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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正月，华北平原相对还比较平静，但在传统节日喜庆的背后，义和拳的潜流仍旧沿着大平原上的驿道和水路在向北继续传播。
直隶中部任丘县的鄚州镇位于是直隶中部地区前往天津的交通枢纽所在，从这里沿着大清河可以直通天津，因而这里举行集市和庙会的时候，各地客商云集，几里长的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川流不息，热闹非凡。春节后的集市和庙会也吸引了南边来的拳师到这里活动，因为附近的村子也陆续开了拳场，并有攻击教民的行为。
任丘知县在得知拳民们的活动后，便亲自来到鄚州镇劝谕，但他的权威显然不够，拳民不为所动。后来，河间知府王守堏亲自前去安抚，但拳民反将数名官吏打伤，并捣毁了知府等人坐的轿子。王知府等人狼狈的逃回了任丘县衙，当他将此事上报的时候反被上司斥责，于是义和拳随后便急速扩大。
二月十二日，王守堏和任丘知县再次微服前往拳民汇集的梁召镇劝行禁止，但饱读儒家学问的王知府看到拳民们怪异的表演后，便怒气冲冲的冲上去将义和拳的神牌全部捣毁在地。
知府大人的行为立刻激起了拳民的愤怒，一个年轻的拳民挥刀向知府砍去，所幸他身边的一个护卫上前保护－－－结果被砍死了。知府等人逃窜到附近一家教堂，在告知身份后进入避难，一直等到马队赶到才月兑险。五日后，梅东益的部队赶到这里，命当地绅士在三天之内劝谕拳民解散，不然就要镇压，但在解散途中，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结果梅东益手下范天贵的马队赶到进行剿杀，这里的骚乱才告一段落。
任丘县的事件可以看出，义和拳在直隶南部被平息后，但仍旧能依靠降神附体的形式再次复制并产生拳民首领，其扩散的路线是逐渐北移。在“拳民依然执迷不悟，习者益多，兵少难填”的情况下，当地的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谓是陷入了劝谕无效、禁止又禁止不了的窘境。换句话说，一旦地方上出现这种民众自发并且带有暴力性的群体性活动，当地的局势便会很快失控，而依靠梅东益这些少量的部队进行“救火队”式的四处灭火，终究是断绝不了义和拳的传播，随后发生的“清苑事件”和“涞水事件”便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清廷在1900年上半年“剿抚两难”的困境所在。
1900年后，义和拳的风潮也逐渐波及了保定及其附近地区，各种反教的揭帖贴满城内外，并有拳民聚集。位于保定府南侧的清苑县有个规模较大的东闾教堂，是当地教会的堂口，当时也出现了揭帖并存在潜在的危险，法国公使毕盛还曾亲自过问此事。当年4月，在东闾教堂西侧十里处的张登镇上，教民和拳民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教民问一个拳民索要工钱－－－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都互有死伤，结果附近的教民们纷纷躲到了东闾教堂去避难，最终引发了拳民和教民长达数月的攻防战，死亡人数有近两千人，这个战斗直到八国联军从北京赶来救援才算结束。
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攻防战结束后，为了逃避报复，那些参与攻打教堂的拳民们随后便要求入教，洗心革面，悔悟以往的行为，他们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教民，和当年教会吸收白莲教有异曲同工之妙。
类似的事件，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也曾发生过。在遭到热兵器的致命打击后，各处拳坛在联军入城前迅速拔旗拆棚，踪迹全无。非北京籍的义和拳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拳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拳民们都不见了。
令人震惊的是，极端的排外转向极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变为城破后的执旗者，中间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钧老祖”的拳民后来转化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至于“涞水事件”，则相对要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是当地民教之间的积怨而引发的一场大事件。涞水县位于保定以北约一百里，再往北的话，这里离涿州乃至北京已经没有多少路程了。当时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在同治十三年的时候，村子里有六户人家信仰一种名叫**的异端宗教，让阎老福很反感，于是他便向知县控告了这些人，结果那六户人家受到惩罚，于是后来他们便加入了天主教寻求保护。
阎老福是村里各种活动如迎神赛会的组织者，在他向那些教民收取会费的时候，遭到他们的拒绝，双方打起官司，结果阎老福败诉，让他既费了钱，又丢了面子，双方的矛盾越结越深。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因为戏棚搭建在村里十字路口，而当时教民张才住在旁边，他认为异端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了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礼拜所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尽管阎老福在当地还有些势力，他的儿子阎肇修还是个生员，但由于传教士干涉词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再遭败绩，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向传教士磕头赔礼。这个结果导致教会势力迅速壮大，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便有二十几户人家加入了天主教。
