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路擁有一百多個州縣,但除了交州是全境統治外，另外五十八個州屬于大宋朝廷直接轄治的區域都只有州治所在的一縣之地，所需的官吏自是大幅減少,但再小的衙門也需人手,雖然配置州縣的品級官員不多,但沒品級的胥吏卻不算少。有品級的官員自然是大宋朝廷選官派遣，而大量的胥吏就不可能是朝廷派遣了,還是得用當地人。
這些胥吏同樣要學「三百千」。
按照安南路的規定,擔任公職的最低要求是會說大宋官話，以及會寫自己的姓氏和簡單的字詞，比如「華夏、中國、宋、安南」這幾個字詞是必須會認會寫的——如驛站的驛卒、衙門的捕吏。教說官話的課本就是「三百千」，當「三百千」能跟著背熟了，官話自然說得圓轉了。而高一級的胥吏，比如衙門的書吏、稅吏等，就不僅要說官話，還要會識字，會默寫「三百千」。
而且，所有的胥吏都要集中起來，由州縣的主官講授大宋國史館編撰的《華夏史》，學完了或抽問考查或書面考核，合格的才能繼續留在位置上，否則解職歸家。
這些胥吏屬于官吏階層中的底層人物，家中多半要靠這份公職糊口，為保住飯碗，便必須接受教化。但接受教化，不等于歸心。甚至有可能因自身利益，或背後有人教唆，暗地里使絆子。
一般說來，地方上的政務，都是由這些胥吏把持，他們父子相傳，形成了世代胥吏戶，十分熟悉當地的人情世故和欺上瞞下的竅門，讓上面的主官畏懼處理政事，他們有的是手段。當然大多數的越族上官自恃清貴身份不屑于親自處理政務，在職任上主要是游山玩水，宴飲歌舞，奢侈享樂，拿著下屬的供奉，政務只管簽押。胥吏們就靠著賄賂上官和把持政務的手段，或隱匿戶冊，或擅自加稅，或收附加雜錢，壓榨百姓取利……種種手段，不一而足娛樂籃壇。現在換了朝廷，換了嚴厲勤政講仁以愛民的主官，以前那些勾當眼見得收斂，損失過往利益，讓胥吏們如何甘心？這些猾吏口中喊著「大宋萬歲」，心里卻在想著怎麼施展手段，架空上官，或拉上官下水。
這些越國胥吏的手段，宋朝的胥吏也是慣會玩的，而且手段更精到。新生的大宋朝廷已經在十年的吏治整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何應對猾吏更是有一部厚厚的實務政典。每任進士在選官赴任州縣前都要學習這些實務，包括州縣的田冊戶冊、稅簿賬目怎麼看，錢谷怎麼計算，倉稟實務，捕盜實務，奸吏慣用的欺上瞞下的手法等等，不要求選官們精通，但務求每項都有了解，不至被治下之吏欺瞞、架空。
派到安南路的州縣官員們也當然接受過這樣的實務學習，人人攜著《州縣實務政典》上任，到安南路之後，又在安南行營接受短期學習，對上任之地的人情、風俗、歷史有了解後才上任，對付治下那些積年的胥吏雖不說手到擒來，至少也讓他們心生凜懼，謹慎行事。從中挑出幾個吸食百姓髓肉太狠的胥吏，公開審訊論罪，既得了底層百姓的民心，又殺雞給猴看，懾服其他胥吏收斂手腳，老老實實做事。而且循著那幾個論罪胥吏作惡的線頭，扯出當地的一大望族，審其罪，判其刑，罰其家財補償苦主——這些被迫出面的苦主有底層的小民小戶，也有中戶人家，還有上戶、望族。
這是遵循衛希顏的「安南州縣治略」，對越族上層要打擊、分化，對中層和底層要拉攏歸心，一旦中下層平服了，則安南可定。
畢竟上層階級的影響雖大，但人數卻少。
越國貴族是這個國家的上層，他們佔據了社會最多的財富和資源，因為曾經擁有的權勢和地位，不會像中下層那般容易收心。這些貴族的權勢隨著國家陷落而跌落，但在民間的勢力仍然很大，甚至地方上一個望族的影響超過了當地官府的威望。衛希顏要打擊的就是這些望族——貴族中的大貴族。
