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调回老家南通，在个人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但他很低调，甚至是灰不溜丢的。沈阿根同汪成一道离厂回上海，他是正式退休回去，告别三线。
人们看电影去了，放映《冰山上的来客》和《雾都孤儿》。晚上，单身区很安静。算是给汪成和沈阿根饯行，在沈阿根的房间里喝了一台酒；只有李力康、严新、金元庆、汪向东、吴阳等少数几个人参加。
“不要灰溜溜的，也算是工作需要嘛，光明磊落地回去，有啥啦？”李厂长宽慰汪成。
“我也算对得起东山厂，”汪成苦笑说，“按文人的说法，叫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我的使命完成了。”
“这么多人付出代价，这么大的国家投入，工厂建设起来了又挥不了作用，真是开历史的大玩笑嘛。”
上海男人都做得一手好菜，但下酒菜主要是在大食堂买的，金元庆在煤油炉子上烧了两钵汤。
“毛老头子说，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三线建设。”李力康沉痛又不满，“而他损失的是稿费，上百万人损失了青春和家庭啊。”
“过了十三年吞土皮的日子，也差不多了。”沈阿根宽慰汪成说，“对得起**和毛老头子了。唉，回去过晚年吧，老太婆还躺在病床上呐！”
“**永远睡着了，我们这么大一批人却睡不好觉。”金元庆牢骚。
“十三年，是啊。”汪成感慨道，“我真***十三点！”
沈阿根把三瓶酒摆上小方桌，有特曲酒、流杯酒、广柑酒。
“我真他妈地十三点！”汪成还在愤愤不平。“我完全可以带了儿子一道回去地。想想还是算了。这么大一批支内职工在这儿受苦。我得为自己说过地那些豪言壮语付出代价。”他嘬了一大口酒。继续说。“还是那句话。因为三线建设。我断送了一个女儿哪。就算是当人质。儿子、女儿地份量也够了嘛！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不理解。”
“你是支内职工最近地领导。他们不盯你盯谁嘛？三线建设这么大地事情。你汪成算老几呀？”
“一切都被国家计划安排了。个人微不足道哦。”
“理解。只是心理上有疙瘩。大家慢慢也会习惯地。”
“唉。这吞土皮地日子也过惯了。”
“土皮和鸦片只能暂时麻醉人。总会有清醒地时候嘛。清醒下来就难受了。”
“想想进来的支内职工，伤的、病的、死的、坐监的、妻离子散的都有。大家背井离乡，弄得灰心丧气，过得灰头土脸。”汪成形容黯然，他哽咽着说，“想想十三年来，我只是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王永基。王永基和夏薇老两口儿，我对不起他们，家破人亡啊！他们又那么无辜。”
又是“王永基”和“夏薇”，吴阳心动了一下，听他们回忆往事……
军代表和军宣队进厂了。
东山机械厂是**的县团级单位，汪成也是**的县团级干部，但汪成已经靠边站了。
解放军**思想宣传队队长、东山机械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蔡子强，仅仅是个连级干部。对此，许多人心头犯嘀咕，汪成的思想上也纠了个疙瘩，但嘴巴啥也没说。
东山机械厂干部大会上，由万山地区军工组组长刘洋、副组长江峰，宣布了军代表及军宣队入驻、东山机械厂实行军事管制，以及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任命等事项。
江峰耽心汪成的情绪，临走前特意在私秘处叮嘱了他几句：“记住自己的使命，你是来搞军工建设的，要顾全这个大局。军管，现在全国都是这个形势。我们这里是由地区军分区派军队干部到企业任一把手，看今后的形势怎么走。军工组组长刘洋，是万山地区军分区的第二政委。现在到处都要军管，哪来那么多的县团级军人？你们这里除了蔡子强是连级以外，另外两个军代表，王代表和吴代表也只是个排级。但你一定要与他们处好关系。搞军工你是内行，但不要瞧不起人家，他们搞政治工作还是有一套的。”
汪成也是军人出身，算是老革命了。听组织的话，服从组织安排，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真诚地表示，一定配合好蔡主任的工作，请江峰放心。
因为靠边站，革委会副主任的衔头都没得，汪成只有一个尚未免职的基建指挥长职务。
生产大楼顶层的“四楼会议室”刚刚启用，里面只是临时摆了一些红漆木条桌和木条凳。正面雪白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大幅红纸黄字的**语录——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汪成和副指挥长许文根，领着三个军代表在厂区和基建工地转了一大圈，大家又气喘吁吁地回到会议室，准备已经通知的中层干部会议。李玉堂、孙春根、郭风、张万通、王有富以及各车间的主任、支部书记等等，都66续续进了会议室。
