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改革社會之程序，我主張從鄉村辦起走，以每一鄉村為一單位，各辦各的，因為改革之初，情形復雜，應該各就本地情形，斟酌辦理，才能適合，如有窒礙處，隨時改良。本書最新免費章節請訪問。特麼對于我只有一句話，更新速度領先其他站n倍，廣告少等到各鄉村辦好了，才把全縣聯合起來，各縣辦好了，才把全省聯合起來，各省辦好了，才把全國聯合起來，將來世界各國辦好了，把全球聯合起來，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會，應該注意者有兩點︰（1）所定法令規程，要多留各地方伸縮之余地，越苛細，就窒礙越多，越是不能實行；（2）當從勸導入手，使各地人民喜喜歡歡地去辦理，不能用嚴刑峻罰，強迫人民辦理。其實施方法，當如下述︰
政府把土地收歸公有後，即統計此一鄉村共有土地若干，命全鄉村之人組織一個團體，公共管理，由這個團體把土地分佃與農民，全鄉村每年共收租息若干，政府責成這個團體繳交銀行，如租息是谷物等項，由這個團體公共變賣，以銀繳入銀行，政府立于監督地位，也就不繁難了。
全國土地，由國家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國家所得，由各鄉村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各鄉村所得，各鄉村改善土地後，增加之收入，由本鄉村人民平均分受。凡購置機器、改良肥料等，所需之款，向銀行息借，其息可緩至獲利後償付。若建築馬路、疏鑿溝渠等項，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所用之款，政府與該鄉村各擔負一半。例如，某鄉村因建路鑿渠，向銀行借款兩千元，工畢之日，政府派員勘驗認可後，政府擔負一半，銀行只列該鄉村借銀一千元就是了，政府名為負擔一半，實則仍無所損。因為銀行貸出之息與存入之息，為二與之一比。假定存入是月息六厘，貸出是一分二厘，人民向銀行存款兩千元，銀行應付月息十二元，某鄉村因築路鑿渠，借去兩千元，銀行只列該鄉村去銀一千元，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恰與人民存款二千元之息相抵，不過政府多負擔一千元無息之債務罷了，只要政府不付利息，此項債務，就多擔負點也無妨。
孫中山所說農業上增加生產的方法，共計七種︰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制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滅問題。應由政府派人到鄉村去，把改良辦法詳加講演，或用文字說明，務使農民心中了然，其采用與否，听人民自由，不必用強力干涉。語雲︰「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他們知道大利所在，自然會踴躍從事。孫中山曾說︰「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附和，但是對他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跟上來。」我們叫各鄉村組織團體，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請他去發財，人民哪有不歡迎之理?即有懷疑之人，充其量不過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斷不會出來阻撓，因為公家叫他們組織個團體，擔負繳納全鄉村租息，這個團體，盡可照公家原定租額轉佃出去，團體中人，不過費點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並不至于賠累，他們何至出頭反對?只要這層辦到，鄉村中的事權，漸歸統一，將來一切事都好辦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關于增加生產的事項，他們不願意改良，只好听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轉多事，反會生出反響。我們總是盡力提倡，盡力勸導，听其自由采用，只要某鄉村獲了大利，他們自然會爭先恐後地仿辦起來。這類事，如果督促嚴厲了，反轉會弊病叢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車之鑒。宋朝那個時候的人民，于青黃不接之時，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貸，王安石創青苗法，由公家以較輕之利，借與農民，于秋收後付還，使利歸公家，而農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兩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厲風行地督促官吏實行，據散放青苗錢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績，于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間估派，其有不需款之農民，與夫家資饒裕之富民，都強迫他領取青苗錢，鬧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惡之果，都是由于「強迫」二字生出來的。蘇東坡說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見癥結之論，我輩改革社會，當引為大戒。
天下事有當強迫者，有不當強迫者，例如，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的時候，則當強制執行，任何人不能獨異。至于鄉村中改良事項，則當如上說的辦法，听其自由。像這樣辦法，就與孫中山所主張「政府強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雙方平衡」的原則相符合了。語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養人民，原是與種植樹木一樣，我們雖甚望樹木長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它自家生長，我們是不能替樹木幫忙的，這個道理，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說得很明白。現在新政繁興，民間大困，當局諸公，每每以福國利民之心，做出禍國害民之事，就是違反了柳宗元的說法。斯密士全部學論，純取放任自由，他說︰「人民好利之心，根于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礙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會盡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開發出來了。」他這個學說，在歐洲是生了大效的，我們開發鄉村利益的時候，本他這個學說做去，自然會生大效。
前面的辦法，實行之後，一人之身，可得兩重利益︰（1）鄉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產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這個原因，全鄉村之事和全國之事，人民就不能不過問了。現在的人，大都是「事不關己不勞心」。革命的人，拼命去爭民權，爭得之後，交給人民，叫他來行使。我恐怕鄉間的老百姓，還會嫌我們多事，妨害他吃飯睡覺的時間，只好順著他們喜歡發財的天性，把「民權」二字附著在「發財」二字上面，交與人民，人民接受發財這個東西，順便就把民權那個東西攜帶去了。他們知道官吏是替他們經理銀錢的管事，不得不慎選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換。如此則選舉權、罷免權，他們自然曉得行使了。他們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損失，他們將來就要少分點紅利，如此則創制權、否決權也就曉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發給生活費，人民與政府才生得起關系，才能行使民權，人人有切己關系，才不會為少數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實現。
改革社會，千頭萬緒，猶如鐘表一般，中間的機械，只要有了點小小毛病，全部動作，都會停止。我國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實施的詳細辦法，豈是政府中幾個人能夠坐而揣測的？只好劃歸各地人民自去斟酌辦理，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針與各種進行計劃宣布出來，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麼樣，進行的途徑是怎麼樣，他們自然會朝著那個途徑做去，各鄉各縣，漸漸趨于一致，就可以漸漸聯合起來了。現在世界的大勢，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趨去，故一切事權，當散而給諸人民，才不至與潮流違反。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一個東西，不可分而為二，一面又須顧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順著大同的軌道做去，三民主義，就成為整個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