越國的國情與大宋不太一樣，大宋的上層階級是士大夫，天下讀書人不論貧富都是「士」，是第一階層，讀書人一旦為官就是「士大夫」；而越國**為國後僅僅經歷了吳、丁、黎、李四朝，每個朝代都歷時不長，還沒形成「士」的階層，而是由貴族階級把持朝堂和地方政要。即使仿效宋朝開科取士，也是從貴族階層中選拔，平民能讀得起書的很少，能通過科舉入仕的就更少了。奴隸更不必說，連讀書識字都是要入罪的。這就使文化被貴族階級所壟斷。而且，貴族們佔了越國七成以上的土地，田賦流失嚴重，兼並矛盾隱患深重。無論從哪方面看，衛希顏都必須對貴族動刀。
當然不是揮刀殺光，而是打擊、分化。
越國貴族階級也是分層次的，有大貴族、中等貴族，也有小貴族、落魄貴族。
衛希顏要打擊的，是大貴族。
一個大貴族就是一個望族。一個望族的家底很少有干淨的，如資本家的原始積累，少不了踩著他人的尸骨和血淚，要想從中挖出些陳年積怨不是難事。雖說證據可能早已湮滅，但人證卻是可以找的，即使找不到也能人為制造。畢竟望族的仇家不少，而在貴族群體中，也有很多想踩著望族上位的，只是有機會。
陳如瑛記得很清楚，她的老師在以行營總管代管安南的那半年中，最愛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刺兒頭」，將暗地里作死的大貴族刺兒頭收拾了，再扶植一批中小貴族上位，和大貴族分庭抗禮，前越國的貴族勢力就這麼分化了。
隨著七八家望族「刺兒頭」的倒台，大貴族勢力的削弱，最重要的一項策令——全面釋奴令終于頒發了。♀這是在最初的《釋放漢奴令》之後，針對所有的奴隸，頒發的釋放令。自此，在安南路直轄的州縣，蓄養奴隸被徹底廢除。而溪峒羈縻州可選擇是否執行。只有一兩個富有遠見的溪峒主遵循了官府的策令，釋放奴隸為自由農戶或簽訂契約的雇工，而絕大多數的溪峒都舍不得釋放這些不需要工錢的「人力牲口」——這種愚蠢短見和貪婪會在日後給他們帶來苦果。
「人可以被統御，但不可以被奴役那只靈夢最新章節。沒有人應該生來被奴役衛希顏沒有宣揚人權、自由、平等的想法，但基本的生存權利要有。在交趾，蓄養奴隸是合法的，奴隸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歸貴族所有，貴族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這與秉承人文精神的儒家思想卻是對立的，所以隨著儒家文治在宋朝達到鼎盛，蓄奴便自然被廢除，以律法禁止。而衛希顏對交趾開戰的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廢奴。儒家追求禮儀教化，天下大同，儒生們也將之奉為大道來行，這就使衛希顏力促發動的這場戰爭在國內輿論中完全佔據了正義的高點，不僅僅是懲戒邊夷，收復中國舊土，更是推廣教化，弘揚大道。
而廢奴對越國貴族們來說觸及了他們的根本利益，肯定會掀起反抗巨浪。是以衛希顏一開始只是釋放了佔奴隸人數少的漢奴，然後以推行文教為前鋒，在此過程中利用各種手段剔除了那些最有可能反抗廢奴的影響力大的貴族。當分化、削弱貴族勢力，又扶植掌控了一批貴族後，才在安南全面推行廢奴。這一來，反抗阻力就小得多。即使暗中使絆子、陽奉陰違的不少，但敢于明面反抗的卻沒了，廢奴便成大勢無法阻擋。
