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牛悶子交代，他每月的初一到川口鎮的劉記山貨鋪，裝上一些山貨，然後連同自己家油坊的菜籽油，一起送到順平縣城的那家山貨棧，一並出了手後，當月的十五去川口鎮劉記結一回帳，雙方約定，他給劉記帶貨的分成錢，每半年結算一次，這些手寫的票據就是憑證。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收回來的票據，這兩個特務都要去的，而且牛悶子還交待了，每次去順平送貨的貨單子，都是這兩個特務回到地洞里謄一份出來，交給他帶到順平去的。
這下脈絡就清晰起來了，先不管川口鎮的這個劉記山貨鋪子有沒有問題，起碼知道了特務就是用貨物單據來傳遞情報的，那些用密寫藥水寫了數字的白紙條，也經過了驗看，是從手寫票據上裁剪下來的。
看來順平縣城里的這個山貨棧就是日軍的秘密聯絡點！老馮和高副政委馬上下令，派了政治科的幾名得力的干事，去找到順平縣的地下組織，先去監視和外圍控制下這個山貨棧聯絡點，同時馬上布置人手，重新啟動對川口鎮的這個劉記山貨鋪子的全面監控！
先放下順平縣城里的那組人不說，單說對劉記山貨鋪的調查，這一調查，別說，還真有些蹊蹺的，那個姓劉的老板倒沒什麼疑點，和和氣氣的，看見誰都滿臉堆笑的，對咱政府的事呢也很積極，不管是公派下來要參加的活動，還是派下的錢糧等，都是毫無怨言的完成，一年多來，街坊四鄰的口碑不錯。
但是這個女主人，山貨鋪子的老板娘就有些古怪了，平時基本不出頭露面，也不坐堂收驗貨物，也不出門洗衣買菜啥的。弄得街坊鄰居的一年多就見過她幾面，見到人了，也是面容冷冰冰的，從來不開口說話。一副拒人千里的樣子。
人古怪也就罷了，調查組還走訪出來一件很私密的事情，據鎮上的接生婆說呢，這女人半年前曾經偷偷地來過她家里，不是接生，是打胎！懷孕兩個多月了不想要，求接生婆給想辦法打掉胎兒！
這女人看樣子有個二十來歲的，正該是養個孩子的時候，以接生婆的經驗看，那肚子里的還是男孩。這才一般人家那都是天大的喜事呢，可這女子是鐵了心的不要這個孩子了！
實在是拗不過這女子，加上這老板娘出手也闊綽，一下子給了幾十塊大洋，接生婆就給配了藥。幫著那女子把肚子里的胎兒打掉了。
後來也就在過年時，鎮里弄社火的時候，瞧見過那女子站在搭在牆頭的梯子上瞧社火，以後就沒在瞧見這女子了。
這倒是個稀罕事，又不是窮人家養不起孩子，畢竟是個買賣人家，不缺養活的錢。為啥懷上了非要打掉呢？調查組想不明白，老馮和高副政委呢都還是單身呢，對女人那點事也搞不懂。
結果還是一個女人把這事給捅明白了，行署的金穎金科長也被結合進了調查組，她說了一句話︰「這女人啊有了孩子不想要，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不能生下來，一種是不想生，不能生下來是擔心孩子生下來遭罪養不活，不想生那是她恨這個孩子！」
這句話倒是提醒高副政委了，他想起在延安參加情報偵察訓練班的時候。听說的當時陝甘寧邊區破獲的一起敵特案來了，這案子里也有個打胎的插曲。
39年的冬天，一對年輕夫妻從敵佔區來到延安棗園，受到中央社會部的接待，男的是個小知識分子，公開職業是小學教員，女的是個工人，紗廠的擋車工。
他們原本是蘇軍在東北的情報組發展的本地諜報員，但只是低級的情報搜集員，因為蘇軍急于要往東北的日軍大城市派遣高級潛伏特工，就委托我黨對這對夫妻進行高級特工培訓。
在來延安前，這對夫妻經過蘇方的簡單培訓後，曾近到奉天執行過潛伏任務。然後才經過淪陷區和國統區，輾轉到延安來的。
有一天，中社部的秘書在值班時接到《解放日報》寄給中社部一室主任的一封信，信皮上是寫明了轉交給那位從奉天來的培訓人員的，是一封投稿的退信。
出于職業本能，這位秘書就把信拆開了，一看那投稿的內容，就是一首沒幾行的小詩，寫的是什麼「我站在西北的黃土高原上，遙望著大興安嶺??????」這類的白話詩，也沒什麼稀奇的，可是巧了，在這位秘書值班的日子里，一連幾天，又收到了幾封這種內容的退稿信。
退還的這類平白的小詩，內容呢基本相似，這可就不是對文學創作的執著了，引起了中社部的注意，于是呢就著手派人專門調查，沿著這對夫妻從奉天一路到延安的路線開始查，因為他們每到一處，都是由當地的秘密交通站負責來往接送的。
經過交通線上各個交通站的比對核查，發現這對夫妻每到一處城市呢，都會給當地的報紙投寄詩稿，內容也都大同小已，都是用當地出名的風景呢寫的平白小詩，把所有交通站的來電一對照，就發現這些登載在報紙上的詩，正好把他們一路的行程給串起來了！
詩的內容本身沒啥問題，可每到一處都這麼操作，就好像是有意把自己的行程像誰傳達一樣。
為此中社部聯系了蘇軍的情報部門和我黨在奉天的地下黨組織，經過一段時間後，終于調查出來，這段夫妻在奉天期間曾經一起失蹤過四天！
這就有問題了，馬上把這對夫妻控制起來，男的嘴很嚴，什麼也不交代，拒不承認失蹤四天的事實。最後還是那個女的心理防線坍塌了，供出來了真相。
原來他們受蘇軍的命令，去奉天執行潛伏任務，是為了構建一處秘密電台的，他們是做前期工作的，沒想到因為沒經過高級特工訓練，在試發報的時候被日軍的情報部門發現，夫妻兩人和電台都被日軍抓獲了。
當時這兩人已經收到了去延安培訓的任務，這個男的沒經住日軍的酷刑，把自己是蘇軍潛伏特工和去延安受訓的事情都交代了，日軍正苦于往延安打不進去諜報人員呢，因為游擊區和根據地的軍民警惕性特別高，加上我黨的反諜工作做的很出色，日軍派出的不少情報人員，連延安都沒到呢，就被抓住了。
日軍就要求他們利用去延安的機會，秘密發展和組建潛伏點，接應以後派去的特工，不攜帶電台，獨立行動，只在報紙上用發表詩來通報行程，而日軍給他們的指示也是在報紙上的廣告里。
真相大白後，這個女的就說自己其實是對自己丈夫的叛變行為極其痛恨的，但是因為是夫妻無法舍棄這段感情，所在才自拔不出，跟著他成了敵特的，現在既然被抓捕了，肚子里孩子不能留，堅決要求打掉。
這女的被抓時有三個月的身孕，用她的話說，她恨肚子里的孩子，恨這個孩子的爹，所以寧可打掉胎兒也不能留下痛苦的回憶。
組織上當然是不能同意了，結果這個女的，就用從炕上往地上摔的方式，硬是造成了流產，把孩子弄掉了，再後來，這個叛變的男特工被處決了，女的因為揭發有功，被送到陝北公學學習，以後成了邊區的一所小學的校工。
這件事當時在延安引起的轟動不小，公審那個男特工的大會，高副政委和老馮還都去參加了呢，今老高一和老馮提這檔子事，一下都想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