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爭
nbsp；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說反右派斗爭「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是「那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斗爭的信號。」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反右派斗爭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雖然六、七、八三個月是運動的高峰階段，對于我來說，一直到1959年畢業前，才算結束；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畢業時帶著一個「團內留團查看一年」的處分，走上了工作崗位。
這兩年，雖然上課、實習、寫畢業論等等與學習有關的各種活動，我能夠正常參與，但是，在反右派斗爭運動中，已經成為大多數同學的對立面，只是始終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通風報信。
運動開始之初，系里以年級為單位，召開黨團員會議。唐彬主持會議，一個黨支部委員念了《人民日報》社論。社論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在黨團員會議上，唐彬板著不太光滑的、好像面對戰場上敵人一般的鐵青臉，嚴肅的、稍微有些顫抖的山東口音高聲告誡︰在我們系里，有右派言論，有敵我矛盾，要求有問題的同學要主動交代問題。同時要求同學們積極參加反右斗爭，揭右派言論。等等。
散會後，我和杞芳根據對會議的理解，找到周易，希望他爭取主動，承認錯誤，以減輕可能遭遇到的懲處。
我︰「周易！要反右了，我們剛剛開完會。」
周易︰「聞到火藥味了。」
杞芳︰「你平時說的話和右派言論能對上號的，好好想一想，主動向黨支部交代交代。」
周易看了看我們兩個，現出一絲陰冷的微笑，說了一句，「幼稚！」
很快，黨支部就把杞芳和我找去進行批評。說我們兩個與周易的談話是向資產階級右派通風報信，喪失了共青團員的革命立場，已經站到了階級敵人一邊。
其實，我們兩個的行為並沒有違背黨團員會議的精神；如果換了柳駿或昆岫，不僅不會有問題，還會受到表揚。看起來，我們兩個已經被圈到革命陣營以外去了。
杞芳對我說，「我們兩個找周易談話，只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黨支部緣何知道的如此之快！」
我︰「大概周易主動去黨支部交代問題去了？」
杞芳︰「幼稚！」他是用周易的語氣說的。
寫檢查
既然被劃過去了，交代問題是必須的！整風會我很少參加，也沒有言，沒有成套的「右派言論」。既然把你推過去，為了表現認真悔改，就得從日常胡言亂語中去搜羅能夠上綱上線的言論。寫檢查是一個不斷「提高」，內容不斷增加的過程。通過團支部大會、同學們提醒，現在能夠記得住的主要問題大概是這些︰
要的是黨團支部認定的在整風運動中逃避開會，對整風運動持消極態度；以及在反右斗爭開始之時向右派分子通風報信，喪失黨團員立場。
其次，也是要命的，是周易揭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閑扯的時候，我講了在密山（知一）南門外住五叔住過的房子，門前有一顆大柳樹，房後有一片燈籠果灌木叢……，坐四匹馬的毛子車去楊木崗外祖父家，回憶一些小時候的生活；周易說，這是「留戀舊社會」，「美化舊社會」。另一個問題是在反右斗爭之前、在宿舍和周易談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在周易滔滔不絕評說之後說的那句「看來我們是處于黑暗的歷史時期。」這被認為是很反動、十分惡毒的語言。
再次，五一節早晨在床上牢騷說的那句︰不如五一節前死去……。等等一些不負責任，不考慮影響的胡言亂語；包括那些不顧前因後果、斷章取義的、可以屬于或近于右派言論的言論。把這些言論交代出來，以表示態度老實誠懇、徹底轉變立場的決心。
寫檢查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深挖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這一部分可以沒有事實，盡可能地說得嚴重一些。不可避免地要把三爺、六舅、五叔被鎮壓，外祖父土改被斗爭等等都重復寫進去。還要檢查自己受階級敵人的感染，立場動搖。
最後，還要給自己的問題定性。當時有兩個概念︰立場問題；認識問題。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敵我矛盾，如果是後者，屬于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結論是很不好下的。自己說是認識問題，怕過不了關；自己說是立場問題，心里通不過，因為，自己知道自己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階級敵人。經過多次參加批判（其他人），看報紙，反復掂量，對于自己應該下的結論基本形成︰喪失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的階級立場。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當然，這不是最後的結論。