李玉堂主持会议。照例，先学习《**语录》中的“老三段”：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郭风介绍了工厂的基本情况以后继续说：
“从六六年开始到现在，近三年的时间，工厂的主要任务是搞基建，建筑和安装。但去年的任务完成得最差。全国各地搞武斗，秩序都乱了，生产也不正常，造成了我们这里的半停工、半停建。去年的建筑安装计划，只完成了部里要求的百分之四十，其中设备到位及安装率只有百分之四。我们向设备配套协作厂订的设备，大部分没有如期交货，甚至安装人员现场都没来看一下……”
北边响起了雷声，山风飒飒，天色也暗了下来。
蔡子强听得有些皱眉头。他打断郭风的话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革命就得付出代价。所以，不能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要看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武斗要制止，正常秩序要恢复。军宣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和促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或者说，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要分清主次和轻重。《马钢宪法》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企业路线，其要害就是‘技术挂帅、生产第一’，搞资本主义经营。而《鞍钢宪法》所确定的五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这些是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定要注意方向嘛。”
见大家都不说话，蔡子强问：“上海来的职工心态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
蒋心中接着说：“生产准备上的问题和基建上的情况前面已经说了。现在生活上的困难也不少。部份职工和家庭还挤住在公社的干打垒房子里面，单身汉可以坚持，一家两代三代人的就麻烦啦……工厂的食堂一直没有定下来，老是换地方，搞临时伙房，职工们感到很不方便……”
吴代表见大家老是谈论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就不耐烦地插话：“**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嘛。再艰苦，也没得修‘红旗渠’艰苦吧。人家林县人民披荆斩棘，截河流、劈太行，修成了七百多公里的总干渠。我们这点困难算个啥呢？大寨经验不是说，‘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吗？不要一事当前先考虑生活嘛。”
“就是嘛，难道工人还不如农民？”王代表补充道。
张万通忍不住想泄，但还是憋住了，忿忿然。
孙春根不服气地说：“我们不是来学大寨的，我们是在搞工业，搞国防工业。搞工业就要讲‘工业学大庆’，大庆经验不是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吗？创造条件，是上的基础嘛。”
大家一时说不到一块儿，蔡子强想一锤定音：“公家的事、政治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生活上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嘛。看来，我们这儿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差哟，政治挂不了帅，这大概是三线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要跟上全国的形势，按上头的部署来干。”
汪成小心地插话：“我们只有部里下达的基建计划、建筑安装计划、和生产协作计划，其它的好像没什么部署。”
