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假期之後只過了月余便是春節。舊歷臘月二十五這天，沈青接到了母親打來的電話，說是外祖母生病住院了，叫她過幾天回去代為探視一下。于是，返鄉過年終究還是成了一項迫不得已的日程。
沈青訂的是臘月二十八號回上海的機票，回去那天她並未告知任何人，徑自打車去了醫院。
那天在病房里照料外祖母的是多年未見的姨母和姨丈，他們一見沈青進門就驚訝而熱情地起身跟她打招呼。外祖母反倒是淡然自若，只不動聲色地說了句︰「來了。」沈青應了聲，將手中的行李箱放在牆角，走到病床邊上坐了下來。
不一會兒，午餐時間到了，護士將病號餐送進了病房。姨母幫外祖母在病床上安置好了簡易餐桌，剛要將飯菜端上去，外祖母就皺起了眉頭。沈青連忙起身拿了幾頁餐巾紙墊在了盤子下面。
外祖母出生于香港，從小學到中學念的一直都是天主教會女校，接受過最正統嚴謹的禮儀教育，一生都如同遵循天主的教誨一般恪守著那些繁瑣的禮儀教條。成年後，她依照父母的安排嫁給了一個富商並隨他遷居大陸。富商去世後，她用他留下的遺產和自己從前受教育的方式撫育了他們的四個子女。孩子們雖不能像她那樣嚴守每一條準則，但大都比較听話。唯獨她的小女兒——沈青的母親，成了她那像白紙般無暇的人生中的唯一污點。
沈青的母親當年是受自由主義新思潮的影響的第一代青年，滿腦子離經背道的思想，因為叛逆而違背外祖母的意願與家中開五金店的父親結了婚，自此以後便很少再與外祖母聯絡，即便是過年過節的時候也少有走動。就這麼過了十年之後，母親還是跟下海經商的父親離了婚。父親帶走了弟弟，沈青則跟著母親一起生活。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們都過的十分拮據。外祖母心生憐憫，有心周濟，又因抹不開面子不好開口。而母親心中想的卻是自己當年一意孤行而今落到此般境地無顏再見娘家人，便只將沈青托付給了外祖母，從此與娘家徹底斷絕了來往。
沈青永遠記得當年母親將她和那個同鄉送上火車時的情形。母親把一個裝著面包和礦泉水的書包塞到她懷里就下了車，臨走前只對她說了一句︰「媽養不活你了，你去找外婆吧。」沈青想上去拉住她，卻被那個同鄉一把抱住，她只好趴在同鄉的肩膀上大聲哭喊，母親卻再也沒有回頭。她就那麼哭了一路，最後連嗓子都哭啞了。
就這樣，沈青同這個孀居的老人一起度過了她的少女時代。「把杯子放在杯墊上，喝湯的時候嘴巴里不要發出聲音。」這是外祖母對她說的第一句話。這個不苟言笑的老婦人像從前教育她的子女一樣地教給了沈青衣食住行的禮儀以及一個真正的淑女應該遵守的每一條準則。然她卻從來沒有教給沈青任何關于生活或者人際交往的事情。♀于是，這個缺乏常識又內向拘謹的女孩最終在恐慌中迎來了自己的初潮，又在痛苦中糊里糊涂地失去了自己的童貞。更加不幸的是，這痛苦並不能像普通的傷口那樣慢慢結痂、痊愈、變淡，它像油污一般永久地漂浮于生活的表面，歷久彌新，甚至于幾年之後變得愈發的清晰，而這痛苦的本質也卻越發的因為羞恥而變得難以言說了。
沈青陪外祖母在病院里度過了兩個夜晚。大年三十的上午，二舅和舅母來將外祖母接回了家。下午，大舅和姨母也帶著家人來了。年夜飯的餐桌混亂而擁擠，新春最終在一種喧嘩無序的氣氛中到來了。
大年初一下午，沈青坐長途車去見了父親。她去的時候父親一家正要準備出門參加晚上的家庭聚會，于是她還沒來得及跟他們寒暄幾句，就被他們帶去了聚會的那家酒店。
