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根據底本抄寫而成的書本。其中有一種影抄本，是把透明紙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體、行款照樣摹寫的書本。
殘本︰在流傳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如運輸、轉賣、轉抄、爭執等）而殘缺不全的書本為殘本。
補本︰對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補，加以已意而寫成的書。
續書︰對前代前人的著作內容做繼續的描寫，以延續原著的意思為主旨。
保留本︰因為某種私人目的而專門保留起來的書，一般是傳家世代收藏保留，視為至寶。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
史部︰正史類、編年類、記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
子部︰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
集部︰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
紀昀（1724—1804），字曉嵐，河北獻縣人，著名學者。他朝夕籌劃，校勘鑒別，進退百家，鉤沉摘隱，與陸錫熊一起完成了《四庫全書》總目的總纂，成為我國學術考證、典籍評論及版本考核、文獻鉤稽的集大成之作。紀昀亦是著名藏書家，藏書之處稱「閱微草常」，其藏書呈獻四庫全書館後，收入者達105種，1868卷，入存目41種。著有《閱微草堂筆記》等。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學問淵博，識斷精審，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漢學代表人物。因博聞廣識而破例允許他以舉人身份供職于四庫館，擔任《永樂大典》的輯校工作。《四庫全書》的主要纂修官。
陸錫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庫全書》總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賞尤多。乾隆52年，清廷發現《四庫全書》中有詆毀朝廷字句的書籍，乾隆帝大怒，令陸錫熊和紀昀負責重新修正，並由他兩人分攤費用。時值隆冬，陸錫熊患病，終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任上。可見朝野對《四庫全書》之重視與嚴謹。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號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為質親王。喜作詩文書畫，著有《九思齋詩鈔》。《四庫全書》館正式成立後，乾隆帝為了表示對該項文化工程的重視，同時也為了加強對編纂工作的監控，命永瑢與永璇、永瑆，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劉統勛、于敏中為最高執行官即總裁，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宜。
本套《四庫全書精編》為豪華精裝版，16開，50冊，5箱，黃膠紙精印，渀紅木箱裝。
《四庫全書》的分類
《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分，又稱「四庫」。部下有類，類下有屬。全書共4部44類66屬。經部收錄儒家「十三經」及相關著作；史部收錄史書；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集部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四庫全書》的分類法是中國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圖書分類法之一。
經部
《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孝經》《爾雅》《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
史部
《國語》《史記》《漢書》《晉書》《宋書》《梁書》《陳書》《魏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史通》《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南齊書》《北齊書》《舊唐書》《新唐書》《列女傳》《越絕書》《水經注》《島夷志略》《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吳越春秋》《風俗通義》《華陽國志》《建康實錄》《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天工開物》《東周列國志》
子部
儒家︰《荀子》《說苑》《帝範》《政訓》《潛書》《新序》《鹽鐵論》《潛夫論》《近思錄》《郁離子》《傳習錄》《**語》《孔子家語》《溫公家範》《袁氏世範》
兵家︰《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孫臏兵法》《六韜》《三略》《握奇經》《素書》《將苑》《李衛公問對》《虎鈐經》《守城錄》《練兵實紀》《紀效新書》《何博士備論》
法家︰《管子》《商君書》《韓非子》農家《齊民要術》《農桑輯要》
醫家︰《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黃帝八十一難經》《洗冤集錄》
數理天文類︰《周髀算經》
集部
《楚辭》《詩品》《曲品》《南戲》《花間集》《柳永詞》《晏殊詞》《東坡詞》《秦觀詞》《放翁詞》《姜夔詞》
《四庫全書》館內各項職務及任職人員
歷任正總裁官（16人）
永瑢永璇永瑆劉統勛劉綸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際華
歷任副總裁官（10人）
梁國治曹秀先劉墉王杰彭元瑞金簡董誥曹文埴錢汝誠沈初
總閱官（15人）
德保周煌莊存與汪廷謝墉達椿胡高望汪永錫金士松尹壯圖李綬竇光鼎倪承寬李汪度朱珪
總纂官（3人）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
總校官（1人）
陸費墀
翰林院提調官（22人）
夢吉祝德麟劉錫嘏王仲愚百齡張燾宋銑蕭際韶德昌黃嬴元曹城瑞保陳崇本五泰運昌章寶傳馮應榴孫永清史夢琦劉謹之蔣謝庭戴衢亨
武英殿提調官（9人）
陸費墀彭紹觀瑩劉種之韋謙恆彭元珫吳裕德關槐周興岱
《四庫全書》七閣
文宗閣、文匯閣
文宗閣位于鎮江金山寺。文匯閣一名御書樓，位于揚州天寧寺西園大觀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寧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集成》，奏請在行宮內渀天一閣規模建造藏書樓。乾隆四十四年（1779）鎮江藏書閣建成，乾隆賜名文宗閣。次年揚州藏書閣建成，賜名文匯閣。兩閣各入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閣中尚多空余書閣，後各收貯《四庫全書》。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文宗閣本《四庫全書》遭英軍破壞。太平天國勢力發展到江浙時，鎮江、揚州被太平軍攻克，文宗閣、文匯閣及其所貯《四庫全書》一同化為灰燼。