“山沟里头闭塞，分明是掉队了嘛，革委会也成立晚了一些，政治上的工作就慢了几步。三线企业，不光是部里头在领导，g机部是管业务方面的工作，政治上还要接受地方上的领导嘛。我们实行军事管制，是形势的需要，当前的要任务，是要政治挂帅，把革命切实抓起来，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蔡子强的眼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有些怯场，他结结巴巴地继续说，“必须跟上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立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要求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
那天下午突然下雷阵雨，铺天盖地的风雨挟着雷电在山沟里扫荡。大家心理僵持的时候，一团淡红色火球从北边的窗子飘进会议室，静静的又触目惊心，迸闪着黄色、绿色、紫色的火星。大家吓得不敢动弹，眼睁睁看着雷火球从会议桌底下钻过，冒起来又从南边窗子飘出。空气顿时显得格外清新，还有一丝异味儿……所有的人大开眼界，又目瞪口呆。
惊魂未定，汪成犯迷糊了。会后，他把蔡子强拉到自己的办公室，想把精神吃透，也想说明一些情况。“蔡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怎么弄？现在工厂主要三类人，一是老厂来的支内职工，老厂也搞‘清队’，好多人是过了筛子的。支内的政策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坏人来不了。二是从学校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楚、政治上要求进步，基本上是红卫兵或造反派出身。搞过政审，国家安排来的。三是从部队来的退伍军人，原来与你们的身份一样，能有啥问题？”
“不要过早下结论罗，先要运动起来，才能现问题。**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中国七、八亿人，不斗行吗？清理阶级队伍要刮红色台风……通过宣布政策，先动群众检举揭。还要查职工个人档案，从档案材料中找问题。老汪，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大局，你不要犯糊涂哦。”
蔡子强说完，对汪成指了指墙壁上贴着的一排标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思想伟大红旗。”
经过一段时间的模底，蔡子强自认为情况基本清楚了，有些问题出乎他的预料。于是，他又找汪成谈了一次心。
军代表们总感觉到，支内职工中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毛病，别别扭扭的；有家庭出身或成份问题，国民党时期的问题，海外关系问题，社会关系问题，还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等等。而一些根正苗红的工人，也不利索，如生理缺陷。你看那个王阿兴，成天像挨批斗似的，矮小又驼背，据说是得什么病抽脊髓落下的后遗症，说话也讷讷不清，像个愚人。还有胡云坤，满脸的黑皮肉疙瘩，龇牙咧嘴，笑起来像一只猿……总之，眼不顺，心也不顺。这批人是不是老厂甩出来的包袱哦？
汪成一口否定，不但不是包袱，还是业务技术骨干，否则老厂不会送到三线重要岗位。下一步，生产运转起来，每个人的份量和作用就会体现出来，一切就清楚了。汪成还说，江东造船厂卧虎藏龙，沉淀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而这些人看上去多多少少又有一些刺头、棱角或缺陷，也就是不顺眼。人嘛，常常是好看的不好用，好用的又不好看。就说胡云坤嘛，那可是响当当的电工啊，工资九十几，因为技术好嘛。在老厂也是当王牌用的，可不要被他那一脸的黑皮肉疙瘩给麻痹了。还有那个王阿兴，也只是体力和动作协调性差一些，智力并不差；一手好字，批判文章写得不错呢。再说，三线建设是山沟里的事业，是里子工程，不是面子工程；要讲内容，讲实惠，讲质量嘛，所以，选人就立足于好用。这些意思，军代表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还是半信半疑，总是不太放心……
山沟里破天荒响起了军号，似乎一切都军事化了。起床号，上班号，下班号，集结号，煞是闹热。整条山沟里，从最里头的机加工车间，到最外面的家属区，马路拐弯的水泥电杆上，都安置了号筒式大喇叭，共有九只。军号声、歌声、朗读声、电台声，波及十数里，在大片沟谷间回荡。
老百姓也感到新奇，军工厂开始吹军号了！从此，他们也有了时间概念。一些生产队长，就利用工厂的军号声，来安排社员的作息。
生产车间改为了连队，原一二三车间改为生产一连二连三连，正在筹办的制氧站编为生产四连。车间主任叫连长，支部书记叫指导员。地方人武部在工厂组建了“**民兵营”，基干民兵经常参加军训，早晨还要出操跑步……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牌子挂出来了，地点就在生产大楼的四楼会议室。因为紧挨着汪成的办公室，心头堵又添乱，他干脆不怎么进办公室了，成天泡在工地或车间。
