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410清明紛紛

作者 ︰ 君朝西

宋代的城市化和臨安的郊區化(人口)

4、最後的輝煌︰臨安的郊區化

在繼承了戰國以來促進城市化進程的諸多原因的基礎上,宋代朝廷采取了進一步的開明舉措,在縣治以下允許設市,于是出現了許多小型的商業市鎮,曾經的不定期集市也轉化為了常設的市。同時,由于宋朝的軍權向中央集中,駐軍的「鎮」逐漸轉變為地方上的商業市鎮。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發展。

南宋城市總人口的比重為︰(1)首都臨安︰3.55%(2)市鎮(500戶以上者,約合2500人以上)︰2.76%(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total︰22.05%

12世紀的臨安佔據全國總人口的3.55%,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約為1950萬,假設全國人口為13.6億,則北京市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過為1.43%而已。

南宋是中國城市化歷史的最高峰,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南宋以後,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境內再也沒有出現過200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沒有達到過22%。

南宋以後中國城市的變遷有兩個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擴張,可以說是達到傳統城市的發展極限;第二,城市人口雖然沒有向農村回流,但卻有向農村靠攏的趨勢,也即靠近農村的商業市鎮有很大發展,這一點在江南表現最為顯著。

5、始于12世紀的沒落

麥迪遜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研究指出,中國自12世紀起人均gdp就陷于停滯狀態,直至19世紀的700年里幾乎保持不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業平均生產力的下降,而平均生產力的下降根源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人口膨脹,農民們能夠通過投入大量的人力實現農田的精耕細作,這導致對農業技術改進的需求減弱,從而使農業技術的發展基本停滯。♀農業生產力沒有增加,可是需要養活的人口迅速增加,這樣我們便陷入了馬爾薩斯所描述的人口過剩陷阱里去。

這首先觸發了前述的第一個城市化制約因素,即農業生產力的限制。農村人口過剩及農業生產力下降導致農業余糧率大大降低,而農業余糧率大幅度下降導致城市的糧食供應陷于危機。

根據趙岡先生的測算,歷代每人平均佔有原糧的水平為︰西漢︰574(市斤)唐︰716,宋︰906,清中葉︰830,現代(1949)︰418。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自然反映余糧率,進一步影響到城市化的進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規模。

同時,京師的糧食供應圈不得不擴大,漕運的平均運距延長。最明顯的證據是,南宋以後各朝代京師人口數下降,清朝乾隆時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萬人口。

在20世紀以前,中國境內再也沒有出現過宋朝開封、臨安那樣大的城市。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個因素是城鄉人口不能自由流動,這也在12世紀的中國成為現實。大家常認為中華民族「安土重遷」,實際上這個成語所描述的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非制度。在制度層面上,戰國之後的歷代王朝基本從沒有限制過城鄉居民間的雙向流動,那麼為什麼12世紀之後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動減緩甚至消失了呢?原因還是在于嚴重的人口過剩醫手遮天全文閱讀。

嘉慶時的《松江府志》曾記載︰「田收僅足支民間八月之食請注意,第一,這不是歉收的原因導致的饑荒,普通年份和豐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夠「八月之食」已是最高產量,再增加勞動則邊際產量是0。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意味著該地出現人口過剩。

由于人口過剩導致余糧率不足,城市再也無法容納更多人口,只有農村能夠收容,並通過「以副助農」的手段消化這些作為隱蔽性失業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這導致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基本停止,「民無可移之處」,只好都靜止下來,忍受眼前的貧苦生活。城市規模不再擴大,但與此同時總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為城市化衡量標準的城市人口/總人口的比例在不斷下降。

12世紀之後日益嚴重的人口過剩不只單純地阻礙了農民進城,它還從另一個維度上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體的邏輯是︰農業人口過剩導致農村的糧食難以自給自足,促使農業家庭以副助農,在江南地區人口過剩最嚴重,此風亦最盛。

農村手工業的發展由此發軔,並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農村手工業絕不是自給自足型的經濟,農戶之所以進行手工業生產,是為了有效利用剩余勞動力,並借助這一手段換回足夠餬口的糧食。

據吳承明先生在《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測算,鴉片戰爭前,中國每年生產約6億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態在市場上出售,計3億1500萬匹。

這個數字如果不能讓人震驚的話,那就與英國進行對比吧︰在1829—1831年間,全英國每年的棉貨總產量是2億3800萬磅,其中外銷全世界的產量是1億6000萬磅。而中國的計量單位「匹」折合1.45磅。

如果再對產品進行棉布與棉紗的細分的話可以發現,中國棉布產量是英國的6倍,中國棉布的市場銷售量是英國賣到全世界的棉布量的4.7倍——此時的英國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經基本完成的國家,其市場包含了各個大洲!

