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將白起拔郢後，楚亡都廢，秦昭王以郢為新置的南郡治所，不久遷至原楚王渚宮之地，設江陵縣，為一郡之治。友情提示這本書第一更新網站，百度請搜索+因為這里靠近長江，「近州無高山，所有皆陵阜，故稱江陵」。《水經注》說︰「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最初在江陵壘築城牆的是三國時蜀國守將關雲長，晉代桓溫又加拓建。城牆為土牆，夯而實之。到五代十國，南平王高季興為割據稱雄，驅使民役兵丁挖掘江陵周圍幾十公里內的墓磚碑石，始築磚城。南北宋之交，「靖康之亂」中因戰火焚燒而毀敗。宋孝宗時，荊州安撫使趙雄又修磚城。元軍攻佔荊州後，忽必烈下令拆除城牆。明朝再建，荊州已經氣度恢宏了，設東門、公安門、南紀門、西門、小北門、大北門六個城門。明末，李自成攻打荊州後又將城牆拆除。
現在的江陵城牆，是清順治三年即1646年依明代城牆舊址重新砌造的，城基均用條石壘建，城磚之間以石灰糯米漿灌縫，故有「鐵打荊州府」之稱，城周長8公里，高8.83米，6個城門上均建有城樓，至今仍保持完好的大北門城樓氣宇軒昂，居六城樓之冠。古代，快驛傳送、官員來往都經過此門，出得大北門便是通往京都的驛道了。送行的親朋好友于此折柳送別，此門又稱「柳門」’大約這是為長安古風所影響。
今天的江陵城牆在歷經300多年後，古貌依舊，雄姿猶在。
睹物思史，荊州實在是一處歷史的大舞台。
早在三國時，諸葛亮說過︰「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魏、蜀、吳三國以荊州為必爭之地，而用盡了縱橫之術，最後還是刀兵相見，「江山自古重荊州」也。蜀國之亡先已亡在失荊州，從此元氣大傷而一蹶不振。
《三國志》稱，劉備在赤壁之戰後，名義上為荊州牧，實際上只轄有長沙等三郡，而地理位置更為顯要的南郡卻為孫權所握。後來劉備借荊州，曹操听說後「方作書，落筆于地」，可見荊州在曹操心中的地位。劉備西進四川得益州後，孫權多次索取荊州，劉備不還，兩國交惡。鎮守荊州的大將關羽大意輕敵，為東吳呂蒙所算，先失江陵，再敗麥城，在突圍途中被吳軍所殺，這就是「關公大意失荊州」。劉備一心要為關羽報仇而企圖奪回荊州，不得。幾年之後，曹魏大軍襲擊江陵，圍而攻之半年，未能破城。公元250年，曹魏之師卷土重來，志在必得，依然鎩羽而歸。又過了30年，公元280年，晉國大將杜預先破江陵，再沿江東下，東吳不再。在這短短70多年中，為爭奪荊州，周邊各國大動干戈發生大戰至少六次！明末清初的歷史地理學家彭祖禹說過︰「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漫步郢都舊址的廢牆前，群雄奮爭、王旗變幻的畫面，時而交叉時而重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腳印踏遍了荊州城外城內。而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為什麼一旦佔領城池，歡慶可也，又何必千篇一律地拆城毀牆？
當這樣的疑問因為不可追問而作罷，揮之不去的便是楚地荊州厚重的文化積澱了。
文物普查後證實，古荊州境內有八嶺山、雨台山、孫家山、紀山、拍馬山、川心店和觀音擋等七大古墓群，分布面積達450多平方公里。地面存有封土堆的古墓885座，其中王族墓地270多座。僅從發掘的幾座陪墓中已出土文物25000件，其中有楚國金幣「郢爰」和越王勾踐劍、楚王孫魚戈、彩繪石編磬等稀世珍寶。
由于楚文化孕育的時間比較長久，並且具有包容性，所以即便在白起拔郢秦滅楚之後的漫長歲月里，楚文化依然獨秀長江中游，其影響廣及吳越、遠及後世。
「楚辭」、「楚樂」之中引而發之的浩蕩楚風，是華夏文化中的大氣磅礡者。
當我們談到楚文化的淵源時，有學者已經注意到，在商周時代，江漢平原上便存在著一支影響巨大、文明度相當高的土著文化，即荊南寺紅陶系文化，它是在原始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地方性很強的文化。楚人很有可能是以這一地方文化為立足點，慘淡經營同時又博采眾長，得以崛起。然後憑荊州之險，托長茳之利，深入長江下游，與當地文化又有新的踫撞、交流與融會。是時，長江上游和長江下游與中原的聯系還很少，一片沉寂，而地處長江中游的楚國開始時不為北方諸侯所重視，卻漸漸地躋身強國了。
