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大家更多了解大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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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返校，估計只有等到下午才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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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和正義的化身－傳統史書中的大熊貓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保存著不少關于大熊貓的記載，由于分布範圍廣泛，這種被譽為國寶的動物竟有著眾多截然不同的稱謂，如貔貅、貘、貊、騶虞、白熊、花熊、竹熊、食鐵獸等等。
《玉芝堂談薈》、《懷麓堂集》、《菽園雜記》中有「龍生九子」的說法，其中第九子是貔貅，「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首」，騰雲駕霧、號令雷霆、降雨開晴，相傳有闢邪擋煞、鎮宅之威力。貔貅，貌似金蟾，披鱗，甲形如，又是戰國或漢初人的偽托，但其記載或有可信之處，所謂食鐵獸也就是大熊貓，在四川北川縣志中，食鐵獸的稱呼一直沿用到近代。
司馬相如《上林賦》極盡輔陳，漢武帝時上林苑方圓200里，放養很多禽獸，供皇帝狩獵，而被稱為貘的大熊貓始終列為前茅。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把貔和貘說成是豹一類的動物，似熊，黃色或黑色，貔產于貉國，貘產于四川。三國時吳國陸璣注《毛詩》說貔和白豹貌似虎、熊，遼人謂之「白羆」，晉代文學家郭璞也有類似的記載。
騶虞也稱騶吾，《山海經》雲「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比具，尾參與身」；《尚書大傳》雲「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獸，大不闢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淮南子雲「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西晉時，因大熊貓只吃竹子，從不傷生害命，被視做象征和平友誼的「義獸」，「騶虞幡」是息兵止戈的標志。《資冶通鑒》記載，太康元年，楚王司馬瑋與賈後合謀，殺汝南王司馬亮，其後司馬瑋又與賈後沖突，以致「內外擾亂」，賈後接受太子少傅張華的建議，遣殿中將軍王宮持「騶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听也！」眾皆釋仗而走。永寧元年，齊王司馬冏起兵，朝廷大臣群起殺趙王司馬倫的死黨孫秀等人，京師大亂，「有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起兵攻建康，梁州刺史甘卓出軍討伐，王敦曾「遣台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可見，大熊貓自那時開始，已是一種公認的祥獸和瑞獸，無論何種情況，只要「騶虞幡」出現，沖突和戰亂便會嘎然而止。
到了唐代，騶虞仍然作為吉祥的象征，受到人們的重視。唐文宗開成三年，河中節度使曾奏報發現騶虞，當時百官稱賀。文宗對工部尚書鄭悰說︰「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鄭悰回答︰「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門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文宗聞言稱善，對宰相們說道︰「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唐文宗和鄭悰以民本觀看待祥瑞，這是一種進步，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騶虞在唐代中晚期已經不很常見了。
與今天一樣，大熊貓在那個時代也承擔著轉達友誼的國際使命，據日本《皇家年鑒》記載，公元658年10月22日，唐朝女皇武則天將一對**白熊和70張皮作為國禮，送給日本天武天皇。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幽室靜養，感覺冷風颼颼，膚寒頭疼，有人送給他一個畫了大熊貓的屏風，果然有避風祛邪，驅鬼神、保吉祥的奇效。白居易十分欣喜，在屏上賦詩《貔屏贊》，以對大熊貓的贊美來表達一個和平安靜的環境對人類的重要意義，戰爭和動亂只能給人民帶來不幸和饑荒。
明人李時珍寫《本草綱目》，對貘的藥用價值專門作了研究，認為「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時有貘，頗為山居之患，亦捕以為藥」，貘皮「寢之可驅瘟 ，闢濕氣邪氣」，膏可「治癰腫，能透肌骨」，尿主治「吞銅鐵入月復者，水和服之即化為水」。
從各種記載看來，大熊貓在古代曾經分布在中原的河南，西北的甘肅南部、陝西中部，長江中游的湖南、湖北，西南的雲南、貴州，以及四川盆地東南緣和東北緣等廣袤地區。等猛獸助戰，打敗了炎帝部落。所謂「如虎如貔」，正是對勇士最盛行的贊美。西晉時，因大熊貓食竹而不害性命，被視做象征和平友誼的「義獸」，至唐代，「騶虞」仍然作為瑞物而受人重視。
根據日本皇家年鑒，早在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朝皇帝送給日本天武天皇兩只白熊和70張毛皮。這一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誕生之年，也是女皇武則天登基之年，因此天朝以厚禮賜贈鄰邦。據大熊貓專家胡錦矗考證，白熊極可能是大熊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