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唐朝以前的史官們就不同了。他們對于「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好傳統，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藻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們屢遭厄難。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並不直接插手史官的歷史記載，古時的史官也比較堅持「秉筆直書」的崇高節操。最著名的要數董狐，董狐以秉筆直書聞名，後人將寫文章能依照事實陳述、公正的人稱為「董狐之筆」，他是晉國史官，他寫「趙盾弒其君」，事實上，趙盾非實際弒君者，弒君者是趙穿。可是身為國家重臣的趙盾，非但不思討賊，反而另立公子黑臀為君。因此，董狐才會將弒君一事歸究于趙盾。這是根據其政治責任而書之于史的。司馬遷、孔子、文天祥對其評價非常高。還有齊國的史官因寫了權臣崔杼的「弒君」之罪，結果兄弟二人接連被殺。最後一個弟弟接任太史之職，還是寫「崔杼弒其君」，最後崔杼沒殺他，讓他繼續寫。他們就是與統治者標準不同的情況下堅持著為史執筆的史官信念。就是他們的堅守讓我們還能看到歷史的少許真實面目。
唐朝以前還算可以的史官記史風氣因為李世民的介入給打破了。李世民出于他的需要，著手改變了與史官相互存在的機構，使得史官成為統治者「自稱我長、掩惡揚善」的工具。由于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淵和李世民都是前朝的臣子通過造反登上皇位的，這在我國傳統的儒家禮教的思想里是不被允許的不忠不義的行為。聖人有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也曾說過︰「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就是提醒每一個人牢記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說是皇帝就做皇帝該做的事，是臣子就做臣子該干的事，不要做出與自己身份不相稱的事來。但是李淵父子身為隋朝臣子卻在君王需要他們盡忠的時候背叛君王，做出為臣者最為叛逆無恥的事來。
李淵是西魏的八柱國之一李虎之孫。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後被追封為唐國公。李淵的父親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