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剛過元旦，在內四科教導員辦公室里開支委會。到會的有支部書記範秀峰，副支部書記劉蘭筠，青年委員解永正，保衛委員高秀蘭，再就是我，組織委員。
上級來了命令，要抽調一批干部轉業到北京，其中有我們科的教導員支部書記範秀峰。支委會還沒開，範教導員感慨萬端地說︰「同志們再見了。想不到我範秀峰干了二十多年革命，打日本鬼子，打蔣介石，抗美援朝，到了這天下大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轉業到地方上去工作了。」
劉主任說︰「這次轉業的是一批老干部。現在地方上的干部，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受批判的受批判，靠邊站的靠邊站。地方的工作全都癱瘓了。看來讓你們轉業的目的是讓你們把北京各單位的工作恢復起來。」
「咳！」教導員嘆了口氣，「到地方上很難開展工作呀！現在都是群眾組織說了算，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黨委書記。下去了還不是干受罪。」
我說︰「群眾還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你沒在地方上工作，他們不知道你過去的情況，起碼不會把你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斗吧？」
教導員搖了搖頭︰「很難說呀！只要你不支持他們的意見，他們就會說你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劉鄧陶式的反動路線，不是照樣打倒你嗎？」
教導員是搞政治工作的，考慮的就是多。他無可奈何地說︰「上級的命令嘛，想轉業也得轉，不想轉業也得轉。好了，不說這些了。咱們還是開支委會吧！最近一些天來，咱們醫院的鄰居衛生學校的造反派們不斷到咱們醫院里來串聯，到處煽風點火，鼓動一些人起來造反，想把醫院的文化大革命也煽動起來。醫院黨委指示，咱們是正面教育單位，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如果有人來串聯，把他們勸走。另外，院黨委叫我們把所屬人員一個一個地排排隊，模模底，掌握好所有人的思想狀況。現在咱們就來研究吧！」
教導員從抽屜里拿出《黨支部會議記錄本》遞給我，說︰「你是咱們科的秀才，還是你來記錄吧！」
我接過《記錄本》，打開，放在桌子上，從上衣兜里取下鋼筆，拔下筆帽套在鋼筆後面，拿在手上，做好了記錄的準備。
劉主任說︰「怎麼分析呢？把每個人的思想分成左、中、右？」
教導員說︰「還是不用這些名詞吧！我們不好說誰是左派誰是右派。還是用上、中、下為好。對那些真心誠意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和黨組織一條心的同志，可以定為‘上’；對那些和組織面和心不和對黨對革命三心二意的人，個人主義嚴重、資產階級氣味濃厚的人，可定為‘下’；對那些擁護黨擁護毛主席、但又有些缺點、有些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而不太嚴重的同志，可列為‘中’。大家看怎麼樣？」
解永正、高秀蘭和我都同意。支委會就這樣開始了。
劉主任說︰「我們還是先從醫生中談起吧！先說歲數最大的。大家說鞏學謙這個同志怎麼樣？」
「我說吧！」我把《記錄本》推給解永正，說︰「鞏學謙這位同志，我來醫院和他相處五六年了。我倆從來沒有在一起談過心，即便是坐在一起，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覺得這個人清高，一有時間就看外語書，不願和咱們這些凡夫俗子說話。我曾經為學英語找過他，他婉言拒絕，說他自己發音都發不好，哪能教我呢？我這才下決心非摳會英語不可。我從沒听他說過共產黨好，也沒听他說過共產黨壞。我看可以定為‘中’吧！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教導員搖搖頭︰「這個人不簡單哪。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時候他在國民黨的醫科大學念書。他的檔案中寫著，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和其他學生一起集體參加過三青團。三青團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一個專事反共、反人民活動的青年組織。鞏學謙參加三青團的時候已經二十多歲了，是有政治頭腦的人了。解放後，他們學校被我軍收編，他雖然成了解放軍的一員，但思想還是舊的，和我們共產黨格格不入。」