蒙受了屈辱的阎老福决意报复，而这时正好义和拳开始传播到这里，于是阎老福便邀请了其他村的大师兄来这里开设拳场，而他的儿子阎肇修成为了这一带的拳民首领。尽管在4月底阎肇修曾因为练拳的事而被知县祝芾拘捕，但被释放后仍旧在继续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也察觉到危险的来临，于是也购买火枪准备自卫。
5月上旬，阎肇修向临近的定兴等县等地的义和拳发帖子，约集他们在5月12日进攻高洛村教堂。这个消息很快便传播了开来，11日晚上，便有成群结伙的拳民们接二连三的从定兴县城穿过，直指高洛村，跟在后面看热闹的人也络绎不绝。到12日，拳民们在高洛村聚集了，涞水县知县祝芾闻讯后急忙带着四个衙役赶来劝说，但反被拳民们扣下，最后在当地士绅的跪求下，祝芾才得以月兑身回到县城。
当天下午，拳民们便开始展开攻击，他们使用投掷装有火ya的砂锅来烧毁教堂和教民的家，这种方式被称作是“砂锅罩”。在当天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当晚夜半时分，一伙伙手里拿着沾有血污的武器的拳民们在月光下穿过定兴县城，他们都是从北边的高洛村回来。
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开，附近各县的教民纷纷外逃避难。村里的人都和教民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就连定兴县的知县也只能让教民暂时离开自己的家，于是拳民们又将仓巨村的十几户无人的教民房屋烧毁，参与这次行动的还有“红灯罩”的姑娘们，拳民们都称这是“天火自烧”。此时，当地局势已经陷入失控状态。
直到5月14日，涞水知县祝芾与一名哨官来到高洛村，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尸体，但也不敢细搜，因为他们感觉到义和拳仍在潜伏。直到第二天，祝芾汇集了从保定来的兵力，然后再次前往高洛村逮捕了七名拳民并发现了多具教民尸体。16日，祝芾听说又有拳民在高洛村聚集，于是他们再次出动并逮捕了九名拳民，其中一名是定兴县某拳场的大师兄。除此之外，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
就在16日这一天，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领部队赶到涞水县，于是祝芾和他们再一次前往高洛村，又逮捕了十几名拳民。当他们准备回到涞水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遭到拳民们的伏击，有两三百拳民将他们包围，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同伙。杨福同的军队随即开枪，义和拳的神法无效，只好丢下被打死的同伴各自逃生。就在这一天，有二十多名被逮捕的拳民随即被正法。
5月20日，涞水县石亭驿的马夫报告说那里聚集了分队拳民，于是21日杨福同再次率兵前往镇压，在交战中击毙拳民多名并抓获了其中的首领。当晚，杨福同留下三十名骑兵驻守，随后便回到了涞水县城。杨福同连续与拳民们交战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地区，当天晚上便有拳民们从临近的各地赶来，从房山、涿州一带便来了上千人。拳民们聚集起来，准备攻打涞水县城，夺回那些被逮捕的拳民。
5月22日，杨福同因为大意，他只率领了三十名骑兵和四十名步兵从涞水县城出发，前往石亭镇。在石亭镇的附近，杨福同等人遭到至少超过他们二十倍的义和拳攻击，很快便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虽然这次交战有五十六十名拳民被打死，但杨福同和两名士兵被打死，其他人败退而去。这便是当时震惊了整个北京的“涞水戕官事件”。
杨福同的被杀是清廷剿抚两难、政策左右反复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朝廷里，关于剿与抚的争议仍在继续，而由于在朝廷中zhan有重要地位的荣禄在此期间称病不上朝，使得刚毅、载漪等人基本把持了当时的朝政，这些人在仇外的情绪下倾向于将义和拳看作是义民，但对地方上局势难以控制的复杂性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义和拳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空隙，等到祸起肘腋的时候，那已经是悔之晚矣。
清廷的政策导致直隶总督裕禄在此问题上也是暧ei不明，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直隶的政治形态，当时直隶总督裕禄驻于天津，对义和拳的事件并不积极，而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则驻扎于开平；这样，当时处理义和拳问题的任务主要由保定的两位官员，即直隶布政使廷杰和直隶按察使廷雍来负责。
遗憾的是，廷杰和廷雍两人意见不和，廷杰主剿，而廷雍主抚，这样处理当时的事件便成了“四处救火”的模式，哪里出事就去哪里，当随着义和拳势力的不断扩大，那些用于救火的兵力开始不敷使用，杨福同以少量兵力前去对付数量众多的义和拳显然是军事上的失策。在义和拳蜂起的情况下，那些县一级的行政力量和他们少得可怜的武力在众多的拳民面前根本就微不足道，当地方官与地上士绅在劝谕无效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基本已经陷于瘫痪状态。
在石亭镇之战后，一股来自涿州的义和拳在5月24日经涿州城前往石亭镇的途中，他们涌到衙门向知州龚荫培强借钱二十贯，知州大人无力抗拒，声名扫地。第二天，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这是一支用现代火器武装起来的军队，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军事任务让杨慕时很是为难，由此他也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