《史記，周本紀》說︰「平王之時，周室式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這里所說的「方伯」，實即一方霸主。較為詳細地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是《國語鄭語》，大意是︰秦襄公助平王東遷，而取西周王畿為己有；晉文侯迎平王至洛邑，定天子而有功；齊莊公、齊僖公主持過諸侯盟會，小有氣候；楚君蟻冒開拓地，也可與其祖若敖齊名了。
蛾冒死，其弟熊通立。公元前706年，熊通說︰「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史記’楚世家》）是為楚武王。楚武王底定江漢之西，經略江漢以東。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公元前677年在位）北渡漢水，東出方城，小試鋒芒，中原便為之震動。楚文王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出入中原、擒縱淮夷，雖無方伯之名巳有方伯之實。楚成王之孫楚莊王（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更是飲馬黃河，問鼎周室，為春秋功業最顯赫的霸主。隨著國勢強盛，此時的楚文化已經初具形態，並且有著明顯的楚地特色。直到戰國晚期，楚文化始終是長江文化的旗幟。
春秋早期的楚國由弱到強稱雄江漢之間時，後人不能不承認，楚國有明君。楚國清醒地認識到，與淮漢之間的國家和部族相比，資源與文化都還是落後的，勵精圖治不敢有絲毫松懈。綜覽長江中游的態勢，其時聚居在鄂東南與贛西北的揚越，因為出產大量紅銅而為資源最富有者。從文化的發達而言要推生活在漢水支流頂水流域的曾國，曾國銅器如出現在黃河中游不足為奇，而在銅器生產明顯落後的西周時期的長江中游出現，就彌足珍貴了。比起曾國銅器更難得的，是他們還有大夫季梁這樣的思想家。
春秋早期的曾國，完全可以因為季梁、因為季梁的思想而自豪。在更加廣泛的意義上，此種自豪可以廣及整個華夏民族，既是長江的也是黃河的自豪。
季梁思想的核心可以概而括之為一句話︰「夫民，神之主也。」公元前706年，楚伐曾，設誘敵之計。曾侯欲出擊，《左傳?桓公六年》記季梁諫阻之辭︰
「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婬。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于神。」「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何福之有？」曾國，李學勤先生考證認為，即文獻所謂隋國，其公室為姬姓。在《國語‘鄭語》中，「曾」，寫作「繒」。它的地理位置深入蠻夷之中，生存環境所給出的條件與警醒是明明白白的︰倘若民亂則國亂，一切蕩然無存；只有「民和」才能生存發展，與列國共存。以此觀之，黃河流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直到春秋中晚期，仍只能望季梁的項背而落在後面。《左傳襄公十四年》記晉樂官師曠說︰「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時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而與季梁的民為神之主相比，仍不得要領。
黃河流域帝皇輩出，故君為重；長江流域思想高遠，故民為重。這樣說肯定有片面性，卻也不是毫無道理。我們萬不可對同樣孕育了中華民族的這一河一江說長道短，但這一江一河流經的歷史與大地之上的萬千景象又確確實實是各有特色的。
推崇季梁的不光是曾國也有楚國人，季梁思想所照耀的是一個時代，因而以下的論述是極為精當的︰「先秦的民本思想，萌芽于《尚書》，形成于季梁，經過老子、孔子、墨子從不同的視角加以發揮，至戰國中期的孟子而唱出了最強音。」（《長江文化史》，李學勤、徐吉軍主編）