解永正把記錄本推給我，說︰「听說他家不是資本家，是小業主。」
教導員說︰「不錯，檔案里寫著他的家庭是小業主，但他家是個有錢的人家。你想，如果不是財主，解放前能上得起大學嗎？」教導員進一步說，「此人只要跟著共產黨走，我們就團結他，但很難說他的骨子里是不是擁護共產黨。對于他，可以用，但不能重用，當主治醫生可以，但不能當科主任，更不能輕易發展他為共產黨員。」
劉主任問教導員︰「你看定‘中’呢還是定‘下’呢？」
「我看定個‘中下’吧！」
我想了想，覺得‘中下’這個名詞用得恰當，就表示同意。接著劉主任、解永正、高秀蘭都表示同意。對鞏學謙的研究就這樣過去了。下面討論潘志偉。
劉主任說︰「潘志偉雖然出身于富農家庭，但在解放區長大，從小受到共產黨的教育。參軍後工作積極，性情開朗直爽，對黨的認識有啥說啥，現在已經入黨了，最近又提升為主治醫生。我看可以定‘上’。」
劉主任說完，大家一致同意。接下來討論楊彩霞。
解永正發言說︰「我認為楊醫生人不錯，脾氣好，和誰都能說得來，工作踏實，認真細致，領導上叫干啥就干啥，從不挑挑揀揀。群眾中的威信也很好。我看可以定為‘中’。」
解永正說完後我和劉主任、高秀蘭都同意。範教導員卻補充說︰「定為‘中’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對。但有一點我要提醒大家，楊醫生的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名少校團長，雖說已經死了，但她從小在這樣一名反動軍官家庭中長大，其思想難免沾染上反動的東西。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正因為她父親是歷史反革命，所以楊彩霞才表現得那樣老實，不敢亂說亂動。這是她的思想實質。同志們記住這一點就行了。下面討論誰呀？討論甄醫生吧！」
劉主任說︰「甄彩玲是湖南人，家里是小房產主，有幾間房子出租，屬于剝削階級。她是1951年抗美援朝期間參干入伍的，軍醫中學畢業。思想比較進步，積極參加各項文娛活動和政治活動。可能和她的家庭出身有關，小資產階級意識比較濃厚，聰明而有些清高。想入黨又沒有勇氣寫入黨申請書。我認為她和楊彩霞不同，定為‘中上’吧！」
高秀蘭發言了︰「我看可以。現在衛生學校那些造反組織一個勁兒地到醫院來扇風點火。醫院一旦鬧起文化大革命來，我看甄醫生好受不了。」
「為什麼？」解永正問。
「文化大革命一起來，她老頭子李常榮，還有內科主任李兆訓，太行陸軍醫院這兩個頂梁柱子非打成反動的學術權威不可。她老頭子整天低頭彎腰挨批斗，她能好受得了嗎？」听高秀蘭的口氣，好像醫院就要發生文化大革命似的。
討論完甄彩玲，接下來討論兩位年輕醫生，林偉才和張水蓮。對他們倆的分析很簡單，都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對黨對毛主席有著深厚的階級感情。尤其是林偉才，是共青團的副支部書記。很自然，這兩位同志，大家一致同意定為‘上’。
對于護士長鄒正平，大家連討論也沒討論，一致意見定為‘上’。高秀蘭是支部委員，就不用說了。
護士中，多數人定為‘中’。出身好的、思想進步的定為‘上’。只有兩個人有爭議，一個是老護士谷美英，一個是剛從部隊調來的男護士閻久卿。谷美英雖說是位女同志，工作卻有些粗拉，主任和教導員批評過她幾次，她不但沒改，反而對領導有意見。閻久卿呢？自以為家庭出身好，在戰斗部隊當過衛生員，是響當當的革命派。他不但看不起科里的醫生護士們，甚至連主任、教導員也不放在眼里。天下唯有他是馬列主義者。支委會討論的時候，有的認為這兩個人定為‘中’，有的認為定為‘中下’，最後還是有保留地定成了‘中’。
至于說趙春生、邱東來、劉仙娥、魯愛玉，這幾個戰士都是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就沒有更多討論的了。會開到這里就要散會了。
支委會剛要散，林偉才興沖沖地闖了進來︰「教導員，我弄了幾枚毛主席像章，你們看，多好呀！」說完，他把手里的七八枚像章規規矩矩地擺在辦公桌上。
毛主席像章，圓形，直徑三四厘米或四五厘米，多為鋁制的，在鮮紅的底面上突出著毛主席閃閃發光的金色側身頭像。毛主席像章的含義是︰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當時，人們都以擁有最紅最亮最好看的像章而自豪，把它戴在左側胸前，讓毛主席離自己的心髒最近最近。因此，每人常常收藏幾枚、幾十枚，甚至收藏更多的毛主席像章。
