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和美色是官場上的潤滑劑（3）
第二天上午八點半，李耀正在省長樓三樓的辦公室里批閱文件，範志鵬走過來匯報說︰「老板，江左錳都開發集團公司的劉老板想見見你？」
李耀頭也沒抬，繼續看著文件說︰「是那個劉雙城吧？」
範志鵬說︰「是。請使用訪問本站。」
李耀想了一下，知道這個時候來見自己的人，絕大部分都是借機來送禮的。春節前的這十幾天，李耀家里每天晚上都是人來人往，門庭若市，到家里來送禮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和商人，多得他都記不清。因為來的人實在是太多了，這個剛坐了一會兒，那個又進門了，于是前面的人趕緊站起來告辭，給後面的人讓地方。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說話不方便，干脆追到辦公室里。所以，前幾天一上班，那些廳長、局長，還有各個市的市委書記、市長、副書記、副市長們，坐在接待室里等著他會見的一大排。
前幾年，李耀剛調來西江省工作，當分管宣傳的省委副書記，逢年過節，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實在是不多，因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員並沒有多少。
等他當了江城市的市委書記，到了春節，就完全不一樣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這里生活著兩百多萬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無疑問也是經濟中心。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幾千個科級以上干部，許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職務能夠盡快升上去。混到正科級的，就千方百計想著升副處級；混到副處級的，更盼望著升正處級；當了正處級的，還想著升副廳級。在清水衙門當官的，就想調換到更有權力更得實惠的崗位上撈一把。反正在官場上混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誰當市委書記，誰就是老大，這個社會，都是老大說了算。他們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時候就是李耀一句話的事。所以逢年過節，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時間門庭若市，又讓他找回了原來的感覺。
像李耀這種從基層一步一步升上來的官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會鑽營。他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剛進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那個時候，干部隊伍青黃不接，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剛剛恢復工作，但是，他們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體不好了，知識也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所以鄧小平提出，要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老干部要給年輕人讓路，主動讓賢。各級領導班子要盡快充實一批年紀輕，有知識，有技術，在「文革」期間沒有參與打砸搶活動，是逍遙派的人。
從此，在中國的政壇上出現了這樣一大批領導干部，他們大多數出身草根，沒有任何社會關系，他們唯一自豪的，就是擁有一張那個年代一般人沒有的大學文憑，僅僅幾年以前，他們擁有的這張文憑曾經為他們貼上了知識分子的標簽，走到哪里，他們鼻梁上架著的那副眼鏡，還會遭來一些工農干部的白眼和群眾的冷嘲熱諷。他們是整個社會不待見的人，是群眾幫助和改造的對象。
但是，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他們一夜之間成了這個社會最炙手可熱的一批人，上級組織部門僅僅靠一紙檔案，就斷定他們是符合條件的年輕干部，雖然此前他們都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或者是技術員，大部分都在生產的第一線，當組織上派人把他們從田地里、車間里喊回來的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紙文件，他們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員，有許多從來沒有任何領導經驗的人，很快就做了副縣長，縣長，局長，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迅速地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運氣極好的，有幸被國家領導人看中的，就一下子進了中央，成了第三梯隊，四十歲剛出頭，就成了省部級干部，為將來接班，進入中國最高權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那個年代，真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年代。官場上的風氣也很好，大家都是簡簡單單的，請客送禮的情況很少，誰和誰感情好了，逢年過節到家里坐一坐，吃頓飯，感情就表達了，送禮更是簡單得很，送幾只老母雞也行，送一只羊也可以，搬一箱飲料也行。李耀這個農村孩子，就是那個時候開始走上政壇的。
李耀記得，自己在老家的鄉里當上鄉黨委委員的時候，沒有向當時的鄉黨委書記牛德厚送過任何厚禮，那個時候的干部都非常正直，誰能不能提拔，關鍵是看能力，看群眾基礎。當時李耀在鄉里當團委書記，各方面工作開展得非常好，連續兩年都得了縣里的先進。所以，當上級來考核的時候，牛德厚說︰「李耀這個孩子不錯，有能力，工作也認真，他如果不被提拔，我們鄉其他的人就更沒有資格了。」這樣，李耀就被提拔成了鄉黨委委員。後來，李耀看有文憑的干部開始吃香了，于是就決定考大學，因為他基礎好，第一年參加高考就考取了省里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大學畢業，當時的分配政策是哪里來還回到哪里去，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區。人事部門一看他的檔案，就把他分到了地區行署辦公室，做了秘書科的秘書。誰也不用找，根本用不著請客送禮，大學生到了哪里，都是根據你的專業，安排到最合適的崗位上。幾年之後，他就被提拔做了行署辦公室的副主任，後來老專員說了句話，就把他下派，到了下面的縣里，做了副縣長。從此李耀就進入了官場升遷的快車道。三兩年一個台階，縣長，縣委書記，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一步一步上去了。