文瀾閣
杭州聖因寺行宮原有《古今圖書集成》藏書堂一處，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後改建文瀾閣，次年年底完工。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第二次攻下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量散逸。杭州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殘余，得到8140冊，僅及原書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軍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從民間收購。光緒六年（1880）在舊閣原址上重建文瀾閣。丁氏兄弟將書送還，並陸續抄補。民國後，歸浙江省圖書館庋藏。1914年、1923年，兩次組織人力就丁氏兄弟鈔補未全者予以補鈔。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始漸復其原。抗戰時曾運至青木關，勝利後運回浙江，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文津閣
在熱河行宮（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開始修建文津閣，次年修建完畢。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庫全書》入藏。1913年，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由國民政府運歸北京，藏于文華殿古物陳列所。1915年，撥交新成立的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成為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每冊卷首有「文津閣寶」，末頁有「避暑山莊」、「太上皇帝之寶」小篆朱文方璽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慶初年，後再補入，故里面僅有「嘉慶御覽之寶」一方。全書與通行印本《四庫全書目錄》微有不同，蓋以抄寫較晚，有修訂改易之處。
文源閣
在圓明園內。園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為文源閣，上下各六楹，閣西為「柳浪聞鶯」。文源閣的匾額及閣內汲古觀瀾匾額都是乾隆皇帝御書。文源閣前為玲瓏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閣詩》閣東的亭內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閣記》。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畢入藏。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入侵，大肆焚掠圓明園，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化為灰燼。今天，文源閣遺址已不可尋。刻《文源閣記》石碑尚存世間。
文溯閣
在遼寧沈陽故宮內。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送藏文溯閣。民國時期，文溯閣《四庫全書》輾轉流徙，幾經危殆。1914年運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擬辦圖書館，呈請北京國民政府當局索回此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謂「國立圖書館」的名義代為封存。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戰備需要，中央下令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從沈陽調出，運至甘肅存放至今。
文淵閣
位于紫禁城內的主敬殿後（主敬殿為文華殿後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庫全書》繕寫告成，入藏閣內。民國時期，由故宮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熱河，北平地區形勢十分危急。故宮博物院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連同所藏其他歷代文物裝箱南遷，運至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又輾轉數千里運抵蜀中。抗戰勝利之後復運抵南京。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時，運往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閣名所在地建閣時間成書時間藏本存毀情況
文淵閣北京故宮
文華殿後乾隆四十一年
（1776）乾隆四十六年
十二月
（1782）現存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
文溯閣沈陽故宮乾隆四十七年
（1782）乾隆四十七年
十一月
（1783）存。1966年由沈陽圖書館移存甘肅省圖書館
文源閣北京近郊圓明園乾隆四十年
（1775）乾隆四十八年
十一月咸豐十年（1860）被英法聯軍燒毀
文津閣承德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
（1774）乾隆四十九年
十一月
（1785）現存國家圖書館
文宗閣鎮江金山行宮乾隆四十四年
（1779）乾隆五十二年
四月
（1787）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鎮江，閣書全毀
文匯閣揚州天寧寺行宮乾隆四十五年
（1780）乾隆五十二年
四月
（1787）咸豐四年（1854）太平軍攻克揚州，閣書全毀
文瀾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乾隆四十七年
（1782）乾隆五十二年
四月殘存。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最為完整的文津閣本《四庫全書》
