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記憶力明顯衰退，極可能患了老年健忘癥，往往早飯才下肚又傳早膳，常常「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言情內容更新速度比火箭還快，你敢不信麼？退位兩年後，他說話變得口齒不清，含含混混，如同他國天語，包括嘉慶帝也不知他在說些什麼，據說只有和珅明白太上皇咿里哇啦是啥意思，于是和珅就成了太上皇獨一無二的翻譯。《春冰室野乘》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單傳和珅入見。珅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皇（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幾，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諦听，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始揮之出，不更詢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和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珅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乾隆帝昏昏欲睡之際喃喃絮絮，是否真在秘咒白蓮教首領不得而知，和珅的這番解釋玄玄乎乎、神神道道，令人將信將疑，但關鍵在于和珅是太上皇最寵信的人，只有他來破譯天語，太上皇清醒時才點頭認可。和珅是最權威的天語解讀者，誰人膽敢懷疑？
此時和珅，儼然成為太上皇化身。或者可以說，在太上皇昏昏呢喃之時，和珅就是太上皇。
和珅確實是糊弄上司的高手。他糊弄乾隆帝半輩子，貪蠹誤國，敗壞紀綱，在乾隆帝眼里卻是一個大大的忠臣。乾隆帝對自己治世政績十分自負，洋洋自得地說︰「前代所以說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日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還稱︰「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和珅高超的邀寵術和偽裝術，使自詡聖明之君的乾隆帝對歷史上最大的貪黷盜臣、奸佞之臣熟視無睹。
嘉慶二年（1797年）八月，八十一歲的阿桂老死，乾隆帝將首席軍機大臣的基本條件棄置一邊，任命和珅出任首席軍機大臣。至此，和珅在軍機處已經熬了二十三年。漫長的等待終于結束，和珅將最後一級台階踩于腳下，登臨仕途峰巔，位極人臣。
至于此後一年零四個月，也即嘉慶四年正月，和珅被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盡，那是在乾隆朝已經終結、嘉慶帝真正掌握皇權之後。
和珅與乾隆帝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奴才高明的背面是主子的昏聵。
高明的奴才攬權濫用，昏邁的皇上冥然不覺，這對政局敗壞所起的負面作用不可低估。《清史稿》作者趙爾巽認為，乾隆帝中年之後，「大臣恃寵亂政，民迫于饑寒，卒成禍亂。」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郭成康等在所著《康乾盛世歷史報告》中說，康乾盛世存在三個嚴重隱患︰人口、物價和皇權的過度膨脹。尤其是後者造成的極端**，「恐怕對康雍乾時代國勢轉衰更有其直接的促進作用，對十九世紀我們國家徹底敗落的影響也更為深遠」，因此是「最大的隱患」。誠者斯言！
乾隆中後期皇帝弘歷的昏聵，是極度**的政治體制的孵生物。然而，和珅與弘歷的例子，還不是封建中國最糟糕的例子。
「恃寵亂政」不是和珅一個人的杰作。和珅之所以能夠亂政，實因為有寵可恃。難道不是嗎？
端方清廉
7?嘉慶朝紅人／朱珪
端方清廉
眼看著美妙的官場餡餅就要打在自己頭上，卻被太上皇寵臣和珅橫插一杠，餡餅丟了不說，還弄得雞飛蛋打，丟掉總督職位，朱珪只能將懊惱吞進肚里。……嘉慶十年（1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嘉慶帝補授朱珪為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終于了卻長達十年的一樁心願。當上大學士、爬上文官最高台階這一日，年屆七十四周歲的朱珪，感慨萬千，夜不能寐。
嘉慶帝最寵信的大臣，是他的師傅朱珪。不過，嘉慶帝這份寵信總是藏藏掩掩，直到朱珪撒手歸天，他對師傅的異寵才被人仔細品評出來。
嘉慶朝先後擔任內閣大學士的閣臣共二十二人，他們是阿桂、和珅、王杰、福康安、孫士毅、董誥、劉墉、蘇凌阿、保寧、慶桂、朱珪、祿康、費淳、戴衢亨、劉權之、勒保、松筠、曹振鏞、托津、明亮、章煦、戴均元。這班重臣中，除了非正常因素倒台的外，論任閣臣時間之短，朱珪倒數第三，前後不滿兩年︰戴衢亨倒數第二，當閣臣還不一年；劉墉倒數第一，任協辦大學士不到兩個月就死了。非正常因素出閣的有四人︰和珅、蘇凌阿，素為嘉慶帝所憎，但他倆是太上皇乾隆帝寵臣，城府很深的嘉慶帝一直捏著鼻子、隱忍不發，听從乾隆帝旨意讓他們留閣和入閣，太上皇乾隆帝一死，嘉慶帝立即動手，將和珅誅殺，將和珅弟和琳的親戚且老朽不堪、兩耳重听的蘇凌阿逐出內閣；福康安、孫士毅都是乾隆末年入閣的，他們也是太上皇看重的人，金鑾殿上還沒坐熱的嘉慶帝，並未流露出替換之意，不過這兩人分別于嘉慶元年五月、七月死了，在嘉慶朝擔任閣臣時間極短。二十二位閣臣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是董誥，長達二十余年；其次是慶桂，前後達十四年半。比起董誥、慶桂來，朱珪任樞臣時間短得可憐。