楚國的強大自有楚國自身的原因，作為思想而言，季梁之于楚是不可替代的，既激活了楚人的思維方式，又提升了楚地的文化品位。到楚成王時，揚越成了楚國恭順的臣民，曾國也對楚忠心耿耿，從而奠定了楚國稱雄的基礎。從古到今難解的一個疑問是︰曾國既有季梁，又有長江中游無與倫比的銅器，思想、器物都很先進，卻因何不能強大而只是楚國附庸？豈不是先進了也要挨打？或可這樣說，曾國有季梁思想，但曾國非季梁之國，因而季梁的思想不能等同于曾國的思想。一種民本思想如果沒有一國之君的認可與接受，想要成為產生文化的動力是不可能的。
思想者原本不囿于一國一地。
其時，楚文化已經以它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姿態而在發揚中了，它的博大精深卻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形成的。
春秋，黃河流域的夷夏關系比較緊張，經常處于對抗戰爭狀態，關系稍好的如晉國，公室與戎狄通婚。但一般情況下是夷夏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互為提防，夷則「滑夏」，夏則「攘夷」，已成慣例。所謂「夷」即古人說的「蠻夷戎狄」，所謂「夏」就是華夏。管仲相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名震一時。黃河流域干戈大動、昏天黑地的時候，長江流域卻氣象升平，夷夏之間幾無大防，輕易不舉撻伐之兵。在這一點上楚國的情況尤為特殊。
民族的多樣性可以引發一國內部的仇恨與戰爭，也能產生思想、文化的多種色彩，如鳥之爭鳴、花之競艷。
楚人楚地均介乎夷夏之間，楚國的民族構成在當時列國中是最復雜的，楚國采取的政策是「撫有蠻夷」，「以屬諸夏」（《左傳襄公十三年》）可以說，這是先秦時代極具前瞻性的、難能可貴的政治路線和思想方略。對「蠻夷」撫而有之，是認識到了夷也是民。先秦的風真是自由而浩大的，曾人季梁的思想，在楚國的大政方略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楚國沒有專事掠奪，而通婚和親、送大熊貓之類的外交手段，也未見記載，有一些事實是後人在發掘與追尋中進一步認定的︰
湖北大冶至江西瑞昌一帶，是當時的產銅中心，而那里的楚墓非常稀少，這表明楚國對土著揚越的統治相當寬松，銅礦還是由揚越開采的。湖南長沙的楚墓與越墓往往共時共地，若非生前友好，死後豈能為鄰？（參考資料︰《長江文化史》）
楚國有人才，楚國有大將，凡俊才則任之，是長技乃用之，楚之大者也。觀丁父、彭仲爽、養由基、潘黨、伯州犁、鄭丹等事楚國而均不是正宗楚人。學者文人中，老子原為陳人，莊子和宋玉原為宋人，荀子是趙人。
當時世界從文化而言，擁有老莊便意味著擁有了思想和精神的至高無上。
楚人對外來文化不僅是從不拒絕，且常常會以面對新鮮的驚訝而學習、模仿，在模仿過程中又稍加增刪使其盡量有楚地特色。楚文化首先是融合的文化，因而也是富有創造性的文化。
江淮之間有「飯稻羹魚」，為司馬遷所贊賞。而飯稻羹魚的主要保障便是水利，然後才是稻作農業的發展、河塘湖泊的魚鮮活躍。當時的淮夷因為能築陂，便有了村鄉群落的水利工程，很可能就是可以開流放水、分流漫灌的小型初級排灌系統，帶來的卻是稻谷豐登。楚人開始不會築陂，向淮夷學，並根據楚地實情加以改進。楚人有大氣魄，楚莊王時，委派孫叔敖掌管主持期思坡這一流域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河南固始縣有遺址可考。後人贊江陵，美食為其一，杜甫說「白魚切如玉，朱桔不論錢」。江陵美食與江陵銅器、荊錦緞、水磨漆器同時聞名，如山藥泥、九黃餅、江米藕等有口皆碑。據說北宋時，仁宗召見江陵張景，問︰「卿在江陵所食何物？」張景答道︰「家常便飯耳，新粟米炊魚子飯，女敕冬瓜煮鱉裙羹。♀」仁宗覺得新鮮，也頗為遺憾︰「朕未曾嘗過。」至今，「冬瓜鱉裙羹」仍是江陵待客佳肴。
銅器鑄造技術，楚人原不如曾人，但到春秋後期便超過了曾人。考古學家認為，熔模鑄造工藝很可能不是楚人首創，但已發掘的用熔模工藝鑄造的年代最早的青銅器，是楚國之器已成定論。