現存于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成書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原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國家圖書館後，一直受到人們的特別關注，與敦煌遺書、《趙城金藏》和《永樂大典》並稱為國家圖書館善本四大專藏。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保存最為完整，並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書一體、乾隆御筆「題舊五代史八韻」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側板上。書函中央板、絲帶、銅環一依當年。翻開書冊，即見「文津閣寶」朱印、「紀昀復勘」黃箋、雪白的開化紙和端正的館閣體楷書，令人嘆為觀止。
文津閣《四庫全書》具有獨特的歷史文獻價值
第一，從七部《四庫全書》的成書時間來看，文津閣是北方四閣中最後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成書已有三年之久，對已發現的訛誤、遺漏當有所補正。
第二，文津閣本是檔案明確記載曾經乾隆親校，並由紀昀親自三校的抄本，幾乎每冊均有校核記錄，其編校質量優于包括文淵閣本在內的其他諸本。
第三，就僅存的三部半《四庫全書》看，文津閣本保存最為完整，其他三閣本均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補抄。經學者核對錄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與文津閣本在篇卷、文字、《永樂大典》輯佚本、序跋、附錄、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異。文津閣《四庫全書》所保存下來的一些文獻資料已是海內孤篇。
《四庫全書》的裝潢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四庫館臣提出《四庫全書》書衣采用四色裝潢的建議，清高宗在詩文中也多次提到「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裝潢的辦法，還寫詩說「經誠元矣標以清，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意思是《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應該按青、赤、白、黑四色來標識，現在看到《四庫全書》采用鸀、紅、藍、灰四色、與原定規制略有差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采用黃絹面。
《四庫全書》的書盒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內裝書籍36304冊。將書籍用木夾板上下夾住後，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後，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閱。
《四庫全書》的功過
歷史上對乾隆修《四庫全書》有不同評價，有人認為修書對保存及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有貢獻；也有人指乾隆以修書為名，禁錮思想為實。
清人初入關時，重用降臣，開科取士，對知識分子刻意安撫，等到天下已定就立即改變態度，對于讀書人采取高壓手段，極盡迫害之能事，直到康熙初年，其勢有增無已。吳三桂反，清廷遂暫改變其政策，以收買人心，緩和漢人的反抗。于是征博學鴻儒、開明史館以來牢籠遺民志士，但應征而來者多為二三流以下人物，像顧亭林、黃梨洲等大老均不能羅致。三藩亂平，清廷遂故態復萌，又恢復其迫害文人的政策，雍正嗣位，由于天性刻薄猜忌，更是變本加厲。文字獄迭起，株連無數，真乃中國文人的浩劫。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漢人反抗心理殆已完全消失，但對文人的迫害仍未放松。文字獄繼續發生，較之雍正朝益形瑣細。又創編四庫全書，以便藉征書之名而焚毀**共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其對中華文化所造成的損害堪稱空前。
反思
（1）清高宗乾隆力倡纂修《四庫全書》，最主要目的是什麼？為了總結及保存中國文化、為自己建功立業，抑或是為了束縛及禁錮士子思想？你有何看法？（歷史上對乾隆修《四庫全書》有不同評價，有人認為修書對保存及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有貢獻；也有人指乾隆以修書為名，禁錮思想為實。本問題幫助大家從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庫全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讓大家嘗試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問題。）
（2）《四庫全書》保存中國歷代不少接近失傳的典籍，並校正典籍中的訛誤月兌漏。但修書期間同時抽毀及禁制一些書籍。《四庫全書》的編纂措施對中國文化功大抑或過大？
（3）乾隆一朝致力編修《四庫全書》，但也大興文字獄，戕害讀書人。假如你是乾隆時期的士子，你是否喜歡身處這個時代？為什麼？
（4）假如你是民間藏書家，當知道皇帝向民間征求書籍，你是否願意獻書？原因何在？若你的藏品中可能有冒犯大清的書，你又會否獻呈？
（5）假如你是負責輯校《四庫全書》的工作人員，當你發現一些書籍的內容有可能抵觸朝廷時，你會怎樣處理？
（6）《四庫全書》修成後，共抄錄七部，四部置於內廷，三部藏於江南並開放予士人閱讀及抄錄。當時哪幾部書對推動文化發展上起到較大作用？
（7）清末以來一直有人提出續修《四庫全書》。若由你主持，你會加進哪些種類及內容的書籍？（在資訊極度發達的時代里，電子化光碟版的《四庫全書》讓讀者可以隨時查閱所需內容，從眾多書冊輯錄及逐字抄寫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除提供閱讀方便外，《四庫全書》對我們意義何在？）
（8）假如你有機會擁有一部《四庫全書》，並且可以選擇僅存於世的乾隆朝刻本、影印本，以至電子版，你會選擇哪一種？
（9）在資訊極度發達的21世紀，是否還需要及可能編寫另一部《四庫全書》式的大部頭叢書？
（10）歐洲近代印刷術興起與《聖經》的廣泛流布有密切關系，乾隆朝《四庫全書》的刊刻有否發生類似情況？（本題目讓大家從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看《四庫全書》對印刷術和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的關系。）
四庫全書所毀書籍以及惡果
清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滿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除了焚毀書籍，滿清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歷、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中很多已經被滿清修改過）。其余估計不少于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毀了。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滿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