那次宴會來的大都是父親那邊的親戚，也有幾個是繼母家的兄弟、佷女。他們無一例外地用一種十分生疏的方式詢問了一下沈青的學業和生活，此後就沒有再跟她有過任何的交流。而她的弟弟，則自始至終都在逗著身旁那個年幼的妹妹，連看都沒看她一眼。她只好像個木頭人一樣一語不發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那些滿臉通紅的中年人在自己面前唾沫橫飛地高談闊論。父親家的晚餐總是漫長的令人難以忍受。更加難以忍受的是，她沒有選擇提前離開的權利。
她記得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聚會是在十七歲。那時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就向外祖母提議由自己來撫養女兒。外祖母沒有反對，她于是也失去了反對的立場。
她來到父親家之後參加的第一個宴會就是這樣的新年聚餐。父親將她介紹給繼母那邊的客人之後就跟其他人熱切地攀談起來。那之後的半個小時里，他們也都只是圍坐在餐桌前抽煙、聊天，完全沒有要吃飯的意思，她一個人坐在角落里，什麼話都說不上，又實在餓得厲害，就取下餐巾放在餐桌上，對那些抽煙的男人說了句︰「我回去了。」而後她便在那些人詫異的注目下離開了。她覺得這麼做並沒什麼不妥，不料父親回家後卻對她大發雷霆，說她沒有禮貌，不懂得尊重他人。她覺得十分困惑。她不明白父親為什麼那麼生氣，她只不過是以一種讓她覺得更舒服的方式度過了那個夜晚而已，而且，她在不在那里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當她這樣告訴父親的時候，他卻更加生氣了，幾乎是暴怒的那種表情。
于是，她終于明白，自己應該是觸犯了什麼基本的禮儀教條——在某些場合，即便只是作為擺設，她也應該將自己恰如其分地固定在某個位置。這就是父親家的禮節。從那以後，她再沒有逃避過這種聚會，畢竟，父親支付了她大學期間所有的生活賬單和教育經費，自然有對她教誨呵斥的資格。當年，他就是這麼呵斥母親的︰「花著老子的錢還不听老子的話，你他媽算個什麼東西。」這個曾經在大學禮堂中高談民主自由和兩|性平等的男人，自下海經商之後就將自己所有的主義和信仰拋棄了。資本的積累使他轉而信奉一種帶著江湖氣的男性沙文主義的人生觀，他開始覺得在物質和經濟上強大的男人是可以隨意支配女人的——不只支配她們的身體，就連她們的精神也是可以支配的，何況女人在精神上也並無多大差別。
那天的晚餐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才結束，父親醉醺醺地打電話叫來了司機，躺在後排座位上一路昏睡。酒氣彌漫的車廂里沒有任何交談。
第二天的早餐餐桌上，父親依舊因為宿醉而寡言。直到早餐快結束了，他才漫不經心地說了句︰「研究院還是別讀了吧，反正拿到學位也只能做老師，也賺不了幾個錢，我可以在公司里幫你安排一個職位。公司里有幾個年輕人條件挺不錯的，你可以考慮一下。畢竟年紀也不小了。」
沈青頓了頓手中的湯匙，說︰「不用了，我很好。」
父親擰著眉頭沉默了一會兒，又問說︰「需要錢嗎？」
「不用。」沈青起身說，「我今天下午就回香港了。春節假期快結束了，我還有論文要寫。」
父親沒再說什麼。她便端著自己的盤子離開了餐桌，轉身的一瞬間，恰好瞥見弟弟帶著厭惡的冷漠眼神。
沈青回到香港之後，天氣一直不是很好，偶爾太陽出來露個臉兒，也總是無精打采的。陰郁的天氣就這麼持續了大半個月，直到情人節的早上，天空才總算晴了。陽光透過澄明的空氣灑在廣場的綠植和情人們帶著笑意的臉上，一派明媚的春光。
這天也是沈青的生日，沒有一個人給她打電話。她在兼職回來的路上買了一只插著蠟燭的紙杯小蛋糕，站在6路巴士的站牌下一邊等車一邊吃掉了。
這年沈青2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