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國是一個奮斗的社會，上進的國家。
舉個例子，政府部門的人數就能說明這一點，許多官員每天從早忙倒晚，這樣才對得起高薪。
讓你來高喊民主，高唱權力與義務，不是讓你來享受的，不是讓你來靠著壓榨納稅者的血汗錢來當官老爺的。
整個政府部門機關的用人制度，也是李安生強力支持，反復向袁世凱與段祺瑞陳情之後獲得通過。
不過，北洋系的統治並不能讓李安生滿意，所以他要取而代之。
本來他還對段祺瑞有所期待，但沒想到老袁還是棋高一著，把持總統權力。
老袁還是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能縱容段芝貴等一干不學無術之人身居高位，這本身就極為的不公平，破壞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李安生要上台的話，必定會糾正這一點，讓中華民國政府重新煥發活力，優者勝能者上劣者汰，沒有什麼人情不人情。
權力階層必須要干淨，什麼政治大家族，什麼派系，都要給掃進歷史垃圾桶。
只有這樣，將來才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食利階層，而且這個食利階層還是恐怖的特權階層。
何謂「食利者」呢？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食客者三千人」。這里的「食客」即所謂的「食利者」，它是「指古代寄食于豪門貴族並為之服務的門客」，後又演變為今天的「飲食客店之顧客」，可以說它是最早的「食利者」。所謂「食利者」就是指依靠土地和錢財，特別是依靠放高利貸為主要來源的地主和放高利貸者。列寧稱他們「終日游手好閑的人」，他們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是社會的寄生蟲，社會的腐朽階層，曾在歷史上遭到人們的唾罵和譴責。
「食利階層」就是「食利者」群體的總稱。
這部分人，可不等于後世李安生他們熟知的中產階級。
「食利階層」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特殊階級，它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歷史產物。
對于「食利階層」的產生和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首領炎黃二帝和堯、舜、禹，他們以「家天下」為宗旨，與人們共同勞動，共同生產，過著理想的「大同社會」的生活。
可是，禹的兒子啟變「家天下」為「天下為家」，邊「禪讓制」為「世襲制」，並且蹲上帝王的寶座，開始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大食利者。後來又有商周時期的公、侯、伯、子、男，春秋時期的「說客」、「門客」、「食客」，都孕育著「食利階層」。其中，「食客」的出現標志著「食利階層」的產生和萌芽。
始皇帝一統天下後，創立了一系列整套完備的封建官僚制度，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第一位皇帝和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後又有漢高祖劉邦大「封同姓王」、頒布「推恩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食利階層」又前進了一步。建立在豪強地主基礎上的東漢政權又使其進一步發展，並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和「庶族」奠定了基礎。這是「食利階層」的發展階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食利階層」的典型發展時期。它不僅有三國時期的「九品中正制」，西晉時期的「八王之亂」，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士庶之別」，尤其是後者，他們都是「食利階層」的典型。
所謂「士族」，有稱「世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典型的「食利階層」，也是最腐朽的社會階層，社會的寄生蟲。他們在經濟政治上享有種種特權，為所欲為，專橫跋扈，欺凌百姓，無惡不作。他們與勞動人民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因此，「食利階層」就像毒瘤一樣根植于中國人類社會。
從隋唐之後，這個食利階層才逐漸的開始出現改觀，隋煬帝開創科舉制；武則天在其基礎上增開武舉、創殿試、設「南選」，將士族納入統治階級內部，擴大了地主階級隊伍，鞏固了當朝統治；後經過唐末農民起義給士族以毀滅性的打擊，以至使它名存實亡；宋元明清時期進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補，使其隱藏在人類社會中，一直延續到今天。
縱觀後世中國的許多官二代與富二代，無非就是這個食利階層的延伸，他們因為特權因為政治資源，在權力上，在經濟上逐漸的控制了社會命脈。
可以說，食利階層是中國能否真正實現民主的一大根源，最大的對手，敵人。
這個階層，與中產階級是對立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後世對于中產階級的定義，一般為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
這是李安生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標，在他看來，目前的民族資產階級都可以歸入到中產階級，他們對社會的促進作用是明顯的，比如像求新機器廠這樣的充滿奮斗意味的民族工廠。
另外，李安生也看到了，在江浙滬等地區，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公司工廠高級職員、科研人員、技術專家、教師、醫師、律師、商人等在加入中產階級，另外一些高級藍領，比如有著超高技藝的技師與技工，他們也成為了高收入群體，加入到了拼搏奮斗的行列。在東北，許多的農藝師以及農場投資者也成為了中產階級，甚至收入不菲，他們不等同于地主，而是新興的階層。
中產階級」隊伍逐步壯大，對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社會逐步演變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啞鈴型社會」由于存在上等階層與下等階層的鮮明對立，因而充滿著戰亂和社會動蕩，而到了「橄欖型社會」後，由于相當一部分下等階層升為「中產階級」，且上等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變小，因而社會變得相對穩定了。