越往後走，李耀發現，社會風氣變得越來越壞，能不能升遷，看的不是你的政績，你個人的能力，而是你的關系，你有沒有強硬的後台。像李耀這樣草根出身的人，官場上根本沒有強硬的後台，李耀當時總結了一下，他發現，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在官場上你能走多遠，完全取決于這些客觀因素。第一，你是紅二代，爹媽是開國元勛，這樣你進入了官場，四平八穩地做，隨隨便便就能混到副省級以上。表現優秀的，還可以進入國家領導人行列。第二，你是大領導的秘書出身。在官場上有大人物為你說話，也是順風順水，四十歲左右就能混到省部級，像王一鳴那樣的就屬于這種類型。第三，你投靠權門，當上門女婿。不管大官的女兒長得多丑，你都要踴躍去巴結，當上乘龍快婿，她們家的政治資源你就可以完全用上了。雖然你是草根出身，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跳板，你的發展就進入了快車道。對于女人，大家都說，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對于在官場混的男人，還有一句話，就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這三條升官的捷徑你佔有一條，就可以飛黃騰達了。
但是對于李耀這樣的人，這三條他都佔不住，他祖祖輩輩是農民，自己當的又是小秘書，老婆是農村姑娘，自己當大隊干部的時候就結了婚，生了孩子，就是離了婚，在那個小地方，也當不上大官的上門女婿。
那麼，等待他的只有一條路了——金錢開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官場上已經興起了請客送禮的風潮，禮數越來越大，買官賣官開始蔚然成風。李耀的老家省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私營經濟非常發達，大家都有錢了，所以官場上的價碼水漲船高，在縣里，想當個正科級干部，關鍵的崗位大家心里都有數的，像縣財政局局長，你不送個十幾萬，是沒有可能的。縣城城關鎮的黨委書記，因為容易提拔，你不送個二十萬，根本不可能。所以，那個時候當上縣長、縣委書記的，干上個三年兩年的，就發了。
李耀在老家的一個縣當了三年的縣長，一年縣委書記，每年的收入都能夠達到上百萬，那個時候，這是一筆大錢了，北京、上海的商品房當時才賣三千多一平方。李耀拿這些錢一路送上去。當縣委書記的時候，就給市委書記送錢；當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的時候，就給省委書記、省長送錢。當時的風氣就是這樣的，他能怎麼辦？不跑不送，只能是原地不動。他想升官，想干事，沒有平台怎麼行？所以在中國的官場上，有些真正有能力、有理想的官員，在當前的體制下，尤其是他們羽翼未豐，還當著小官的時候，他們迫不得已，做了許多不合法的事情，實在是情有可原。在當前的干部選拔體制下，他們如果不那樣干，他們就出不來，就會被淘汰，那樣他們的才華就被埋沒了。他們不是沒有操守，而是現實逼迫他們要同流合污，放棄自己的操守才能出人頭地，飛黃騰達。
而那些像陶淵明、李白那樣有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氣節，對歪風邪氣絲毫不妥協，相反還冷嘲熱諷的官員，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他們首先會被淘汰，被放逐出官場，他們成了官場上的失敗者，越是有才華，越是有高潔的品質，他們的官運就越差，整個中國的官場上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逆淘汰的機制，這是時代的悲劇，是權力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劉雙城進來的時候，李耀還在看文件，本來，他對劉雙城這樣的大老板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這些人都是靠出賣國家的資源，靠私挖亂采才發了大財的。這些資源本來是應該屬于全民的，但是國家的產業政策有失誤，上世紀八十年代，竟然為了短期效益，追求經濟增長，允許私人擁有探礦權、采礦權，這個口子一開，全國一下子成了一個瘋狂的大工地，到底有多少人參與了開礦，多得根本沒辦法統計，允許私人開礦，是在短期內創造了財富增長，但是，由此造成的問題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哄而上，濫挖濫采，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礦難頻發，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國一些主要的礦產資源已經基本上接近于枯竭了。所帶來的環境退化，環境污染，更是令全世界感到震驚。現在的中國，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絕大部分都在我們這里。江河湖海幾乎都逃月兌不了被污染的命運，五大水系都出現了水質退化。黃河開始斷流，湖泊動不動就出現水藻事件，毒大米、毒食品更是層出不窮，整個國家面臨環境衰退，礦產資源枯竭的威脅。而那些發了大財的大老板卻一個一個鞋底抹油，全家移民去了海外，他們通過地下錢莊，把自己的資產悄悄地轉移到了國外，在國外養女人，買別墅，買豪車、游艇、飛機，一擲千金，讓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國的富翁都瞠目結舌。
鄧小平曾經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而現實是殘酷的，這批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不僅不打算先富帶後富，而且早早地就做好了準備，移民海外，轉移走他們搜刮的財富，到國外過逍遙的日子去了，他們的子子孫孫，從此以後也成了外國人，留下的只是一個百瘡千孔的國家和積貧積弱的人民。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李耀雖然不廉潔，但是他知道，自己有時候是迫不得已，不這樣就升不上去，就會被官場淘汰掉，也就失去了為人民服務的機會，更浪費了自己的大好年華。他從心底里對劉雙城這樣的大老板是看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