在清代，大學士為文官最高品秩，軍機處是權力核心圈子。朱珪不僅出任大學士時間很短，而且從未進入過軍機處。但他死時，嘉慶帝所給予的評價，超過其他任何閣臣。顯著標志就是，朱珪獲賜謚之高，超越嘉慶朝任何閣臣。封建時代，君臣對謚號都看得很重。因為，謚號是君主時代帝王、貴族、大臣等死後，以其生前事跡所給予的稱號，可謂蓋棺定論。皇帝對大臣的看法如何，往往在賜予謚號時才能雲開霧散，真正看清。清代皇帝賜予文臣的謚號，「文正」最高，「文忠」其次，「文恭」再次，往下是「文成」、「文端」、「文格」之類。阿桂、王杰、董誥、慶桂等都是嘉慶帝敬重和賞識的閣臣，但他們死後都未獲最高謚號。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列班首，平定台灣時為首輔，一生四次作為欽點功臣繪像陳列于紫光閣，始終不附炙于和珅，素為嘉慶帝敬重，嘉慶帝即位後仍出任首揆，死時獲賜「文成」。王杰也是嘉慶帝器重的閣臣，他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軍機大臣，次年任東閣大學士，操守剛正，是閣臣中唯一敢正面與和珅爭鋒的人物，兩次作為欽點功臣繪像陳列于紫光閣，七十六歲以老乞休時嘉慶帝贈以「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的詩句，死時獲謚「文端」。董誥于嘉慶元年躋身閣臣，當時協辦大學士只有一個缺額，且還有劉墉、紀昀、彭元瑞三個資歷很深的候選人參加角逐。劉墉即劉羅鍋，紀昀即紀曉嵐，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以至後來民間差不多家喻戶曉，但乾隆帝認為劉墉遇事模稜兩可，紀昀讀書雖多卻不明事理，彭元瑞有污點、曾因行為不檢獲咎，比較起來董誥略高一籌。董誥曾幫助剛繼承皇位的嘉慶帝擺月兌和珅的告訐和中傷，任官始終清正，「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死後獲謚「文恭」。慶桂是乾隆朝大學士尹繼善的兒子，邊務練達，政治才能為乾隆帝所賞識，嘉慶四年（1799年）任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1807年）位列首輔，此後六年秋因老致仕，任閣臣時間之長僅次于董誥，死時獲謚「文恪」。獨朱珪死後，獲謚「文正」。綜觀清代十一朝，漢人文臣獲謚「文正」的，僅朱珪、道光帝心月復宰輔曹振鏞、咸豐帝師傅杜受田、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等寥寥數人。可見，滿朝文武之中，嘉慶帝對師傅朱珪最為看重。
嘉慶帝厚寵朱珪，卻只能掩掩藏藏，事出有因。朱珪很早就為乾隆帝所賞識，但因和珅作梗，不僅自己失去榮升大學士進入樞機的機會，而且差點危及剛剛登基、地位脆弱的嘉慶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月，乾隆帝命朱珪入值上書房，教授皇十五子永琰讀書。永琰在自撰文集的一篇序言中說︰「古體詩文及古文，從石君師傅習焉。」此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六十二歲的乾隆帝按照其父雍正帝建立的秘密建儲制度，已用朱筆寫下永琰之名，密封後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面，永琰已被暗中確定為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乾隆帝對挑選皇太子之師十分重視。朱珪，生于雍正九年（1731年），字石君，所以永琰稱師傅為石君先生，他是順天大興人。少時受經于大學士朱軾，「八歲即操觚為文，文體倔聱蒼古」。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方十八虛齡，就金榜題名考中進士，可謂少年得意。他的文章做得好，被乾隆帝選為庶吉士，在學館深造三年後進入翰林院，任七品編修。對大多數士子而言，進入翰林院就進入了升官的快車道，善于作文應試者更是如此。十七年（1752年），朱珪參加大考名列二等，成績拔尖，連升三級，被擢升為從五品的侍講。二十三年（1758年）大考，再次名列二等，加之乾隆帝看重他的才學和品行，他被提拔為侍讀學士，官至從四品。次年三月，出任河南鄉試副考官。翌年三月，任會試同考官，同年七月，出任福建糧驛道，成為正四品官員。二十八年（1763年），官升兩級，任福建按察使，官至正三品。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為死去的父親服喪守制期滿，補授湖北巡撫。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調任山西按察使。次年二月，晉升為從二品的山西布政使。兩年後的秋天，署理山西巡撫。其間，朱珪多有建言，乾隆帝予以采納推行，並降旨給予嘉獎。四十年（1775年）五月，乾隆帝命他來京覲見，不久命他擔任翰林院侍講學士，任日講起居注官，隨侍皇帝听政，記錄皇帝起居、諭旨、題奏、引見、朝見、賜宴等情況，獲得聆听天語、領會天意的獨特條件。至此，書生朱珪已具備了豐富的經歷和閱歷，乾隆帝也完成了對他的暗中考查。乾隆帝評價說︰「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于是，朱珪于翌年五月踏進上書房，成為皇太子之師。這一年，朱珪四十五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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