为了审查老干部，军宣队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先，汪成就有假党员嫌疑……郝长贵，三清团员，平津战役时投诚过来的。打不赢了，不投诚不得行嘛……杨维根，跟国民党去过台湾，作为**机要通讯员又派回大6搞情报。他一回大6，马上跑到福建军管会投降了。明明就是投机革命嘛……裘家兴，原国民党敌报队队员，虽然后来投诚了，破坏过党组织的嫌疑还在……而正宗纯洁的老革命只有吴兴海，他是从‘红小鬼’开始的……
经过宣传动，检举揭，档案审查，共有二十多人被挖出来进了学习班。其中支内职工果然占了大多数。
王有富变成大红人，头高了，眉翘了。
办事组的副组长严新和露冰灵夫妻俩，最开始是被六号楼的邻居揭的。因为他俩在家里经常用俄语对话，叽里咕噜的令人犯疑。后来军代表调阅他们的档案，果然疑窦丛生：严新，露冰灵，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东造船厂技术科工作。五五年共赴苏联威顿造船厂进修一年。五六年回江东造船厂以后，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严新还是苏联专家组的副组长。苏联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与中国人民为敌，甚至兵戎相见，你们是不是苏修的特务？如果不是，为什么现在还用俄语说话？念念不忘苏修主子，什么居心？
工人，本来并不是文革和“清队”的目标，但是有一句“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于是，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嫌疑或斗争对象。江东造船厂早年是英国人创办的，遗留到建国后的老工人不少。后来，作为技术骨干支内的也大有人在。其中，解放前的老工人肖立刚和王永基的问题更加突出。他们本人不但领取百多元的保留工资，而且肖立刚的老婆杨秀兰、王永基的老婆夏薇，居然还是旧上海的妓女。即便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也算“资产阶级残渣余孽”。然而，工人是受压迫的阶级，又能怎么样呢？稍后，他们身上的焦点不再是国民党问题，而是妓女问题了。在那个道貌岸然的年代里，黄色故事能够激动人们潜藏的性心理。
肖立刚和王永基，因为技术方面的权威，在支内职工中是有影响的。他们家庭里的一些往事和逸闻，个人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但军宣队也了解到了，显然是支内职工中出了“叛徒”。大家嘴巴上不说，心头都想到了王有富：“伊个烂污泥底牌”……
对此，汪成也愤愤不平。这不是把痊愈的旧伤**活撕开，再往上面洒盐吗！
汪成耽心蔡子强和军宣队的人资历浅，不了解党的历史和建国前后上海的实际情况，就耐心介绍当初**在上海的政策，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收容妓女的教育改造方针。诸如“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之类，采取了“治病救人”且“负责到底”的原则。旧上海的妓女也是受苦人，是阶级姐妹，帮助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她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不能另眼相看。
汪成还给军代表们讲了一个史实：五十年代初，政府给旧上海遗留下来的最后一批七千多妓女治性病，必须使用的有效药物盘尼西林国内没有能力生产，全靠进口，价格十分昂贵，而朝鲜战场上的自愿军伤病员也急需。陈毅市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所，自愿军战士另想办法。”并态度坚决地说：“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我们党一直是把妓女当成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来帮助教育和挽救的。
这个史实讲了比不讲还糟。军宣队的人听了拍案而起：陈毅，资产阶级大军阀，**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黑干将。居然不顾自愿军的死活，去关心妓女，这笔账早就该算了……