根據韓音湖等編纂的《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滿清在文字獄時代曾經對有關蒙古、滿清的各種記錄做過系統的銷毀和篡改。部分被銷毀的史料名冊「軍」字頭︰《軍器圖說》、《軍中遺稿》，「經」字頭︰《經濟錄》、《經濟言》、《經略復國要編》、《經略疏稿》、《經世集》、《經世契要》、《經世實用編》、《經世要略》、《經畬遺集》、《經源統宗》，「明」字頭︰《明百將傳》、《明寶訓》、《明表選》、《明兵略纂聞》、《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錄》、《明朝通紀會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錄》、《明臣奏疏》、《明初開國群雄事略》、《明大事記》、《明代帝後紀略》、《明代聖政》、《明代野史》、《明道雜志》、《明綱目》、《明館課標奇》、《明館課宏詞》、《明館課錄》、《明光宗實錄》、《明紀本末》、《明紀本末國書》、《明紀編年》、《明紀編年會纂》、《明紀編遺》、《明紀重輯》、《明紀綱鑒補》、《明紀綱目》、《明紀會纂》、《明紀甲乙事略》、《明紀鑒略》、《明紀鑒略補》、《明紀鑒鼎臠》、《明紀全載》、《明紀彈詞》、《明紀要》、《明紀編年會纂》、《明記甲乙兩年匯編》、《明季南略》、《明季遂志錄》、《明季文雜抄》、《明季遺聞》、《明家訓》、《明鑒會纂》、《明鑒易知錄》、《明將略》、《明將略注》、《明將傳》、《明經濟名臣錄》、《明經濟書》、《明經濟文輯》、《明論必讀》、《明論表》、《明名臣經濟錄》、《明名臣奏牘》、《明末紀事》、《明末詔書》、《明女直志》、《明人後場論表》《明人詩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貞）》、《明神宗實錄》、《明詩別裁集》、《明詩歸》、《明詩善鳴集》、《明詩選（陳子龍）》、《明詩選（馬士奇）》、《明詩綜》、《明實紀》、《明實錄》、《明史紀略》、《明史記事本末》、《明史類編》、《明史列傳》、《明史略》、《明史全集輯錄》、《明史通纂》、《明史野獲》、《明史纂》、《明疏抄》、《明書》、《明太祖實錄辨證》、《明通紀編年》、《明通紀會》、《明通紀輯錄》、《明通紀輯略》、《明通紀輯要》、《明通紀捷要》、《明通紀統宗》、《明通紀摘錄》、《明通紀直解》、《明通紀纂》、《明通鑒編年》、《明通纂要》、《明琬琰錄》、《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寶符》、《明文初學讀本》、《明文大家二編》、《明文大小題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發》、《明文分類傳針》、《明文錄》、《明文賞奇》、《明文選》、《明文翼運》、《明文英華》、《明獻帝寶訓》、《明相業軍功考》、《明續記》、《明宣宗寶訓》、《明一統志》、《（皇）明雜錄（尹直）》、《明雜錄（佚名）》、《明詔制》、《明政統宗》、《明職方地圖》、《（皇）明制書》、《明制稿》、《明注略》、《明狀元策》、《明宗孝義》、《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陸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議》，「皇明」字頭︰此類字頭書籍，全部銷毀《嘉靖、隆慶、萬歷、天啟四朝注略》，這本書乾隆年間被軍機處奏準列入全毀書目，《嘉靖以來首輔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準禁毀，「甲申」字頭此類字頭，全部禁毀，《朝鮮征倭紀略》禁毀滿清查禁。
但「漏網之魚」的幾種史料︰《江變記略》；敘述滿清八旗在江西殺戮奸婬的暴行，尤其是其中敘述八旗匪徒，對婦女通宵達旦的實施**；《揚州十日記》︰親歷者敘述滿清在揚州十天的大屠殺。
《四庫全書》的編修可以說是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于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于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 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治者利益相關的明朝人的文學和歷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斗精神的作品盡量摒棄和抽毀，對于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被金人佔領︰「洙泗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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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一些近代學者，發現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繪金元屠殺的史料，在滿清《四庫全書》中，全部遭到了刪除和篡改。最令人發指的是，滿清還通過篡改文獻，達到對漢民族進行誣蔑的目的。如滿清宣稱，張獻忠立有碑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但根據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張獻忠碑文看，實際卻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沒有七個殺字。這些殺字，顯然是滿清走狗文胡編出來的。
魯迅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舉了一個例子。現摘錄如下︰
「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腳。最初啟示了我的是《琳瑯秘室叢書》里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卻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于「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里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卻保存著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為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為惜紙墨計，現在只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里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里——「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于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月兌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四庫全書》的學術影響