「中產階級」在社會變革或改革中往往發揮著非常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國內外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思想啟蒙」、「工業革命」、「商業革命」、「光榮革命」、「明治維新」、「戊戌變法」中，「中產階級」都發揮著非常關鍵的重要作用。
中國好不容易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取消了帝制，剛剛擺月兌了大山一樣的皇權食利階層，萬萬不能重新回到原來的軌道。
以皇權為核心的地主階級，上至帝王將相，下達皇親國戚，還有地位顯赫的豪門貴族和地方財主，均系「食利階層」之列。這就如同以皇帝為中心而輻射開來的「裙帶」關系網，他們不僅享有減免賦稅，封妻蔭子等權利，而且還可以利用職務徇私枉法，犯奸作科，敗壞綱紀倫理。
以盈利為目的的地主和放高利貸者，同樣是這個階層的獲利者。
李安生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台，是要徹底的清洗封建殘余，清洗袁世凱妥協或者造就的新的食利階層。
這個階層，有的是封建殘余，有的是老袁造的孽，有的是混進革命隊伍的投機者，對于這些人，李安生絕不手軟。
古代各級官僚不是憑借自己在經濟上的地位而上升為「食利階層」的，由國家任命、官吏推薦或者通過考試而取得官位，並且按官職領取國家俸祿，最終成為「食利階層」的食利者。
現在的許多官僚，也開始出現了這個苗頭，在東北、兩江等地，固然好的多，但是在直隸等地，形勢卻不容樂觀。
即便沒有內戰的危險，沒有了政治派系的尖銳斗爭，但是潛伏下來的食利階層，已經成為了李安生最大的敵人。
中國應該成為民主社會，而不是成為階級社會。
在整個階級社會中，以官僚為代表的「食利階級」都或多或少地與特權聯系著。他們不僅佔有全部或者絕大部分生產資料，而且還享有種種特權，除了食取國家俸祿外，還有以下特權︰減免賦稅；「官當」即以官抵罪；「任子」、「蔭襲」即大官僚有權保舉自己的子弟做官；利用職務謀取私利等等。
因此，僅憑特權而發家致富上升為「食利階層」是舊社會常有的現象。
這個現象，在封建殘余濃重的中國，一百年後也不會改變。
中國歷史上的「食利階層」是一個腐朽沒落的特權階層，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他們在政治經濟方面享有種種特權，講究吃喝玩樂，琮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物欲膨脹，生活腐化，違綱亂紀，理，精神頹廢。
李安生的書房中一付大字，「為中國之崛起而奮斗」，這幅字同樣也出現在了學校、政府部門、車站、工廠等地方，成為了國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這個食利階層的精神腐朽波及到當前形勢大好的舉國拼搏奮斗風氣。
他並沒有辦法去消除這個階層，因為，歷史證明，這個階層是永遠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夠利用好這個階層，還能起到好的作用。
這是把雙刃劍，比如後世的山西煤老板們不消費豪車，全世界的豪車生產都要受影響。
因為「必須要有一個不勞而獲的‘食利階層’，才能夠給社會企業帶來利潤，才能消化剩余生產。」但是，「食利階層」容易畸形發展，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失業，貧困，社會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甚至等。
他們憑借多年的積累，使自己與別人產生一個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等情緒就無形之中表露了出來；作為參照的另一批人，會因此產生嫉妒、不滿、憤憤不平的情緒，感覺自己的付出與自己的所得極不相稱，萌芽了「撈好處」、「混日子」的消極想法。
這就容易導致貧困、兩極分化，窮則更窮，富者更富。
當代社會的「食利階層」就是通過出讓生產資料的使用權，而獲得收入的階層。在古代社會能夠用于出讓使用權而過的收入的生產資料，主要僅限于土地和錢財，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現代社會，能夠用于出讓使用權而獲得收入的生產資料大大增多，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土地和錢財，還包括機器設備、知識產權、技術專利、品牌商標、運輸能力、流通渠道等等。
李安生無比的警惕，尤其是他一手培植出來的中國民族工業。
他可不希望許多的家族企業壯大起來，造就了大批的富二代跟敗家子。
在特定歷史時期，「食利階層」不把其所得用于投資生產，而是把社會財富閑置或揮霍掉，對社會生產極不利，更有可能因為「食利階層」試圖獲得政治上的保障和權力，而腐化國家的統治階級，造成上下一氣，導致政權的更迭。
這是最需要警惕，最需要防範的，也必須要為此專門制定控制措施。
既然食利階層不可避免，那麼就要在利用這階層的同時，將這個階層產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對于中產階級的塑造，李安生也不遺余力，尤其是他在東北主政時期。
東北在有些方面跟美國很像，美國中產階級月兌胎于農業社會，這個中產階級社會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
美國的社會體制造就了美國的中產階級，而這又與其移民史相伴而生，新居民源源不斷地漂洋過海紛至沓來，來自各地的移民給新大陸帶來了不同于他們國內的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
李安生所領導的東北迅速的在辛亥革命之後成為了最強大的一股力量，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由于糧食的高產，以及糧食貿易的熱潮，使得移民東北的貧困戶們都成為了小康家庭，甚至發家致富，他們開始擁有大量的土地，並且致力于新型的農業科技開發。
雖然李安生沒有通過類似于美國《宅地法》一樣的法律，但是還是在主政東北後，推出了一系列得土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