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峰的位置排在第四位，李冬梅仔细看看他分管的工作，却是看得怦然心动，她注意到张树峰的领导分工里有教育工作，这即是说全县的教育事务他自然可以说了算。
想到这里，李冬梅的思想一下活跃起来：何不去求一下张树峰呢，或许自恺的事情就可以云开见日了。
这个想法来得极快，李冬梅没再怎么思索，便拿起手机，找到了自己在大年初一的晚上存储的那个“张县长”。
直接打过电话去吗，冬梅却有些犹豫了：人家毕竟是县级的领导，直截了当打个电话过去，是不是有些鲁莽。想想又把手机放到了办公桌上。
那要怎样联系这个铮亮脑门的副县长呢？
李冬梅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趟，决定还是发去一条短信吧，如果他给自己回了，那就说明事情会有眉目，如果他对自己拒绝或者不理睬，那就当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李冬梅拿过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草拟了十几条短信内容，最终选中了一条简单明了的：张县长您好，我是李冬梅，我想有事相求，您能帮忙吗？
大拇指一按，编辑好的短信就飞出去了。
发完短信，冬梅便将自己的手机放到跟前，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唯恐漏过了来电或者复信。
然而，十几分钟过去，手机依然安安静静地躺在桌子上，不见任何回应。
李冬梅给自己定了一个可以等待的时间段：再过半个小时，如果没有张树峰的回音，那就将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从大脑中删除。
这样的想法刚过，手机却叮铃铃地响起来，李冬梅的心里一阵紧张，她猜测会是张树峰的电话吗，然而更担心他会在电话里向自己一口拒绝。
电话是丈夫陈自恺打来的：“冬梅，今天中午我不回家吃饭了。”
“你不是被停课了吗，中午还有什么工作需要加班吗？”
“教务主任通知我，要我在明天的教职工大会上做月兑稿检讨，我刚才演习了一遍，教务主任和分管的副校长都听得很不满，我想在中午时间，趁着办公室里没人的机会抓紧练练。”
“什么？又对你提这样过分的要求，你们领导凭什么这么苛刻，这可是自由民/主的二十一世纪，他们以为是上世纪文/革的时候随便整人呢。”李冬梅听着丈夫的话，心里便来气，又说：“你就别练，他们嫌弃你检讨得不好，那去找别人啊，干么赖着我们。”
“你就别掺和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忍忍就过去了。”丈夫那边说得低声下气。
冬梅说的仍不解气：“你也别刻意去忍，该爆发的时候，就像个爷们一样爆发出来，我不是说过吗，大不了你辞职算了，我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够养活你们爷俩了。”
丈夫那边接连答应几声，把电话挂了。
李冬梅接完丈夫的电话，就翻看手机里是否有新来的短信，然而结果令她感到失望。