1.規模亙古未有。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
2.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四庫」館臣先後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500余種，其中380余種收入《全書》，120余種列為《存目》。
3.對圖書分類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乾嘉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其制度。
4.開創了多層次的古籍編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種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開館之初，命館臣從應抄諸書中擷其精華，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
後世評價
「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魯迅《病後雜談之余》）
「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吳
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國學大師季羨林
《四庫全書》與萬里長城一樣，是值得我們珍視並為之自豪的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博士生導師黃愛平
《四庫全書》是一套什麼樣的書？《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人民日報》
《四庫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解放軍報》
「天一閣」與四庫七閣之緣
古之藏書，十分困難，不僅怕兵荒馬亂、天災**，更恐「俱之灰燼」。正如清代康熙年間大學問家黃宗羲所說︰「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範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這是黃宗羲在其《天一閣藏書記》中對天一閣藏書發出的由衷地贊嘆。清嘉慶有名的學者阮元在其《寧波範氏天一閣書目序》中也贊其曰︰「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範氏天一閣巋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為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
乾隆因「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渀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間修建的「天一閣」藏書樓，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藏書不霉爛、不蟲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于是即命渀範氏之「天一閣」豫構四閣為將來庋貯之用。如乾隆《文源閣記》所述︰「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頁二至三）並派專人赴天一閣，了解構建情況。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諭︰「浙江寧波府範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井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制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井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尊旨至範氏家查看後「即行覆奏」︰「天一閣在範氏宅東，坐北向南。□為垣。前後檐，上下俱設窗門。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焀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傳聞焀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于是，高宗即渀其式分建內廷四閣，及江南三閣。從此，「天一生水」之義與七閣的命名結下了不解之緣。
四庫七閣渀「天一閣」之建設
七閣的建設，因地點、環境及各種因素條件的不同，分別進行了新建、改建和擴建等工程的實施，相繼完成，但均渀「天一閣」構建之制。
首先蕆工者，則為熱河避署山莊之文津閣及圓明園之文源閣。《高宗御制詩》四集（卷三十三，頁三十三）《月台詩》曰︰「天一取閣式，文津實先構。」注雲︰「命渀浙江範氏天一閣之制，先於避署山莊構文津閣，次乃構文源閣於此。」
文津閣位于承德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動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閣位于京郊圓明園，乾隆三十九年進行改建，在圓明園北部原有建築「四達亭」的基楚上「略為增葺為文源閣」（《高宗御制詩五集︰題文源閣詩》），次年繼文津閣之後建成，為北四閣中建成之第二閣；文淵閣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內文華殿後，閣名沿襲明代文淵閣之稱，藏貯著四庫館完成的第一部《四庫全書》；文溯閣在北四閣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動工，次年竣工。它位于盛京（沈陽）故宮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淵、文溯四閣俱在禁地，為內廷四閣，亦稱北四閣。所有閣式，均渀範氏天一閣之制為之。《高宗御制詩五集︰趣亭》（卷四十，頁三十）曰︰「書樓四庫法天一」句下注雲︰「浙江鄞縣範氏藏書之所，名‘天一閣’，閣凡六楹，蓋義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為厭勝之術，意在藏書。其式可法，是以創建淵、源、津、溯四閣，悉渀其制為之」。
