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而且手段也夠叫外國人大吃一驚的。
那時候，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
「收容」的後面是什麼，經過無產階級*的人，可以想象得到，那將會是什麼樣的待遇。
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山里。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尸行」。
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尸佬」。
我們只需要想象一下，光「拉尸佬」就有200多個，死的人能少嗎？
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有一個當年的「拉尸佬」最多的一天，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據寶安縣委《關于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余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這些偷渡者成群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斗，沖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里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
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余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那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甚至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令偷渡不成功者羨慕不已。
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偷渡，幾十名村民到海邊隆重餞行。其情其景使人想起了歷史上人們為大刺客荊軻送行的詞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幾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在這場震驚中外的「大逃港」的洶涌澎湃的大潮里，出現了逃港的傳奇人物和傳奇事件。
有一個人，命運不好，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而且也知道這些人拼著老命「大逃港」的實情，出于強烈的同情，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大伙兒不約而同地眼睜睜地看見這個人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啊，那個可憐可悲欲哭無聲也無淚的時代哪！
想當年，在政府精心建設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想法設法樹立起來的反偷渡的「紅旗村」，政府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其結果還是逃掉了一大半。
那個情景，真正的是比現在的戰爭大片都叫人驚心動魄。
這些人為什麼要逃港？
為了活命！
因為他們都是因為貧窮和饑荒，他們個個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1957年，寶安縣委通過《關于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
那個時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老百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
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意思是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受不了了，借到深圳演出的機會，乘船逃往香港，引起轟動，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里「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所有的牆壁上刷滿了革命大標語，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
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村。每天來這里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可是，到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那邊去！」
清楚了吧，深圳的所謂大逃港，真正的是奇跡，深圳的改革開放也是奇跡，但是這些奇跡是這些冒死「上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鋪平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路，我們每一個在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成果」的人，應該不要忘記他們。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香港的「天台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等，工作賣力要求低，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但是由于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