杨慕时在到达高碑店后，派人到涿州一带张贴布告称:“直隶一省，大兵已有十万，坚甲利兵，士饱马肥，即有神道，断非大军之敌”。聂士成在布告中答应，如果拳民肯“自行解散，各保身家”的话，除了杀害杨福同的人和拳首外，其他人等一概不予追究，“如仍横肆抗拒，本统领惟以杀伐从事，并禀请飞调直隶各军，四面兜剿，则尔等无逃命矣！”
可惜的是，杨慕时的威胁利诱并没有起到作用。在此情况下，聚集在涞水县的义和拳越来越多，达到数千人之多。5月27日，义和拳烧毁了涿州的木制铁路桥和高碑店及长辛店的火车站，并进占了涿州。不过，拳民们并没有驱逐或杀害涿州的官员们，只不过对局势失控负有责任的知州龚荫培自己选择了半死不活的绝食进行抗议。
5月28日，数千团民沿铁路线向北进发，他们一边拆铁道，一边砍断电线杆，遇到车站及料厂则加以焚烧，就连慈禧太后专用的龙车也难逃厄运。当天，长辛店、卢沟桥一带的铁轨和车站均遭破坏。继而，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一带的桥梁、车站及车辆也被焚烧，从省城保定向北开出的火车到高碑店后，无路可去，只能退回。
义和拳占领涿州，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想以此为据点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对于这支拥有现代火器的部队，拳民们还是心存畏惧的，他们在同杨福同的军队交战时已经领略到其威力。事实上，在义和拳在拆毁铁轨、毁坏桥梁的时候曾遭到杨慕时部的制止，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拳民死伤十余人。到5月31日的时候，聚集在涿州的义和拳已经达到两到三万人，他们将涿州各城门控制住并稽核出入，与杨慕时的军队对峙。
据当时一个路过涿州的人记载说:“初二日，由新城前进，到三家店打尖，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又行十余里，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断，火车道烟火蔽天，询之路人，始知马家铺至高保店二百余里铁路，自二十九日烧起，火犹未息。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不食已三日矣。”
关于涿州的混乱局势下一节再说，这里先说说直隶义和拳活动在此期间出现的新特点。在从大刀会继承了“刀枪不入”的观念、从梅花拳接过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和名称、从鲁西北神拳那里吸收了“降神附体”的仪式后，直隶一带的义和拳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揭帖和八卦教痕迹。
义和拳在直隶传播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迅速聚集上千人，揭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揭帖，就相当与公开的传单和大字报，其中主要是宣传反洋仇外思想，为拳民们的反教反洋活动赢得正义性的支持。譬如最为著名的一个揭帖，当时贴在保定及临近各县: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全奉教，乃背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晴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亦怒，仙亦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叩头咒语学真言。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体把拳玩。
并发义，俱学拳，要平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扒电杆，紧接毁坏火轮船。
法兰西，心胆寒。英美俄德自消然。
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除了斥责洋人洋教之外，有些揭帖也借天神之名义斥责清政府，如以下这帖:
“我中华帝国以圣教著称于天下，诠释天理，教化人伦，文教所及，光照河山。孰料神州巨变，世风日衰败。五世一来，赃官委以重任，官府为卖官鬻爵者开，惟富者任职于朝中。科举形同虚设，举人秀才埋没于乡里，官位按银价而定。达官显宦，家缠万贯，皇帝垂涎。大小官吏，辗转盘剥，鱼肉百姓，劫掠民食，陷黎民于水火。……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一应俱全。贪官污吏，诡计多端，背离三纲，天良丧尽，无法无天。彼等系一丘之貉，目光所及惟不义之财。公理荡然无存，敲诈勒索之外，无所事事，讼案不胜枚举，衙门绝无公断，不行贿买，势必败诉，草芥子民，无处伸冤。……今天庭震怒，命诸神降世，不分尊卑，普查人间。罪魁乃当今皇帝，业已后断无人，断子绝孙。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言状，置寡妇孤孀哭声于不顾，毫无悔过从善之心。”
很显然，这段对清政府的**无能做了极为深刻的揭露，作者在痛斥完后，这才转入批判洋人洋教。看来，这个批判的次序选择是经过思考的。
除了宣传的帖子外，义和拳甚至还利用揭帖公开预告其行动，如“十五之夜烧教堂”之类；另外，当某地拳民首领进行反教活动需要支援的时候，也会向附近各地发出揭帖以召集拳民，比如前文所叙述的高洛村活动，后面在京津线上也有类似的活动。
更有意思的是，义和拳揭帖的最后大都有恐吓性的内容，以要求观看者将揭帖广为传播，比如使用这样的话语:“见单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此单不传，剿杀洋教时，必然受连累”。这种宣传策略，对义和拳观念乃至队伍的扩大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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