林偉才剛把像章擺在桌子上，我們幾位支部委員高興得你搶一枚我搶一枚將像章抓在手里。
教導員問林偉才︰「你從哪兒弄來這麼多毛主席像章？」
「是衛生學校的同志送給我的。」
「他們又來啦？找你干什麼？」劉主任擔心地問。因為她對衛生學校的造反派不斷來醫院串聯，深感不安。
「還不是動員我們起來造你們這些頭頭的反。」林偉才不緊不慢地說。
教導員問︰「你怎麼答復他們的？」
「我告訴他們說︰‘我們醫院是正面教育單位，不搞四大。’他們說︰‘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話？毛主席叫我們搞文化大革命，你為什麼反對？’我說︰‘正因為我听毛主席的話，我們才不搞四大。醫院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也是毛主席決定的。如果毛主席叫我們搞，我們馬上就搞。’」
「好！好！回答得好！」教導員對林偉才的回答大為贊賞。
「你別高興得太早了。」林偉才笑了笑說，「他們說了，非把醫院文化大革命的火點起來不可。醫院里也確實有些人想給頭頭們貼幾張大字報、開開批斗會。他們正串聯一些人要跟院長、政委辯論呢！一旦院長和政委頂不住了，說不定咱們醫院很快就會鬧起來的。」
劉主任勸告林偉才︰「小林呀，你可千萬別跟著他們瞎鬧啊！」
「放心吧主任，我不會跟他們攙和在一起的。」說完，林偉才又掏出一枚更漂亮的毛主席像章對教導員說︰「教導員，听說你要轉業去北京了，送給您這枚毛主席像章作紀念吧！」
「太感謝你了！」教導員感慨地說，「小林哪！我要走了。臨走沒什麼送你的。只送給你一句話︰一定要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掌握毛澤東思想，用馬列主義武裝頭腦，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將革命進行到底。」
林偉才自負地說︰「謝謝您啦！我知道我自己該怎麼做。」
「那好，我就把你這枚毛主席像章作為臨別紀念了。」
林偉才給了教導員一枚毛主席像章，我們幾個人也都吵吵起來。這個說︰「小林，這個給我吧！」那個說︰「這個我要啦！」林偉才說︰「拿去吧！以後我還能弄到更多像章哩！有了好的還送給你們。」
高秀蘭說︰「你小子真他媽神通廣大。像個孫猴子！」
林偉才念了一句毛主席詩詞︰「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我要真有孫猴子那兩下子就好嘍！如果要搞文化大革命嘛，我非組織一個金猴戰斗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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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話
當時黨組織以「唯成分論」評價一個人，一是看對共產黨的態度，反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二是看其家庭出身，認為工人和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最可靠，剝削階級家庭出身，或有歷史問題的人是值得懷疑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同了，誰批判走資派、批判反動的學術權威就是革命派；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反革命派。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策劃下，「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王洪文（後為「四人幫」的一員）、徐景賢等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在全市掀起了「造反奪權」的「一月風暴」。毛澤東對上海「一月奪權」高度評價，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里奪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至此，拉開了全國範圍「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序幕。
下面繼續講述太行陸軍醫院發生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