1978年、1979年發掘的下寺楚墓共24座，出土銅器的有9墓，共1200多件，2號墓最多，為551件。楚墓禮器中的升鼎、束腰、平底、斜耳、蹄足均在器周飾有6獸作攀附狀，生氣勃勃而壯美可觀。2號墓出土的一件銅禁四周均有多層透雕雲紋，面緣有12只鏤空攀附獸，底緣為12只鏤空獸形足。這個墓主從銅罨銘文中判斷，很可能是令尹子庚，死于公元前552年。楚國用熔模工藝制造的銅器還有更早的，即楚王熊審盞，現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李學勤在1990年5月31日的《中國文物報》上撰文認為，楚王熊審盞的捉手和耳足是用溶模鑄造工藝制作的。
下寺楚墓出土的銅樂器計有甬鐘一套26件、紐鐘兩套18件、鑄鐘一套8件。據稱，其鑄造技術與音樂性能，均為當時之最。初見天日，塵灰尚在，便有愛樂者試擊之，雖無曲調，其璁 之音卻令人肅然。
楚人好樂，楚人且認為人死之後靈魂也需要音樂之聲，于是有鐘陪葬。
當楚建郢都並步入大國之列時，長江之水大約和現在也有明顯的差別，那時長江上游有著覆蓋率高達709甚至更多的原始森林與大片草原，巴蜀之地遍播綠陰，三峽兩岸也是林木蔽天，不時傳出虎嘯猿鳴。長江的水是清澈的，長江中游的水是清澈的，當我們尋覓並追問歷史的興興衰衰時，怎麼能忘記正是長江孕育了中游和下游的各有習俗、各自為政的燦若晨星的大國與小國？這些大國與小國相望相聞，國號、君皇和地域把它們區分開了，一條長江卻又長長地使之相聯相系。它們各自存在、各自發展，人類在弱小時都是天真可愛的，你看孩子便知道了，一旦長大就爭強好勝，便打仗，攻城掠地，想稱霸。即便在那個時候，交戰的國與廝殺的人，仍然都是同飲一江水。
一國、一族，與別國、別族，它們自身及相互之間都在變化著，都處在歷史過程之中。如同長江，在陳舊的河床里，永遠流淌著新鮮的水。
那時的長江中游，原始的流風余韻一樣是迷人的啊！古樸還在，誘惑也很招搖；不再淡泊，卻又懷戀淡泊；貪婪教會了君王諸侯磨刀擦掌；泥土壘築的城牆開始變得高大；簡捷的領悟其實高深莫測；詭譎的想像正在發生；有幾個人物已經出現在長江中游，他們是老子、莊子、屈原，幾千年後回首，他們的腳印仍然是中華民族文化與思想的制高點。
當時楚國，政治寬松，思想活躍，文化發達。王室多次發生政變，貴族的爭權奪利也成為拔刀相見的火並。但，楚國沒有言論罪和思想罪。楚文化的根底是土著文化和巫學，楚地之初巫學風行且發達。我們當然不能排除楚之巫學也有求神問鬼的巫術成分，但它已經包含有早期的科學與文化藝術了。所謂人類早期的科學，一般是指天文、歷算、醫藥；而早期的文化藝術主要包括詩歌、樂舞、美術。戰國時期的天文學家中，甘德與石申夫齊名，石申夫是魏人，甘德一說齊人一說魯人一說楚人，莫衷一是。甘、石二人均有二十八宿星名圖。甘德稱彗星為「天掊」，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也稱彗星為「天掊」，甘德之學很可能就是楚人的天文學。席澤宗在《光明日報》1981年4月7日的文章中認為︰甘德在公元前400年至前360年之間，發現了木星的第3號衛星，比西方的發現早2000年。又據《漢書•天文志》載，甘德與石申夫都發現火星（熒惑）與金星（太白）有逆行現象。
唐昧比甘德稍晚，楚國天文學家，且身為大將。此公多才，可惜後來死于戰陣。
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天文氣象雜佔》，記載各國雲氣，且不避劉邦名諱，又將「楚雲」列諸國雲氣之首，由此推想當是戰國楚人遺物。帛書上還畫有29顆形狀各異的彗星。
星光照耀下的長江，仰望星空的楚人，那是一幅美麗的歷史畫圖。
還有「楚雲」，「楚雲」肯定是雲，那麼它與「魯雲」、「越雲」又差別在何處呢？也許這要問雷和雨。
天文幻變，氣象萬千！「楚雲」當然是古雲了，它是否飄散或者成為雨滴？倘若歷史不是濕潤的，我們的血脈也早巳枯干。
先秦諸子中，其著作成書年代最早的是《老子》。但，道家與儒家卻是同時興起的。前者代表長江文化，奠基者為楚國的老子；後者代表黃河文化，奠基者是魯國的孔子。
