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杭州后，我开始实行我的计划。
和胖子制定计划的时候，我还没想明白这资料应该怎么收集，后来细想了一下，要了解闷油瓶的身世，可能需要从正规渠道入手。之前的调查说明了道上的人对他不了解，可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过考古队，组织上应该有记录。那个年代，参与这种专案都要身家清白，我或许能在长沙的老档案里寻找到线索，至少能找到他的组织关系，进而再找到一两个认识他的人，或者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于是准备往这方面入手。
不过，城市档案馆，特别是人事档案，都是保密的，老档案更是没红头文件拿不出来，这支考古队是1980年代初期组建的，还出了事情，很可能属于保密范畴，要看到没那么容易。
另外，要找档案，最好的办法是从当年派出考古队的研究所下手，到现在不过隔了二十多年，不算太长时间，应该还在。
我并不知道具体是长沙哪个研究所，不过那时候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名目，和考古有关系的研究所可能只有一个。当时他们大部分都是学生，那么很有可能又是大学里的单位，应该不难查证。
几番查找，果然如我所想，确实有一个老研究所的情况和我想的一样，现在已经被合并了，旧址就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校园里。
那大学即将搬迁，我和王盟过去的时候，外面一溜全是大大的拆字，地皮估计已经卖给了房地产公司。要是再晚几个月来，可能只会看到一片平地。
这就算是有了线索，研究所合并，档案可能合并到新的研究所里去了，也有很大的可能还留在旧大学的档案室。机关单位我很了解，我不是很相信二十多年前的档案还会有人上心。
不过这事儿不好打听，我托了关系，在三叔的老关系里绕了几个弯儿，找到一个在研究所里工作的人，那主儿姓杜，名字很有意思，叫鹃山，送了两条中华烟，问明情况，他就说办公都换地方了，但档案仍在学校里，研究所和大学还有裙带关系，他们很多人都是大学里的讲师，我要想看，他可以带我进去，除了门口不方便，里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可老档案很难查，叫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闲话不多说，那一晚我就去了。
这大学的老楼看得出来是以前的医院改的，档案室在大礼堂的地下一楼，有百来平方米，简直是个仓库，没费什么工夫，我和杜鹃山顺着低矮狭窄的楼道下去，下面灯都没有，一片漆黑，用手电筒一照，全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架子，上面都是牛皮纸包的档案袋，厚的薄的，完整的破的，横放的竖放的，大部分上面都有一层灰，闻起来有一股纸头受潮的味道。
杜鹃山告诉我，经常用的1995年之后的档案已经全部搬走，剩下的都是长年累月不会动的，估计到要销毁的时候也没人会翻。
我看着这情形，感觉阴森森的。不过这也正好，八月的长沙气温颇高，晚上会感觉凉爽些，加上这一阴，凉丝丝的很舒服。我咬着手电筒，扇着扇子，在一个个老木头架子前面细细翻找。
说起来，我知道清华大学有一个图书管理系，当时还感觉奇怪，图书管理还有什么好学的？看到这档案室的规模，我才明白，能管理这些东西的人，那也叫天才，看这些书架，普通人肯定眼睛发黑，这还只是一个研究所的单位档案室，要是国家档案馆，上兆的量，得多少人去处理才能玩得转？
杜鹃山怕我闯祸害他，一直在边上看着，帮我一起找，并问我一些细节问题，好帮忙过滤。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中国的档案制度很完善，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只要档案还在，肯定能找出来，。可惜我现在好比无头苍蝇，只知道大概的年份，连那考古队的编号都不知道，只能每一份都翻翻。
找了半天，一无所获。我的想法是按照年份找，这里所有的档案都按照年份按类排序，那么只要在1980年到1985年间寻找到相像的考察档案，就能从里面得到参加者的讯息。长沙地处楚地，虽然考古活动相对较多，但绝对数量也没有多少，一个架子就摆满了。不想翻完五年间的档案，没有在其中看到任何和西沙考古有关的文件袋。
我心说奇怪，问杜鹃山，其他地方还有吗？
他摇头，说这里没了那基本上就是真没有，除非，这档案在机密档案室里，那就不放在这个地方了。再不然，就是被特别销毁了。
我心说也不太可能，这考古就算是什么机密，也没有机密到那种地步的道理。
他安慰我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也许像你说的，那考古队之后失踪了，算是大事，为了保密，就把档案处理掉了。
我们把档案袋摆整齐，心中很有些郁闷，不过也早预料到事情没有这么容易。
悻悻的走出档案室，一边为我白花了两条烟可惜，一边想接下去怎么办。如果这条路也行不通，那真的如闷油瓶所说，他完全是一个和这个世界没有交集的人。
这时候，我忽然看到面前的楼梯间，还有继续往下走的楼梯，似乎这档案馆地下还有一层。楼梯口有一道铁门，上面锁着一条很粗的生锈铁链，门边上还贴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封条。
“这下面是什么地方？”我问道。
“这是一九五〇年代以前的档案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怕造反派滋事，就锁住了，几十年都没人开过这门了。”
“真的吗？”我拿手电筒去照，清晰地照见铁锈的锁链已经被人剪断，只是挂在上面装装样子。如果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