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以法治國。法是通過具體的刑名賞罰來實現的。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與其他諸子百家主要研究的哲學及宗教不同，法家的研究範圍屬于社會科學。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管仲、子產、申不害、商鞅、韓非子、李斯、桑弘羊、王安石、張居正、嚴復、梁啟超等。主張社會變革、強化法制。根據中國歷史劃分的法家理論，主要發展為春秋諸侯國在私有產權下的市場經濟和重商主義理論，以管仲為代表。和戰國秦漢的君主制中央集權國家下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理論，以商鞅為代表。法家思想于今，也有可鑒借處。如‘廢私立公‘的道德追求，在這點上，所有法家人物都達成了共識。‘廢私立公‘是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大公無私‘的公私觀是一致的，是最高尚的公私觀，它曾把我們民族的‘利他‘精神，推到了最高位置，對後世及及現在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如《管子》中提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齊法家所說的‘四維‘（禮義廉恥）作為四大傳統美德，到了今天也依然有它們的獨特價值。通俗、簡單來說，‘禮‘指文明禮貌；‘義‘指正義行為；‘廉‘指廉潔奉公精神；‘恥‘指指的是要有羞恥感。這些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今天仍應為我們繼承。中國的法家產生自商朝中期，發展于春秋前期。代表人物有管仲、子產、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戰國末期的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歷史中。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此舉為齊國獲得巨大財富，兵不血刃而成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謀」︰管仲讓齊桓公帶著一塊齊國特產的「彤弓石壁」覲見周天子以表衷心，並勸說周天子各諸侯國應都帶這樣的石壁來覲見，不然就是叛逆。各諸侯只能滿載「黃金珠玉五谷文采布」到齊國買「彤弓石壁」，齊國則對石壁大幅提價，因此發了大財。此事還因尊王攘夷的口號而得到孔子的大加贊賞，《論語》中記載︰「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在這次事件標志著春秋開始。這之後齊國多次如此操作，對周朝的禮樂制度造成巨大沖擊，齊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則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現在史書中。
越國範蠡經濟調控手段。米價低時國家按基準價購糧。以米價上升到基準價時停止；米價高時國家按基準價拋糧。以存量拋光為止。鄭國子產在鄭國進行內政改革，頒布相關法令，包括整理田制。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制，建立土地私有產權登記系統，按田畝征稅等等。子產使用二百斤鐵鑄造一個鼎器，把新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于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刑鼎」。商鞅重「法」，申不害則重「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為了防備大臣操縱權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議最高統治者必須用術，君主應以「獨視」、「獨听」、「獨斷」的手段來實行統治。他認為，「獨視者謂明，獨听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機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個人的言論和主張可以決定國家的興亡，表明了**獨裁主義的思想。慎到是法家中強調「勢」治的一派，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他從「棄知去己」的觀點出發，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于法矣」。他以法為最高準則，提倡「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君臣》），強調「法」必須和「勢」相結合，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謂「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但他又認為國家的存亡並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決定。「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提出「守法而不變則衰」。戰國末期的韓非集秦晉法家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將法治理論系統化。他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以法為教」，厲行賞罰，獎勵耕戰。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法律與規章制度。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模，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可以說，法家的歷史哲學觀相對于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歷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創新，而在于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歷史退化觀」。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于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只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就想過去有什麼經驗可以依循。孔子喜歡援引古代權威周文王和周公來支持自己的學說，這對後世韓愈等許多哲學家有較大的影響。墨子與儒家爭辯，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凌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傳說中比夏禹更古老的聖王。道家為能勝過儒家和墨家，請出伏曦、神農等三皇五帝比堯舜更早幾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學流派中最後出現的一派。♀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其不得不變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現實地對待當今世界。古代的人民比較淳樸，只是當時物質條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于當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曾對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評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商鞅也提過︰「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法治」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主義理論。從文風來看，荀子的散文詞匯豐富，句法規整，層次清晰，論點鮮明；而韓非的散文則善用寓言、比喻，鋒芒銳利，議論透闢。師徒二人的散文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漢初許多政論家的政論文有著直接的影響。代表人物︰戰國時期︰慎到、韓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吳起、李悝。
商鞅︰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魏國人。商鞅早年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孫痤病死後，魏王並沒有重用商鞅。後來听說秦孝公下令求賢者，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制，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韓非子︰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采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言的著作。後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後，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于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游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采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于咸陽鬧市，並夷三族。
治國之道。1.制定法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是人性趨利避害。同時韓非子還補充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聖人治國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一國之內為善的人不計其數這是使社會太平的因素；使少數作惡的這是社會動蕩的因素）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是依靠眾人的力量並使（那小部分作惡的人）去除惡。所以。（治理一個國家）不要老是著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應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數作惡者的）條文。據此推論，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會就會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揚好的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是徒勞的。2.循名而責實︰這是法家對「正名」的解釋。君王需要有一套駕馭臣子的權術。而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去完成其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君王只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于怎樣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導。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關鍵是君王如何選擇合適人去擔任某項職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能者居上位，無能者淘汰。3.因此，總的說來，法家並不寄希望于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那為何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
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面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張郡縣制。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刑罰，愚民和權術治國。
法律的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將「好利惡害」得人性與國家富強結合起來，用賞賜、刑罰誘使、驅使人們「耕」、「戰」、「告奸」，凡是生產糧食多的、殺敵有功的、揭發違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國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貴榮華，而國家也就富強起來了。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當代學者劉木魚（劉鐸）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衛意，在乎君政，政之所為，在乎一道」。
法家建立了名為法治實為人治的「以法治國」封建規章體系，法律是君王統治約束臣民的工具（見後文︰法家與現代法治精神的區別），而並不是現代民主「依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人治主體。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而且這里的「人」僅僅是指普通百姓，越是底層的人就越是被當作是「性惡」的假定對象，越是高層的人就越是被當成是「性善」的對象，因此，法家的「性惡論」與起源于西方基督教的「性惡論」是不可能同日而語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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