老子的《道德經》只五千言，卻體大精深，勝義迭呈。其中以「道」為中心並派生天下萬物的宇宙生成之論，已成為哲學的最高範疇，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直到20世紀末葉，人們還在說「道」、論「道」，但極有可能人類已經離開真正的「道」愈來愈遠了。
尋找本原的時候，人們總是會想到老子，但不知所終的老子肯定不會再發一語。他巳經說過了，他已經說完了。「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莊子，名周，生于宋，遷于楚。他是僅次于老子的道家宗師，故曰「老莊」。倘說楚人有絕妙之思，則非老子莫屬；倘說楚人有極美文采，那麼莊子之文、屈原之詩，一樣是千古絕唱了。
莊子善用寓言和比喻，集博大、精深、狂怪于一身，在潮推浪涌一般妙語哲理中，編織故事，創造語言，信手拈來，揮之即去，呼之又出，說是「儀態萬方」（魯迅語）實不為過。其驚人的想像力，如山之沉重雲之飄逸水之綿長，縱橫于浪漫和荒誕之間。
《秋本》寫道︰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崖涘，觀于大海，乃知爾丑，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秭米之在大倉乎？……
誠如莊周所言，「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論說莊周是困難的，迄今為止的所有論家均屬不自量力，惟體驗與感悟可以達致無窮，對天地時空與生命的追問，于奇談怪論中真知灼見的閃現若天馬行空，如此這般趕緊打住，還能說什麼呢？
真正的文化只能以一個「大」字冠之，非一家而眾家，非一種文體而多種文體，這也就是楚地楚國楚文化之所以不朽的道理所在。戰國年代，當北方詩壇寂寥幾近荒蕪時，惟獨楚國詩星璀燦于長江中游，眾星中最大最亮者為屈原。楚有楚辭，而屈原為萬古宗師。
屈原與莊周應是同時代人，屈原的生卒年代約為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莊周約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兩人雖一詩一文，幽深玄妙絢麗卻有異曲同工之感。《天問》道︰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聞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菅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曰月安屬？列星安陳？洪泉極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畫何歷？
九州安錯？川谷何；夸？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屈原是一個有太多驚訝和疑問的人，他是在觸模太初、開始，天地之初，生命之始，每一問在當時、現在和將來，都是震聾發聵之聲。
再如《九歌，少司命》︰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睫。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花兮蕙帶，倏而來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這是怎樣的思接鴻蒙、身登九天、心懷八極的詠嘆調啊！屈原之所以成為屈原，除了他個人天生的才情、人格之外，還應當指出大江奔流的楚地風光、楚人風氣的外部環境，同樣至關重要。而風光與風氣中的楚人的巫學和道學，更是楚辭精彩絕艷的源頭活水。
楚文化的奧妙之一便是︰楚人使楚地的巫學廣大而美麗了。
