是邊疆人。自從他出世以來，家鄉就縷縷遭受外寇入侵，所以沒有人能夠比他更清楚平民的處境和需求。在那個縷縷外寇入侵的年代，平民又飽受貴族官僚的壓迫，不堪的處境可想而知。而呂布的出身又代表了平民，他會用心處理州務，這並不讓人難以置信。
也許，在平曰相處的過程里，呂布與丁原之間就曾發生過矛盾，以至于火燒孟津之事發生後，呂布對于丁原的看法就徹底改觀了。在他看來，丁原似乎並不是一個真正值得追隨的上司。
常言道，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則必有因。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進行質疑、分析、推斷的，其關鍵只在于論據的合理與否。倘若史書所記載的全都是真的，那便不是史書，而是「聖經」了。然而，真相只能有一個。
公元188年三月，南匈奴屠各部落發生叛亂，攻掠並州，並州刺史張懿被匈奴兵殺死。也許張懿為官並不十分清廉，施政期間常會剝削那些少數民族，因而才會引起他們的叛亂，且最終被殺死。叛亂通常都是被壓迫出來的，而非是人們的本姓都是好亂的。
張懿死後，並州便迎來了下一任刺史——丁建陽。而在此之前的一個月，河西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鎮，東漢時屬平陽郡，河東郡北鄰）的黃巾余黨舉兵作亂，攻掠太原郡、河東郡等地。也許，這一次抵御賊寇的戰役呂布也參加了，所以陳壽才會在《三國志》中說他「以驍武給並州」。當然，之前幾年外寇入侵並州的時候，呂布想來也是有參與抗戰的。以驍武給並州，說明他是一個對家鄉的和平安定有著卓著貢獻的人，否則陳壽不會刻意地提一筆。
據野史說，呂布可能是定襄人。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曹⺪「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割太原郡北部置新興郡。五原郡人口被遷置于太原郡陽曲縣故地，即新興郡九原縣（今忻州）。也許，陳壽將新興郡的九原誤以為是五原郡的九原，因而也有誤載的可能。這點質疑，想來應已有人提過了才是。假如呂布是定襄人，而王允又是太原人，二人本就是同郡老鄉，那麼後來他們的關系會走得那麼近，就不難理解了。
由于呂布武藝高強，作戰驍猛，坐下赤兔馬（傳說產自定襄東南的七岩山）來去如風，因而人們送了他一個綽號——飛將。而初到並州上任的丁原，在听說了呂布的名聲後，于是便征召呂布前來為自己效力。這時的呂布也許在想，自己終于遇到一個識人的明主了。自從呂布受到丁原的征召，出任了主簿一職後，史書上就不曾出現過異族人攻掠並州以及賊寇四下作亂的記載了。可見，呂布處理州務的能力，還是相當不錯的。
就這樣，大概一直到翌年公元189年三、四月份左右，漢靈帝又下詔任命董卓為並州牧。也許是因為丁原的刺史一職任期滿了，所以朝廷才會改任董卓為並州牧。
漢時，刺史一職並不常置，通常都是一年一換。論權力，刺史比州牧要小得多。州牧具有掌管地方軍權的權限，並且也可以連任。而刺史只是中央派去地方刺查國情類似于欽差的職務，雖然也很有權力，但卻不具有掌管地方軍權的權限。而丁原的手里之所以有兵權，因為他除了是刺史外，還是騎都尉。就在丁原接任刺史一職的同月，江夏人劉焉就向漢靈帝奏請將刺史改為州牧，以增加地方長官的權力，來壓制那些到處作亂的賊寇。而漢靈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丁原離任後，便被任命為武猛都尉，歸于上軍校尉蹇碩管制，奉命駐守于司州河內郡的孟津關。此時此刻，我們不禁會有一個疑惑，既然丁原不再是刺史了，那麼呂布又是否還是主簿呢？依照正常的程序來說，呂布應該依舊還是主簿，並且被移交到並州牧董卓的手下繼續任職。主簿不同于從事，從事屬于武職，刺史可以自行決定任用。倘若當時的情況真是這樣，那麼後來所發生的一切就很好理解了。有一點我們還需要知道，主簿一職是刺史屬下的專職文官，刺史離任了以後，主簿還應當繼續要留在州府處理文書。那麼，丁原離任之後就僅僅只是武官了，而呂布這個文官自然也就不應歸他所管了。
然而讓人沒有想到是，我們全都被史書上那欲蓋彌彰式的敘述手法給欺瞞了，認為從始至終呂布都是在丁原手下任職的，可事實卻似乎並非是我們所認知的那樣。
其實，「欲蓋彌彰」是古時候寫史書的人所常用的一種修飾手法，其目的就是為了混淆邏輯，給後人造成一種錯誤的認知。其個中緣由很好理解，史書的主要作用並不在于記述真實的歷史，而是為了頌揚勝利者的光輝事跡。其目的既是如此的虛偽，其內容又如何可以盡信呢？至少在我看來，所有的史書都是不可盡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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