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把匈奴分为五部，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
原来匈奴五部中，四部在太原以南，只有北部在晋阳以北，被并州三大重镇晋阳、新兴、雁门包围。所以匈奴北部并未造反。表面上还归附晋朝。
杂胡一般是匈奴早期征服的部落，随匈奴进入山西。曹魏暗中鼓动这些部落**，并且对他们开放整个并州。杂胡部落随后才能散居山西各地。朝廷是不让匈奴五部随便迁移的。
晋阳地区稳定下来，刘琨就专心研究整个并州的形势。除了刘渊匈奴在晋阳西南的吕梁山区，几乎并州全境都有杂胡居住。晋阳、上党、乐平、常山有众多羯族，山西是除陕西以外，胡人最多的地方。
与刘渊对杂胡的争夺，成为刘琨在政治、军事上的主要任务。刘舆知道后大摇其头，赶紧给刘琨写了一封信：“听闻你已经安定晋阳，就应全力与匈奴作战。若怕人力不足，就应调来关外拓跋部助战。与刘渊争夺杂胡费时费力，实属本末倒置！朝廷派你去并州的核心目的是消灭刘渊。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应以最快速度消灭之。切记，切记！”
刘琨并没有听刘舆的建议。第一他不想借用外力，怕拓跋部成为第二个刘渊；第二。刘琨非常自信，自认为以并州汉人为主，再联合境内原有的其他胡人就能消灭刘渊。只是这样所用时间会稍长一些。
呜呼哀哉！刘琨在并州的前期战略大错特错。刘琨虽是本书主角。但是笔者并不想吹捧他。只希望尽可能真实的呈现那个时代。陆游“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不过笔者钦佩刘琨在社稷将倾之际，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笔者的笔名便提取自刘琨的诗句，已在网上用了十年。
大晋对于长城以南和以北的胡人是区别对待的。对于长城以南的胡众，大多三代以上就归顺朝廷。大晋基本上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子民，一般在山区放牧，将部落酋长看成低级别的士族。一般是叫他们的子弟来洛阳学习文化。当然不可避免的被人看作是“当人质”。所以胡人以部落为单位，游离于陕西、山西的山川、水域之间，管理比较松。州郡对他们基本上是清静无为。
这种政策的后果是明显的，胡人安定放牧，人口暴增。虽然人口还远不及农民，但是游牧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养活不了太多的人。使胡汉矛盾丛生。西晋后期，甘、陕、并三省约有近半是胡人。刘琨到并州时，并州全境汉人仅仅3万人。
一个地区如果能养活五百万农业人口，却很难养活一百万的游牧人口。
胡人众多还不算，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养马技术还得到升华。汉人有很高的饲养技术。胡汉杂居百年。都被胡人学会。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匹的‘去势’。还有在草料中加盐，中草药，马群的公母比。
我们对草原的印象，遍地是骏马。并不符合古代草原的实际情况。至少在金元之前。游牧社会养马并不多。所谓‘分吹草地现牛羊’。游牧主要的食物是羊。一般是超过五只羊才有一匹马。长城之内的胡人率先从汉人那里学到先进的养马技术，所以他们比关外的鲜卑更强大。比关外胡人先在中原建国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关内胡人学到的可不仅仅只是养马技术。他们更接受晋人的各种制度。
游牧社会每一次强大。都和养马技术的升华有很直接的关系。金元时期出现大规模的马群。一个骑兵要领三匹马出战。他们不是去欧洲征服谁，简直是去欧洲放牧。直到来复枪出现之后，骑兵才悲催了。
中原王朝一般设‘官马’机构。可是却无法保证足够数量的优良骑士。所以军队一直走步骑结合的道路。草原王朝前期用民马。既有战马又有骑士。翻翻历史，什么时候他们也设了‘官马’机构，就说明他们的军力开始坠落。到了后期，蒙古骑兵、八旗子弟也不太会骑马了。
并州散居大量杂胡，刘琨要治理好并州，不团结他们是不行的。可是团结杂胡，也会牺牲农民的利益。农民要拿出粮食来交换牛马、奴隶，农民的粮食也是不足的。
地主们也不可能要太多的牛羊，他们更多的要奴隶来扩大其生产。而奴隶们在游牧部落里以放马、放羊为主，在农家却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在汉民眼里农业劳动很正常，而胡人奴隶却认为受到了更大的“奴役”。
所以匈奴刘渊对胡人的口号就是“晋为无道，奴隶于我”，内迁胡人响应的很多。
我多次述及胡汉矛盾，无非是说胡汉矛盾是由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不兼容引起的。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胡人残暴，或是农民奴隶胡人。
胡人拿奴隶与汉人交换粮食，其中受伤最深的是羯人。因为羯人在胡人中最没有地位。
他们本来就是匈奴的奴隶对象，要交换，当然先交换他们。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后赵皇帝石勒就是羯族人。
晋朝对长城以北的胡人，管理比较严格，不仅有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如此的专门管理机构，还有辅相制度。
护羌校尉等是地方主官，对胡策略为“可安抚，则可抚；不可安抚，则击之。”
而辅相则是晋廷派去帮助胡人治理领地的官员，也起到监督作用。
曹魏时边防上有很多民屯。晋朝取消民屯，这些边民成为护羌校尉，辅相的直接力量。而大晋对关外胡人的管理，虽然较严格，但因为没有游牧和农耕杂居的问题，反而矛盾比较少。所以关外的拓跋族、慕容族、段氏在西晋存在时，都是与晋朝合作的。对晋朝给他们开放牧场也是心存感激的
钢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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