江浙三閣，文宗、文匯、文瀾三閣，亦渀範氏「天一閣」之式為之。只是文宗、文匯因先御賜《古今圖書集成》送藏，故預構建於先，而文瀾閣則在續繕三分《四庫全書》之後，始為建築。三閣皆于江南，故亦稱南三閣。《續金山志》雲︰「文宗閣在行宮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文匯閣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制詩五集》（卷四，頁十九）《文匯閣疊庚子韻》︰「天寧別館書樓聳，向已圖書貯大成，」注雲︰「此閣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渀範氏‘天一閣’之式為之。」文瀾閣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于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蘭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諭︰「杭州聖因寺後之玉蘭堂，著交陳輝祖（浙江巡撫）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瀾閣，並安設書格備用。伊齡阿（兩淮鹽政）、盛住於文淵等閣書格式樣，皆所素悉，自能渀照妥辦。」（《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冊，頁85。）《杭州府志︰西湖圖說》亦雲︰「近復於行宮之左建閣，儲藏《四庫全書》，賜名文瀾；東壁光昭與西泠淵映，永資津逮於靡涯矣。」（邵晉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頁四十四）又《題文瀾閣詩》末聯雲︰「範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瀾乃得雙」（《高宗御制詩五集》卷六，頁四）。至此，南三閣規「天一」之跡顯然。
四庫七閣的命名與釋名
如上所述，七閣均渀範氏「天一閣」之式，緣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為厭勝之術，意在藏書。」為藏書久遠，乾隆不僅渀其式，並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護四庫藏書「以垂久遠」。于是，「水」便成了七閣命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難發現，七閣的名字︰文淵閣、文津閣、文源閣、文溯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有一個共同特征，即都是三個字，並前後兩字全一樣，首字為「文」，末字為「閣」，只有中間一字不相同，但都帶有「水」旁（文宗閣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華的文化與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庫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間帶「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則意模範範氏藏書樓「天一生水」期厭火災之術，以保護藏書。至于文宗閣，一說可以寫成「文淙閣」；一說因為鎮江一地歷來水患，該閣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臨大江，如再加「水」反而會遭成「水災」了；又一說「宗」字本身就帶有水意，「雖鎮江文宗，外似獨異，而細籀其涵誼，則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總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這些解字之說，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釋卻讓人頓開茅塞，入木三分。僅就內庭四閣為例，可見乾隆釋名之內涵。他釋「文」之義，以文喻水，將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閣記》中這樣寫道︰「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頁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閣記》中，對「文」的內涵又進行了闡發︰「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雲乎哉？然文固不離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頁四至五）文之義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數典天一之閣」，從「水」而立義，「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閣書永存，實求「文」之永存。
對于北四閣的命名，乾隆還有專門的解說如︰「文淵閣之名，始于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餃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謂名實適相副。而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以枕經史、鏡己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淵閣》卷十三，頁一至二）因此，雖「文淵閣」一名是明代的產物，但因「名實適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華殿居其前」，此乃講經之所，這樣「於以枕經史、鏡己牖民」，「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對文津閣也有一段特寫︰「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麗乎天，龍門之名標乎地，是知津為要也。而劉勰所雲，‘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者，實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雲‘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津閣記》卷十三，頁三至四）「津」之奧妙，解釋的如此盡善盡美，天衣無縫。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閣記》里對北四閣的命名給予了總結︰「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範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于前記矣。若夫海源也，眾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泄，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迨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顧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頁四至五）可見乾隆對七閣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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