當「廢奴」這個硬骨頭啃下後，安南路的文治推進也就沒有太大阻力了。即使偶爾有看不清形勢的跳出來，或是被人當棋子的推出來蹦，但都很快被經略司的各種手段平定。衛希顏將安南路的文治教化比喻為「歷史前進的車輪，敢于阻擋的就要做好被碾壓的準備」，她希望接替行營治理安南路的經略司文官們，都要有一手文教、一手刀槍的理念，「大道不是平坦的，那些擋路石，要麼向前碾碎，要麼堅決搬掉，沒有繞路的可能經略司的文官們未必都認同她的鐵血理論，但設計陰謀達到目的，文官們有的是手段。而在推廣儒學上，他們有著比衛希顏更堅定的信念。
交趾國中是有儒學的，在隸屬東漢和唐朝的時期，儒學傳播最盛。而在五代交趾**為國後，前後歷吳、丁、黎三朝，均是戎馬倥傯，國祚短暫，王族和貴族為了鞏固統治，便推行崇佛抑儒的政策，又因重軍功而重武輕文，儒學便受到抑制。直接到李朝立朝五六十年後，國家漸漸安定，需要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和治國安邦之策，于是在崇尚佛教的同時，開始重視儒學，大修文廟，尊孔子，並開科取士，同時考釋、道、儒三家的經書，使儒學的地位得到提高。大宋攻破交趾時，李朝已推廣儒學六十多年，國中貴族多半都是學過儒經的。
這對安南路推廣儒學來說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有基礎，推廣更容易；其弊則在于歸心更難。凡是地域狹小的國家，民族特性多半都深藏著自卑，而因為自卑，所以敏感，表現于外的就是極度的自尊，自負，甚至到自大。譬如高麗，深受華夏文明影響，用的是漢字，學的是儒家，醫學、官制等等都是由中國傳入，明面上對中國稱臣，骨子里卻不以臣居，自認為將儒家文化學精了，將華夏文明高麗化了，就是「正統」了，心里未嘗不以「中國」自居。交趾也是如此。宋時的交趾國在衛希顏記憶中只是越南的一半，卻在向南、向西征伐擴張時，以「中國」自居了——所以外邦要向交趾稱臣。大宋的宰執們對南北這兩個彈丸之國的自大很是不屑，鴻臚寺負責高麗事務的官員們認為應該狠狠打高麗人的臉，讓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正統」，安南路的官員們則喜歡用衛希顏說的「碾壓」二字，用文明碾壓他們，讓學過幾部儒學經書、以廣修文廟為榮的前越國貴族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儒學，什麼是真正的崇儒。
隨著安南路的官學教育推進，前越國的貴族們，也不得不低下他們自認為高貴的頭顱，重新接受大宋的儒學教育。尤其是他們推崇的所謂大儒在交州官學的講經堂辯論上羞慚而退後，就再不敢有人說「精通儒學」了。各個貴族不得不將子弟送往官學接受儒學教育，因為不入學則無仕途，如果家族三代無人出仕，縱有家財百萬貫，也是徒有富而無貴了。
除了官學大興儒學外，所有家館、私塾都被要求講授大宋的官本儒經，至于前越國的儒經刻本則被廢止講習。
與此同時，歷史教育也在官學、私學中推行。
新的歷史課本是國史館于建炎年間編撰的《華夏史》，安南路使用的是最新的第四版，其中就有交趾的篇章，從最古早的炎帝神農氏後裔鴻龐氏為王，到秦統六國為華夏王朝屬地，歷兩漢、東吳、隋、唐，皆為歸屬，直至五代時期的南漢王朝，交趾兵變月兌離中國，方有「大瞿越國」——從歷史歸源，交趾屬于華夏。所以，越人不是亡國，而是回歸。
以史為教，可增強對華夏的歸屬感，大宋宰執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讀史不僅是鑒為政得失，還可教化歸心為用極品修真邪少。
安南的官學教育在一開始就打破了對平民的藩籬，上官學不再是貴族子弟的權利，招收平民的名額大幅提高，與貴族子弟的名額同等。學雜費則大幅降低，而貴族學子的花費則體現在更好的食宿條件上。同時提供勤工儉學及助學貸款，扶助家境貧困的學子。