楚藝術一樣令人叫絕，它的創造性集中在變形與抽象上，而現代藝術達到這個境界至今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7年荊門市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漆畫一幅，寬5.4厘米，長87.4厘米，畫貴族迎賓，人物26個，還有車、馬、犬、豬、雁、柳，單線勾勒重彩涂抹，是寫實的內容，而技法卻為抽象與變形。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鳳架鼓造型奇特、構思詭怪，雙鳳背向而立于兩只小虎背上，鳳頸如長頸鹿，兩冠系鼓，雙尾相接。鳳也虎也只是為了懸一小鼓，卻費盡心思獨創懸鼓工具的同時，這工具本身便成了楚藝術的一部分。楚人好樂，器樂是最抽象的藝術，楚人得心應手，多種樂器為今人見所未見，樂器種類之多可以聯想的，一是樂隊之浩大，二是配器之繁雜。楚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編鐘有銅木結構的曲尺形鐘架，全長10米，上下3層，2.73米，由6個青銅鑄的佩劍武士和幾根圓柱承托65個編鐘，其中包括楚惠王送的大鑄1件，懸掛總重量3500千克。銅質磬架長2.15米，高1.09米。由兩只鶴狀變形怪禽支撐，分上下兩層，懸掛編磬四組32件。編鐘、編磬、鐘架上均有字數不等的銘文，共4000字，測音結果表明，絕大多數鐘所發出的音與鐘上銘文所標的相等。用于演奏的全套甬鐘5組，基調屬現代0大調，總音域跨至5個8度音程，只比鋼琴的音域兩端平均各少1個8度音程，中心音域部位約在3個8度音程的範圍內，12個半音齊備。全部音域的基本結構，則是5聲、6聲以至7聲音階。曾侯乙墓的編鐘，無論是冶煉水平、鑄造工藝還是音域、音質，均為當時世界所罕見。
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1號楚墓發現了大批絲織品，再一次證實︰早在新石器時代，長江流域的遠古先民就開始紡紗織布，到春秋戰國，楚地的絲織與刺繡已達到了很高的工藝水平。是次發掘出土的絲織品中，鳳龍虎紋羅禪衣為稀世珍品。很難想像當時楚人的藝術構想是怎樣得到啟發的，而織、繡工匠的絕技也一樣令人感嘆叫絕。在一件繡羅禪衣上，有二龍一虎斗一鳳的刺繡紋樣，鳳居中，鳳冠長且大，一足後蹬作騰躍狀，另一足強力前伸，搜一龍之頸，龍逃竄，側首似回望。與此同時，鳳以展翅之威擊中另一條龍的腰部，龍遁，仰首無奈。鳳的另一翅膀迎戰老虎，虎不敵，張大口而哀鳴。這是龍虎鳳會戰圖，龍虎結盟，龍且雙龍，一鳳敵之竟所向披靡，不知楚人深意何在。可以猜想的是，當時楚地並不以龍為圖騰，而鳳，很可能被視為吉祥、美麗的天使之鳥。抑或這是老子以柔克剛的思想之藝術化？總之，楚人的思維方式獨特而復雜，楚人的審美情趣實在是大不一般。
此件繡羅禪衣的整體格局，是以4個正反倒順相合的紋樣圖案作「田」字形配置，再利用鳳翅、鳳尾組成一個菱形，使4個圖案的紋樣更具一體和完整性。更不可思議的是鳳的長冠與虎的長尾交錯，使縱向排列的紋樣單元有所歸依而相連成串。整個畫面看似都是「3」形和「2」形曲線，空閑處作弧形修飾，而這樣的每一筆修飾又都是鳳與虎的肢體，無一閑筆，無一虛飾。
這時候我們才發現︰楚人的這一絲織品中，龍虎鳳之戰其實並不重要，鳳的降龍伏虎也缺乏細節，不足以構成故事。匠人的匠心也許在于︰借助龍虎鳳的姿態、氣勢，成為此一繡羅禪衣的藝術架構，然後一針一線精心刻劃，在我們看來便成了藝術，勝敗並不重要、勝敗都很美麗的藝術。
自然，這一切都是筆者之見。楚人織繡這一禪衣時把它當作藝術品了嗎？答案是肯定的︰沒有！包括前文已經寫到的虎座鳳架鼓、編鐘青銅武士圓座架等等，那只是架鼓的、支撐編鐘的，繡羅禪衣則也就是衣物而已。那是不以藝術為藝術的年代，隨便留下一樣器物皆能稱作藝術；而遍地都是號稱的藝術家與藝術的歲月，留下的很可能是一堆又一堆的垃圾。
先秦漆器中出土最多的屬楚國。楚人的漆器用途已經廣泛，除生活用具外，尚有兵器、樂器、舟車和葬具。楚人以竹、木、紡、革、藤為漆器的胎，以不同顏色用以不同器物，金銀二色為最難制造。楚國的能工巧匠還在漆器上以材施紋，凸現紋路的線條美，常見的是鳳紋、龍紋及幾何紋。還有的漆器已近乎漆畫，以神、獸、狩獵、樂舞為主角和場景，再加上紋飾作陪襯。
同漆器密切相關的是木器制作，以斫削、鏃鑿和雕刻為主，使楚地木器用途廣泛、豐富多彩。鏃鑿木器多數是容器，如耳杯與圓盒，耳杯又分圓耳、方耳兩種，方耳為楚地特有。耳杯古稱羽觴，是酒器。圓盒多數為弧壁，也有直壁的，其精品除漆繪外，月復壁兩側還有一對餃環。