在趙岡先生看來,如果以單項商品而論,中國棉布的市場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其1/6的需求即足以維持全英國的棉紡織廠開工生產。然而這麼多的有效需求量和商品價值卻無法誘發大城市中出現一家棉紡織工廠,每年的6億匹棉布幾乎全部是個體小農戶以副業的方式生產的。請問我們如何能以「常理」來解釋商業對城市化的推動力?在中國,這種推動力為何消失得無影無蹤?

事實上,除了蘇州等一兩個城市外,中國龐大的棉布市場與交易量,對于大城市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影響。這龐大的交易量是鄉村對鄉村的交易,完全越過了城市—農村是貨源地,也是最終市場。于是在明清時期的江南出現眾多市鎮,作為布商向農戶收購產品的集聚點,就不足為奇了。

這一現象有些類似于歐洲學者所研究的歐洲早期鄉村工業,他們稱之為工業化原型。

可是歐洲學者所忽視的是,這種鄉村工業可能造成兩種不同的後果︰一種是鄉村工業為正式的工業化開路;另一種則是鄉村工業變成工業化的障礙,抗拒工廠興起與工業化進程。

前者可以歐洲工業化為例證,後者則可以中國明清時期為例證。

而明清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如前所述,就是因為有大量過剩人口寓藏在農村,被農戶當作不變生產要素來使用,不計較勞動代價,從事能夠生產的物品,並進入市場與城市的生產單位相競爭。作為結果,中國明清時期的市鎮發展不像是一個過渡階段,而市鎮人口的比重也愈來愈大,並成為這一階段中國城市化的主要表征。

6、中國城市化率變遷的內在機制

下面我們通過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的梳理來總結一下中國為什麼采取了這樣一個獨特的城市化途徑。

第一,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私有產權及小生產單位為基礎的小單元經濟,表現在農業生產上這就是以小農戶為主的農村結構傲視紅蓮。而小農戶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經常進行交換。小農戶雖然是離不開市場的,但是在市場交易時卻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離問題。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們必須在一天之內從市場上來回,並進行交易,否則交易成本就會過高。

第二,從戰國開始,國鄙之分消失,城鄉交流變得相對自由。這一點與歐洲正好相反——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下,莊園里的農民與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來往的。

第三,明清時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現一定程度的人口過剩。

第四,在不能進口糧食的時代,農民的平均生產力決定了該國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農人口,它的表現形式就是余糧率。

正是由于這四個原因,最終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歷史時期呈現明顯的倒u型︰在中國歷史早期(戰國至宋代),農業生產力不斷向上發展,農民余糧率增加(見前引之數據),此時農業部門能夠提供的余糧總量增加。但是糧食的需求彈性很小,供給量增加,沒有人買也是沒有用的。

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有一部分農村人口移居城市,從事其他職業,推動城市化進程。同時,余糧率提高導致城市的糧食供應圈縮小,但是總供應量卻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開始固定日期舉行,以前的小市鎮開始變大成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長為大城市——城市數目越來越多,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總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後,農業部門余糧率開始下降,這並不表示農業生產力的下降,而極可能是農業生產增加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舉個例子,假設余糧率由20%下降至10%,則一個城市的糧食供應圈便要擴展至原來的兩倍才能獲取和原來相同的糧食供應量。由于糧食供應越來越困難,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從而導致城市化進程的停滯。

這樣,宋代以後的城市人口出現一種離心現象,集中的程度減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擴張,而市鎮的數量大量增加,經濟活動的重心和全體城市人口愈來愈向農村靠攏。

從經濟角度看,宋代成為中國城市化過程的轉捩點,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鎮開始發生明顯的分化︰第一類市鎮是傳統市鎮,它們是糧食及農產品的收購點,供應附近城市,同時也是手工業品的分發點,零星地售給農戶;第二類市鎮在宋代之後出現,被稱為新型市鎮,它們是副業產品的收購點,然後運銷他方,同時又是糧食的零售站,供給當地農戶。新型市鎮之所以出現,根源就在于人口過剩。

7、新的歷程

自1840年代五口通商開始,中國的城市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並且直到如今仍在進行中。在這一階段的早期,中國與西方各國密切接觸,各大商埠相繼開闢,城市內的現代工業逐漸興起。另一方面,大量糧食可以從商埠進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賴本國農業部門的糧食供應,余糧率所形成的制約減弱。

于是南宋之後長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開始回升,到19世紀末已由中葉的6.9%回升至7.7%。此後又進一步加速,在不到一個甲子的時間里城市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

在1980年之後,隨著政策的推動,尤其是解除了人口流動的嚴苛限制,中國的城市化開始了更大規模地發展,到2009年,不到30年的時間里城市人口再次翻了一番,從22%增加到46.6%。

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佐證前面的理論︰城鄉人口流動的自由度是制約城市化發展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通古是為了知今,這是筆者寫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這是接著上篇資料章的內容,摘自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

作者有話要說︰這是資料章,請在正文更新後,再回看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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