因安南路頭三年賦稅朝廷不取，經略司有足夠的錢財花費在教育上。三年之後，安南路的情況已有了良好的勢頭，大片的荒野重新變成有產出的耕地。廣西、廣東沿海的諸多民，在當地官府和安南經略司的引導下，遷到了安南路沿海的地帶，擁有安南官府給予的荒地，並貸給農具、耕牛和種子，開始了陸上的耕作生活。安南的溪峒羈縻州也驅趕著交趾奴隸，開墾、種植。由于官府大力推廣新式農具，並推廣中原的耕作法，糧食產出比越國時要高出好幾倍。除了糧食外，還種植甘蔗、棉花，收獲後進入煉糖、釀酒和棉紡作坊，分銷安南本地和南掌、佔婆、真臘等國，商貿已呈現繁榮景象。這些都為安南路帶來越來越高的農賦和商稅收入，足以支撐安南路在文教上的持續投入，並且有能力在官學中實施朝廷在諸路選擇性推行的《大宋國民義務教育律》。
按照《義務教育律》的規定，帝國內所有國民，不分民族，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諸戶年滿五周歲的男童必須送入蒙學，家中只有女童沒有男童的，必須至少送一位女童入蒙學，接受三年蒙學教育，學雜費皆免。又規定，有條件的州縣可以在三年蒙學義務教育之上，再增加八歲至十二歲的四年小學義務教育。
以安南路的財力，完全有能力推行蒙學到小學的義務教育，包括溪峒的子弟。但溪峒的奴隸卻是享受不到的，當然這不是官府的規定。作為溪峒的附屬財產，奴隸們可以信佛教或道教，但不允許讀書識字。
朝廷在普查諸路的識字率時，安南路的溪峒羈縻州是不計入人口基數的，而在州縣官學上學的溪峒子弟卻計入識字人口中，便等于分母減小，而分子增大，計算出來的識字率自然就比較高了。當然，最主要還是因為安南路的文教普及。
而在陳如瑛因公職調離安南路的第十個年頭，也即大憲二十年，溪峒的奴隸矛盾終于尖銳爆發，從一個溪峒的奴隸暴.動迅速蔓延到所有羈縻州動亂，除了有遠見、提早釋奴的那兩個溪峒外，所有溪峒都在短短一月陷入了內亂中，上萬峒人被殺死，甚至死了幾個溪峒主，奴隸們也死傷數萬。
安南經略司以不干涉羈縻州自治為由，駐地的國防軍和武安軍只是聚結警戒，而沒有出兵，只派出人員到溪峒，建議雙方首領坐下來協商解決。但殺紅了眼的峒人不肯甘休，而越族奴隸們沒得到自由也不肯罷手，官府則持著不好插手的態度，于是動亂持續。打打殺殺了一年，一些羈縻州的j□j被鎮壓下去了，但溪峒也元氣大傷；也有幾個羈縻州被奴隸佔據，溪峒主率領部屬逃了出來，請求經略司出兵平叛。
早有準備的安南經略司趁此出兵，全面收回羈縻州，廢除自治，推行釋奴令，給予奴隸土地，得到了奴隸們的擁護。雖然溪峒不甘心，但在元氣大傷下，已經無力反抗經略司，只能妥協。各峒的峒首們都被封了一個司馬的官餃，原是唐朝時一州刺史的佐官，實際無職掌，如今被朝廷拿來授予峒首，其實就是一個拿俸祿的閑職，給予僅次于一州長官的高級別，但不管事——識趣的就干拿著俸祿享福吧。
朝廷在安南布謀二十年，終于收回所有羈縻州，實現了整個路境的直接轄治，文教律治必將隨之推行整個安南，實現完全的文治。
這是安南的興盛。
對于欣欣向榮的大宋帝國而言，安南只是盛世的一景。
作者有話要說︰想起韓國人的諸般申遺行為，譬如中醫改成韓醫，泡菜成了韓國泡菜，端午節成韓國的了，易經八卦也成韓國的了……咳，人將漢城、漢江的名改了咱理解，這些硬貼標簽的行為，只能說「拿來主義」奉行得扯掉面皮了，直接將自己定義為祖宗了，強大的邏輯，佩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