批判會
每一次批判會之前，都要事先寫好檢查提綱，嗣後再寫一份詳細的檢查。寫檢查對于我來說，不是難事；一個人跑到圖書館，找一個背靜的地方，盡可能別把同學們新提出的問題遺漏，上綱上線，寫的蠍虎一些，就算完成任務。
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檢查，然後傾听大家的批判言，生怕有誰再給你提出一個嚴重的、上綱上線的問題，心中實在是難以忍受。諸如分析問題的性質，挖思想根源等等務虛的言，無關痛癢，那是越多越好。譬如，師中興，已婚，是我們高中生中年齡最大的一位；有一次睡覺從上鋪跌落到地上，沒有受傷；平時很少言，在面對大是大非的反右斗爭中，不言是不行的。他從不說別人的事實言行，而總是聲色俱厲地挖根源、找危害。他批判我的時候說了一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至今記憶猶新。
盡管很多同學都和師中興一樣，每一次開批判會的時候都是說些陳詞濫調；說些開月兌的、減輕我的「罪行」的話語，我還是害怕類似小王那般的積極分子，周易那種反戈一擊、要命的揭。一次下午，在三樓一個教室開批判會。中間休息，我獨自一人，徘徊在窗下的榆樹牆邊上。我抬頭看看教學樓，頭腦中突然出現一個景象︰從四樓禮堂的窗戶跳下來……，如果摔不死……，住院？無法參加斗爭會？或者出現了什麼人力無法控制的大事件，斗爭停止？小王大聲疾呼︰「開會了！」嚇我一跳，我打了一個冷顫，下意識地拍了一下頭頂。在登上樓梯，回教室的瞬間，自己安慰自己︰一切都讓時間去決定吧！
晚飯後，我找到孫殿卿，在教學樓前散步。孫殿卿我問，「今天你們班又批誰了？」
我︰「還有誰！我唄。」
孫殿卿︰「挺著點，時間會解決一切問題的。」
我︰「所見略同，一定挺住。明天干什麼？上動物園去吧。」
孫殿卿︰「怎麼想起去動物園啦！」
我︰「它們肯定不會開我的批判會！」
孫殿卿︰「你呀！牢騷太甚防斷腸。」
我︰「是呀！風物長宜放眼量。」
談話
在整個反右派斗爭中，有兩個人分別和我談過兩次話。這大概就是拯救。
第一次，是在1957年四季度，反右派高潮後期，多次批判會之後，支部楊書記，把我找到她的宿舍，分析我的問題，提出改正錯誤的方向等等。其中，她說道，「你知道你的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嗎！周易說，他要是右派，你比右派還右派。……你呀，讓人家賣了都不知道……」自然，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
第二次，是在1959年畢業的前夕，學校團委對我的處分還沒有下來之前，小王找我談話。小王在畢業前入了黨。當時他是什麼干部，我還真的不清楚。這次談話好像沒有主題，總的看，還是圍繞政治問題，局勢問題……。說著說著，我說出了如下一番話，大意是︰歷代新建立的政權的統治者，都是企圖把統治的國家治理好，不可避免的要對敵對勢力進行鎮壓，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
這次談話之後，我和孫殿卿把談話的情況講了一遍。
孫殿卿︰「你呀，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吃一百個豆不嫌腥！談話之後有什麼動靜沒有？」
我︰「還沒有什麼征兆。難道，小王是在套我！」
孫殿卿︰「等著吧！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批判會白開了。你這個團員，還趕不上我這個白丁。」
果真如孫殿卿所說。
處分
畢業的時候，反右派斗爭基本結束。右派分子的名單已經確定。我們班定了兩個人，一個極右分子周易，周易除了平時暴露的問題，他還主動交出誰都不知道的四本偷偷寫的日記，據說，內容極其反動。另一個是部隊轉業的姓劉的同學。我和杞芳沒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就要感謝毛主席定的階級敵人的比例為「百分之五」了！我們班畢業的時候大概40人左右，只能有兩個右派分子名額。我和杞芳算是沒有戴上帽子。
大約是黨支部楊書記找我談話之後，團支部開會，處分我和杞芳。經過檢查、批判，最後，我和杞芳都是根據全體團員的提議，然後一致舉手通過的處分是︰批評（是團內處分的最輕的一級）。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地。
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快畢業了，學校團委的處分決定批下來了，我和杞芳都「改判」為「團內留團查看一年」團內最高級的處分。這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鎖。參加工作後，在新的工作單位團支部「監督」下，將近一年的時間，寫了十來份思想匯報，表示改悔，總算卸掉了「留團查看的」枷鎖。
為什麼「改判」？我分析，杞芳涉及「三大改造」等等社會問題較多，問題性質比較嚴重。至于我，大概不無與小王的那次談話無關。真的讓孫殿卿說中了。
（2010年9月15日17︰4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