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財大嬸，九十年代初期來到深州打工，一直在鞋廠、毛織廠工作，把幾歲的兒子放在家里，讓公公與婆婆照顧著，兩夫妻在城市里做近十七八年，七歲的兒子也讀完大學了。他們以前出來打工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努力賺錢，供兒子讀書，考上大學之後，能逃出鄉村，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要是能夠端上國家飯碗則更好。他們最低希望便是兒子不要像他們一樣，在工廠做「苦力」。他們拼命工作，送兒子上不學，但是現實並沒有朝著他們想的那樣，因為在她想象中讀完大學後，兒子肯定會安排工作，會成為城市人。但是兒子讀完大學之後，想象那樣上國家飯碗，成為城市人，而是跟她一樣，成為打工「捧泥飯碗」的人。為此，他大嬸還經常受到村里人的嘲笑，笑他們兩夫妻拼死拼活送兒子去讀書，結果錢沒有存下來，兒子還是得去工廠打工，讀這麼多書做什麼，白白地花錢。因為在熊曼的眼里，農村人只有讀書才能變成城市人，才能端上穩定的「國家飯碗」，沒有想到讀了大學的兒子依然只能重復自己一樣的命運。當兒子進入工廠時，熊曼便衰老下去了，她的希望落空了。後來兒子結婚了，公婆去世，她老了，只能返回湖南的老家，重復著那曾經的輪回，在現實的低工資高物價面前，成為了遙遠的、不可抵達的夢想。
當初美國擠進紐約的農民放棄鄉下的八間大房而選擇進入紐約住在狹小的蝸居，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最終會變成紐約的人，這是他們的希望所在，也是一個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在同樣現實的中國，當他大嬸們選擇放棄鄉下的樓房來到城市應該讓他們卻看不到希望。這些小姐呢？雖然做小姐這一行，收入要比當一般農民工強一些，但是一樣的命運，還有一些小姐接客太多，得了性病。下面都潰爛了，長了很多菜花狀的東西。想到這些，周秀財又心痛又害怕了，這地方人流量大，到了晚上生意特別火爆，一年四季開腿迎客，健康無法保障。他斟酌了一番，心想還是算了，這些小姐其實都是農民工一樣的悲慘，還有的萬一染了一身病，他要放縱自己了，他才二十四歲，他在小城市的老爹還指望他能重振周家事業呢。這在單位有了升遷的希望了，得好好干才行。
他狠下心離開了花花街，但他畢竟是年輕人，想法一輕松點，下面的大錘子就馬上頂天立地的，無法消騰，讓他想給自己犒勞一下的念頭一直沒有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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