楚國輝煌，真是一言難盡。
楚風吹動了，楚樂奏響了。
屈原《九歌》謂︰「五音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詹兮忘歸。」楚樂奏響了，楚風吹動了。
楚國曾經是輝煌的。輝煌是一種炫目的景象，輝煌是光與火的炫耀。炫耀到極致，便是衰落的開始，而急著輝煌者身處輝煌中時，往往不會想到這一點。戰國晚期，秦並吞六國的企圖已路人皆知，而楚國是六國中惟一可以與秦抗衡的強國。當時楚國的版圖相當于今陝、豫、魯的南部，江、浙、皖、贛、鄂、湘的全部，巴蜀大部，其勢力並且巨遠及滇、黔、桂、粵、閩。不僅幅員遼闊，而且盡佔長江中下游楚風余響富庶之地。因而張儀說，能統一天下者，「非秦即楚，非楚長即秦」。
史書有載，楚國之敗敗于楚國後來的君王，一個貪婪、、目光短淺的國君，可以把一個大國、一個強國斷送掉，而不再納諫、不容異己、官吏**便一時成為風氣。歷一命史可證︰
**了便要挨打，**了便有可能亡國！江陵城頭，那個秋風月夜，我們多少帶點惋惜地談到秦滅楚的往事時，長江不為所動地滔滔流去，既無所可惜，也無所流連。這就是日月之行、江河之流，這就是歷史！長空雁叫，編鐘聲在何處？
想起了屈原死後楚國另一大才子宋玉所言︰「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可是，在長江中游廣大的原野上，秋天是收獲的季節。
如同真理總是簡單的一樣，錯誤也是簡單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的真理不容易發現，簡單的錯誤很容易重復。
洞庭湖啊，我當怎樣為你憂？
從荊江到洞庭湖水又東……
長江流到湖北枝城，「九曲回腸」的荊江河段由此開始。自枝江至藕池口長約180公里為上荊江，從藕池口以下到洞庭湖出口處城陵磯，為下荊江。下荊江河段如以直線距離計，僅80公里，江水在這里繞了16個大彎，其流程為240公里。這樣的河段必定是險段，從古到今人都說︰長江萬里長，最險在荊江。決堤、崩岸、泛濫，一次又一次洪水之災後，人們心有余擇而莫可奈何。自漢（公元前185年）至清（1911年）的2096年中，發生大小洪災214次，平均10年1次；自1921年至1987年，發生較大水災11次，約6年1次。進人本世紀90年代後更是險象環生，災害頻率顯著加快。
河流學家認為，荊江是長江河床演變最為典型的河段，了解荊江便是了解長江的特殊性上荊江因為河床的地質構造運動與江水流向大體一致，從而增強了江流的縱向流速，河岸沉積物的膠結度相對緊密，還算比較穩當。同是荊江，下荊江卻是太特別了︰水的流向與河床構造運動垂直相交，橫向環流的沖刷作用顯著而有力，再加上極易沖垮、掏空的河岸沉積物的松散，便發育成極為散漫的「自由河曲」。河道扭曲蜿蜒，曲折系數高達2.01至3.57，曲折率居中國蜿蜒性河道的首位。下荊江孫良洲彎道河道的長度為20公里，直線距離不到1公里，曲折率高達25，人稱這樣的河曲為「河環」。
荊江河道的如此曲折，仿佛也在提醒我們︰荊江是長江及其流域一系列演變的過程之一，荊江是歷史時期的荊江。
先秦年代，流出江陵之後的長江便進入範圍廣大的雲夢澤，其時荊江河槽還不明顯，由古雲夢澤的湖泊沼澤所淹沒，河床形態不甚明顯，當時的荊江以泛濫漫流的形式涌向東南。到秦漢時，長江泥沙在雲夢澤一帶的沉積，使荊江三角洲開始形成。江水作扇狀分流，下荊江始有分流水道，如古籍有載的夏水、涌水，荊江主泓道略偏荊江三角洲西南。魏晉南北朝時期，荊江兩岸出現許多穴口和汊流，可以分流泄洪，促使沙洲發育。荊江三角洲繼續向東南擴展，雲夢澤主體不得不向下推移。據《水經注》所載，今石首境內的下荊江河床開始形成，江中沙洲眾多。
至唐宋，當監利縣境內雲夢澤消失，上荊江河段穴口淤塞，荊江河床塑造完成。但，當時荊江兩岸仍有20多個穴口，並有江北的夏水、揚水、鶴水一起調節流量，分流泄洪，因此「宋以前，諸穴暢通，故江患差少」。可以推想其時荊江河床比較穩定，荊江之水也基本安瀾。
顯然，荊江需要「穴」，而且不是一個「穴」，是「諸穴」。荊江的此種需要並不過分，是在自然流動中自然形成的。
南宋以後，荊江河道進人最混亂、變化最大的時期。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