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會出現各種運動和清查呢,除了要保持我黨和我黨領導的軍隊的純潔性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不能回避的,就是以前俺說過的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
每次運動來了,那些山頭和宗派一般不會被波及呢?而又是那些宗派和山頭是運動一來頭一個就被揪出來審查的呢?咱們就看看資料里是怎麼說的。
細心的人會發現,當年從一線戰斗部隊優先被調進一分區機關的,是那些來自延安的抗大學生。
在看重學歷的今天,你是否從一個名牌大學畢業,對你的未來有很大的影響。抗戰期間,你是否從延安的抗大出來,對你的信任、使用和提拔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這就像國民黨軍隊中的「天子門生」的黃埔畢業生,在那些雜牌軍官面前的腰板格外硬朗。有著延安抗大生身份的干部,在晉察冀不同樣也是如此嗎?
所以,抗大是不是好學歷且不說,但絕對是個好出身。比如從戰斗部隊向機關選拔干部,抗大出來的干部基本上是每選必中。你笨不笨?會不會打仗?是否鍛煉好了?都在其次。關鍵是看你是不是樸實,是不是能與工農干部及戰士們打成一片。如果你做作,給人以油腔滑調的感覺,那你就完了,戰場上都不會有人幫你。沒有人幫你,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拼死相救,你在戰場上生存的幾率是很低的。
有一位一分區老干部回憶,他說一分區的機關和部隊,很多當參謀干事連長指導員的。幾乎都是從抗大分配來的或是一分區教導隊出來的。
抗大分配來的不用說了。所謂一分區教導隊出來的。教導隊只起一個組織作用,擔任講課的常規教官,就是教導隊前後兩任隊長晨光、馬青山,以及被稱作「訓練科」的李青川、楊浩這幾個人。這些人中間,只有晨光、李青川是科班出身,但也是雜牌軍的軍校,一個在東北軍講武堂,另一個在閻錫山軍校。
楊浩在抗戰時期的兩個最好的朋友。一個是王棟,另一個是李振軍,就分別是教導隊和抗大出來的兩個代表。教導隊出來的能打仗,王棟雖然是連指導員,但指揮打仗一點不差。李振軍就差了許多,1942年在冀中鬼子的五一大掃蕩中,因為軍事技術差了點,最後只能束手就擒,成為俘虜。
王棟和李振軍相同的地方,兩個人都極有頭腦。對任何問題從不盲從,有自己的看法。在一分區干部、特別是抗戰干部對楊成武的一片崇拜聲中。兩個人始終對楊成武有一定看法。當然是在使用干部方面的。
實際上,王棟、李振軍、楊浩這三個人,分別代表了一分區干部的三個不同來源和組成部分。王棟是「自己培養的」,雖然「土」,但是放心。李振軍是延安抗大出來的,自然最為走紅。楊浩代表的是楊成武所說的「游雜」干部出身,沒有受過**任何方面的教育和系統培養。
在楊浩之上,「游雜」干部的典型代表是李青川和宋學飛。宋學飛和晨光一樣,也是東北軍講武堂出身,只是沒進過抗大,也沒在延安工作過。「游雜」干部有個特點,**一有政治運動,首先拿這些人做文章。而且巧合的是,李青川、楊浩、宋學飛,分別在1938年、1939年、1940年都險些被「整肅」殺掉。
1938年7月一分區保衛部門收拾過去的「黑馬隊」骨干,作為老大的一分區二團團長王天存消息靈通,聞訊跑了;老二是時任二團參謀長段如山,被保衛部門悄悄埋了;只剩下一個老三李青川,保衛部門準備處置他時,楊成武說了好話,撿一條命,從此李青川百依百順的效忠楊成武。
楊浩1939年初被拘押,嚴刑拷打,不是楊成武說話,也完了。1940年初趙玉昆跑,趙玉昆參謀長宋學飛被懷疑,綁他的繩子和人都埋伏好了,結果王道邦拼命說好話,楊成武決策,放了宋學飛,繼續觀察使用。
晨光跟宋學飛一樣,東北軍講武堂出身,在抗大學習過,又在延安的陝北公學教軍事,以後到了一分區,在一分區沒挪窩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區部隊打雁宿崖、黃土嶺戰斗前,晨光來到一分區,被任命為教導隊隊長。
五年過去,到1944年10月離開一分區赴冀察軍區的時候,晨光仍然是一分區教導隊隊長,這五年時間里他擔任過不少職務,一支隊參謀長、一團參謀長、三支隊支隊長,但都是原地踏步,沒有提升。
1945年冀察軍區進駐宣化,晨光被郭天民任命為宣化警備司令,終于離開了教導隊。教導隊領導班子開小範圍的歡送會,為晨光送行。晨光說︰別看他在抗大、延安都工作過,但到了一分區,楊成武還把他看作是「游雜」干部,從沒重用過。比較起來,還是郭司令用人不拘一格。
在會上附和晨光話的,還有沈圖。沈圖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隊任政治處主任,一大隊長唐凱很看重他。但合並到一分區以後,他依舊在教導隊任政治處主任,直到冀察軍區都未得到提升。
說者無意,听者有心。郭天民是有心人,記在了心里。不久,晨光繼續提升,任郭縱隊五旅副旅長,沈圖任縱隊宣傳部長。接替晨光宣化警備司令職務的,是一分區另一個「游雜」干部宋學飛。
其實分析一下,楊成武是「政委」出身,政工干部的特點,考慮問題,「政治」佔有相當份量。郭天民就沒這個拘束。實際上這二人都是用人的高才,只不過他們看重的干部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提拔使用干部上有所差異。
每逢根據地搞政治運動,「游雜」干部是清理的重點,這是由當年的政治大環境所決定的,怪不得誰。晉察冀軍區歷次整風、搞政治運動,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干部把自己「講清楚」,自己歷史上的每一點都要講,不能向組織隱瞞。
但抗大干部說一句︰「我的歷史在延安抗大時都說清楚了」,便可以過關,再無人追究。這個確實可以保證的,每個抗大的學員那都是被三審五審的,政治上都很清白的。
相反,最慘的是那些從淪陷區大城市過來的學生干部,家庭出身不好,家庭親屬也復雜點,每次都要說上半天才能過關。其實來自淪陷區、國統區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干部,大都在家庭成分、本人經歷上不那麼太「純」,當對抗日打鬼子和對待我黨的態度上絕大多數還是很「純」的。
但是不純的地方就成為根據地保衛部門清理的重點,這背後是有著深刻和有淵源的政治原因的,同國民黨打了那麼多年,互相滲透的都很厲害,不得不防啊!
那個楊浩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總能順利過關,一是因為他人緣好,大大咧咧的是個「傻樂呵」;二是因為有個過去「變壞事為好事」的前奏。這就是1939年初在晉察冀軍區保衛部經受嚴刑拷問時被審個「底掉」的那段經歷。
在他十九歲人生的每一年、每一月、幾乎每一天都被仔細審查過了,以後每逢「審干」,他往保衛部的審查結論上一推,便可過關。有什麼樣的「審干」,能比把扁擔打折了審出的口供更真實更徹底的?
為什麼「延安抗大」的魔力有這樣大,整個**團組成的一分區都為之避讓。後來才發現,當年**團干部戰士1700多人,包括近半數的陝北籍干部戰士,竟然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到過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更不用說由紅軍大學改成的抗大了。
只有楊成武等極少數干部在紅軍大學學習時到過延安。以後這批抗大學生來到一分區,介紹說是與楊司令的先後校友,一分區那些不是抗大出身的干部先自不敢相比,軟了三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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