考虑到汪成的身份和工作关系，蔡子强把他拉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他看了一份上面印到全国的“清队”运动学习文件，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军宣队总结的经验：《认真落实**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推广“群众办案”、“群众专政”经验，全厂审查了九百多名老工人，其中二百多得到定案处理……汪成知道，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最高统帅”搞的样板。**，在汪成心头重如泰山，他顿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一时间真的以为是自己糊涂了。
“是的，她们原来是旧上海的妓女，”肖立刚和王永基在学习班里向军代表解释，“我们是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去认领和接纳她们的，甚至还是党组织派人去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把她们接出来的。我们听党的话，相信党，投身到政府的改造运动，现在**不能翻云覆雨啊。”
杨秀兰和夏薇的哭声更是撕心裂肺，令人唏嘘：“天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你们又要把我们变回去当鬼呀！”……
当时，有个“最高指示”，叫“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为了跟上形势，古家场就冒出来一个“群众专政指挥部”。按照最高统帅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但是，穷山沟里的古家场，说不上啥子政治种群，又有几个够格的专政对象呢？最多就是一些孱弱的教师和已经沦为赤贫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就用“现行反革命”这只筐来装，各种嫌疑人和异己者都可以装进去，穷人整穷人，穷凶演极恶。“文化大革命”，在这儿却没得文化含量。
穷乡僻壤里整起人来，往往比大城市还要野蛮。相比之下，东山机械厂的搞法，就要宽容、文明一些。运动才开始，基本上是“文斗”，没有“武斗”。然而，对于知识分子和大城市来的人，这种“文斗”也够武火的了。
这天正好逢场，“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公审大会，赶集的人们大都被吸引了。戏楼台子上坐着公审大会的组织者，两根立柱上各挂了一只高音喇叭。台下，十多个“反”字号人物面对观众一字排开，每人脖子上挂了一只用细铁丝栓着的大粪桶，粪桶里盛满了粪水，他们只是陪绑而已。在他们前排，四个被五花大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跪在碎瓦片和瓷碗渣上，每人颈插斩标；他们的脖子圈和脸庞被绳索捆勒成紫茄子色，暴凸的眼球布满了血丝，眼光含冤含恨，还有垂死的怯懦……
曾经感叹这里民风淳朴的上海人，这回是目呆口咂、摇头晃脑了。
为了让东山厂“清队学习班”的学员受到教育和触动，军宣队组织他们到了公审大会现场来观摩。王有富领了一伙人，右臂上戴着红袖套，颐指气使，又趾高气扬，他们像赶牛羊似的在人群里吆喝。由于杨秀兰和夏薇是证据确凿的旧妓女，所以二人被剃了“阴阳头”，脑袋上露了半边因根而青又泛白的头皮。
学员们面对着“现行反革命”分子，低着头大气也不出，还被责令要抬起头来，更多的却是侧目而视。
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嘶声刺耳的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歌声像是在喊口号，把戏楼坝子上人声鼎沸的气氛，渲染得更加燥辣。
公审大会先宣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告中的一段话：“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也算师出有名……
在一阵阵呼应起伏、喊打喊杀的口号声中，四个跪在地上瑟瑟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四个“贫农”用铁锤同时砸开了脑袋，一个个闷声倒地，白的脑浆、红的热血向四处溅落……
刽子手心虚又迷信，他们把死者的破鞋扯下来甩得远远的，怕那些冤魂跑回来索命。
