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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他二次致電艾森豪威爾總統，老調重彈，為李承晚吶喊，希望美國在簽訂停戰協定前，先簽訂「美韓共同安全條約」。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在朝鮮戰場上所受的損失越來越大，而來自國內外的指責也越來越強烈，因此，謀求朝鮮停戰，以盡快從該地抽身成為其既定方針。然而，台北方面卻逆勢而行，喋喋不休，與李承晚一唱一和，從中作梗，終于惹怒了美國人。6月25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通過其駐台「代表」向蔣介石傳話︰李承晚企圖迫使聯合國和美**隊繼續留在朝鮮作戰是不會成功的，如果他堅持這樣做，聯合國及美國對朝鮮的「義務」將留給李承晚的軍隊獨自承擔；同是，如果由于美國撤軍而造成朝鮮的軍事慘敗，毫無疑問，美國屆時將重新考慮其對台政策；而所謂的「重新考慮」，杜勒斯把它解釋為「第一步即可能導致縮減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
也許蔣介石從傳話中嗅到了一股火藥味，台北方面的蔣介石于是改變口徑，並向美國方面反復解釋。6月27日，他通過顧維鈞匆忙向杜勒斯解釋致艾森豪威爾電的原因︰
我所希望的是弱小國家的地位不會最後成為強大侵略者的犧牲品。這樣就不至于在小國和弱國中有損美國的領導聲望，同時也不會鼓勵侵略者去發動其他侵略戰爭。這種侵略戰爭最後會導致人類的第三次最大災難……如果我的真誠建議得不到充分理解，我將深感遺憾。《顧維鈞回憶錄》(十)，第160頁。
7月8日，蔣介石在會見美國駐台「大使」藍欽時又解釋了其立場，「我們無意鼓勵韓國的李總統，因為在我們方面是贊成停火的，而且希望它成功」，「韓國應該得到安全保證，如果韓國已獲得安全保證，但仍堅持在三個月之後看到政治會議未帶來任何結果時，即執行訴諸武力統一的政策，則韓國的這種態度是不合理的」。《顧維鈞回憶錄》(十)，第173頁。這里，蔣介石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間接地批評了李承晚，並向美國表明了自己與李氏之間的距離。
23日，蔣介石又對新聞界重申，他不反對韓境停戰，他所堅持的是美國應在韓境停戰後，不管是以何種方式實現，都「應以軍事援助畀予**威脅下的各個國家」，同時與所有正遭遇和即將面臨「共匪壓迫的亞洲國家，包括自由中國在內，訂立範圍較為廣泛的安全公約」，而他所主張的「軍事援助」並非要美國向**國家發動直接戰爭，而是向目前**之國家提供援助。易言之，美國可以援助他人**，如援助台灣、韓國、越南、泰國，「如此即可迅速使中國大陸上情形基本改觀」。《聯合報》，1953年7月24日。
蔣介石很清楚，缺少了美國人的保護和援助，台灣的國民黨很難生存。相比之下，與其得罪美國倒不如遠離韓國，于是，蔣介石改變了其反對和談的立場，把目光轉向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