四颗鲜活的头颅，在自己眼前瞬间被砸碎，后排的十多个陪绑者，早已腿脚软、精神崩溃了。狂燥的革命群众呼叫着，一边往他们脖子上悬挂着的粪桶里扔石块，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实在是挂不住了，撑不起也站不稳了，不由自主就跪了下去。已经麻痹得近于死亡的脑袋，软弱地搭在粪桶的边沿上，又被无情地按进了粪汁里……
当夜，这一片山沟恢复了平静。王永基和夏薇夫妻俩服安眠药自杀了，他俩因大剂量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而致死。直到第二天中午人们才现，他俩安静地躺在自家的床上。
王永基和夏薇的死，最开始并没有在东山厂职工中产生太大的震动。夏薇当过妓女是事实，只怨她自己运气不好，倒霉在自己的历史问题上。谁也不敢多说个啥，独特的心理活动也是大逆不道的，恻隐的情思也只能萌动于被政治空气熏得麻木的心底。
然而，王永基和夏薇的死，却激怒了一个人，那就是沈阿根。建国以后，王永基一直同他一道工作，他了解王永基和夏薇的历史，老两口没有任何过错，竟然不明不白地亡命异乡。
他先是劈头盖脸把汪成骂了一顿，骂他这个领头人当得窝囊，没有照顾好上海来的这帮兄弟姐妹。**领导下的朗朗晴天，竟有屈死的冤鬼。
汪成没有辩解，忙不迭地认错，自己确实没有尽到保护之责。不但一批人受到冲击，还死了人。大家背井离乡，老里老远来到这山沟里参加军工建设，事业刚刚开始，就伤了锐气。
沈阿根旋又风风火火冲进军宣队的办公室，气冲牛斗，大义凛然。许文根和李玉堂也只有好言安抚，不敢怠慢。军代表们晓得这个沈师父大有来头，他的档案还在江东造船厂，虽不详知底细，他们也不便正面冲撞。
“反革命？哪有那么多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你们认得出来吗？老厂好不容易动员这批骨干进川，这是**的战略部署嘛，谁愿意到这么贫困的山沟里来受你们的折磨？审查，只有你们会审查？不相信我们老厂吗？江东厂也有军管会，也有军宣队，那都是**的师团职干部。你们才当了几天的军人？就这么耀武扬威……你们见过上海吗？你们了不了解这批人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据说还有‘苏修特务’？你们见到过苏联人没有？凭空瞎嚷嚷。江东造船厂苏联专家是不少，与苏联专家接触的中国人那么多，**和党中央安排的嘛，为了我们的海军事业。难道**也是苏修特务？不要认为苏联变修了，过去的一切都错了，不是。**讲过：‘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还讲过：‘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
听到这儿，吴代表默默地翻找红皮《**语录》，想证实沈阿根的真伪。
“你不要翻书，那上面没有。你回去找你们的司令员和政委，查看六二年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那上面说的比我记得的还多。”
军人重视级别和资历，蔡子强见沈阿根这架势，晓得遇到了老革命。他殷勤地给他的杯子里参了些开水，和善地说：“您老讲的情况，我们会给司令员和政委汇报，也会给地区军工组汇报。不过，王永基和夏薇的死，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没有动手打过人，我厂的‘清队’才刚刚开始。”
沈阿根眼珠子一瞪：“胡扯！给一个女人剃阴阳头，比打人还狠毒。”
然而，沈阿根很清楚，现在哪儿不是这样呢？老厂其实也一样。连共和国的主席都打倒了，他的老领导粟裕和陈毅不是也受到冲击吗？下面这些小喽罗算个啥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多少底气，不过是一个弱者的外强中干，凭一腔热血和一张老脸，义愤罢了。说到兴头上，顿然无话可说了，他喉头哽，摆摆手，又摇摇头，颓然离开了办公室……
地方军分区的军代表只干了一年多就撤了，又由海军派来的军代表接任。革委会主任后来由李力康担任。海军军代表就要开明多了，他们虽然也是来搞军管的，但他们重视生产和业务，在督促“39”舰艇车叶生产的同时，还大力保护老干部。军代表授意一批正直的工人成立了专政大军，与王有富的造反派顶牛。后来，汪成就解放出来了。军事管制，到一九七二年才结束，造成破坏性的主要是头一年……
“‘吞土皮’啥意思？”吴阳小心翼翼地问。
沉默一会儿，李力康呷一口广柑酒，慢慢悠悠地说：“从过好日子降为过清贫的生活，旧上海就叫‘吞土皮’。”
“土皮就是旧上海烟土的外壳，像锅粑一样的东西，本来是无用的弃物，小烟店就将土皮收起来，包装以后卖给瘪三老烟枪吃，一样抵瘾。”沈阿根说，“吞土皮是不得已而为之，有鸦片抽的人，谁也不会去吞土皮。”
“弄得山穷水尽，到了落难的时候，无可奈何，只好过吞土皮的日子呦！”严新黯然地叹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